《孟子.告子下》有名言如下：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此句意思是：所以上天将要安排重大使命在某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内心受到煎熬,使他的筋骨受尽劳累,使他经受感受饥饿,使他身体空虚,使他做事错乱不如意，从而使他心理承受震动、性格变得坚韧,增加他所缺少的才干。 这句话经常用被处于逆境之中的有志之志自勉自励。近读《左传》，综合书中众多具有流亡经历的国君形象，对这句名言有深切体会。 《左传》记载有一百余次的宫廷争斗，胜利者固然踏着血与火攫取了权力，也有一批王公贵胄、世族子弟却倒在政治冲突的血泊中，而另一批世族子弟仓皇逃命踏上流亡他乡的道路，忍辱负重，最终登上大宝之位，在春秋政治舞台上留下烂灿身姿。 在《左传》记述的流亡者名单里：有王子带、王子朝等因为发动动乱而逃亡的王子；有陈太子完、齐公子小白、晋公子重耳等仓促逃难的公子；有郑昭公、郑厉公、鲁昭公、卫庄公、卫出公、鲁哀公等失去邦国的诸侯；更有郤缺、士会、栾盈、伍子胥、白公胜等贵族士大夫；甚至于威风赫赫的周天子中的周惠王、周襄王、周悼王、周敬王都有短暂的亡命他乡经历。 《左传》记载的重大流亡事件，几乎都发生在有着深厚血缘联系的宗族成员之间。如齐襄公立，公子小白与公子纠或奔莒或奔鲁。 晋国骊姬之乱，太子申生自尽身亡，公子重耳、夷吾等各自逃散，亡命天涯。 郑庄公去世后，郑国陷入以太子忽与公子突为主的君位之争，诸公子你方唱罢我登场，前后二十余年，他们之间却是兄弟关系。 更有甚者，卫庄公与卫出公之争，出公执政，庄公流亡，庄公复归，出公奔走，而庄公与出公竟然是父子关系。流亡者有着一般的士大夫所不曾有的经历，忽而政治巅峰，忽而苦难深渊，人生的起伏之间更容易让他们体味政治与社会的本质。 齐桓公像 如春秋时期最著名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都有长时间的流亡历史，齐桓、晋文之所以在春秋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和他们流亡中丰富而坎坷的人生历练密不可分。《左传》对齐桓公三年流亡经历虽然只是轻轻带过，却也为齐桓公后来的政治作为做了铺垫。而对晋公子重耳的十九年流亡历史则浓墨重彩地描写出来，勾勒了晋文公从一个锦衣玉食的公子到大有作为的政治家的成长历程。晋公子重耳流亡之初，他在狄盘桓十二年，沉醉于与季隗的爱恋之中。到齐国则安于舒适的生活，不肯离开，还是深明大义的齐姜与子犯“醉而遣之”。一路的波折坎坷渐渐让重耳成熟起来，回国之后迅速让晋国安定下来，城濮之战，一战而霸；践土之盟，威风天下，决定了整个春秋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重耳成为政治流亡者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人物。春秋时期群星闪耀，英雄辈出，而政治流亡者的陈公子完知礼好古、文质彬彬，晋士会的智慧从容、大略雄才，鲁昭公的任性固执、诚恳仁慈，以及伍子胥的刚直不阿、急切狂狷等，活跃在充满新人文精神的历史舞台上，是春秋时期最有影响、最具光彩的形象。 春秋的政治流亡者固然有齐桓公、晋文公等这样历经苦难重返故国威震天下的霸主形象，但对于绝大多数流亡者而言，往往是终不得返回故国的悲剧下场。如悲剧流物人物的代表伍子胥，家族遭费无极谗言，致使父亲伍奢、兄长伍尚接连被杀，伍子胥流亡吴国，遂以灭楚复仇为己任。虽然在他的策动下，吴国攻入郢都，子胥一家沉冤得报，但他最后在吴国却又遭太宰嚭等人的猜忌，眼睁睁看着越国崛起而无可奈何，最终自尽身亡。伍子胥身上确实有刚正坚毅决不屈服的英雄气魄，但他的一生还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悲剧组成，他的命运是以悲剧开始，也以悲剧结尾。 鲁昭公是流亡君主的代表。尽管他身上有作为政治家的稚嫩和不成熟，但是在面对三桓对鲁国公室的欺凌，他还是奋起反击，只是他少了一点幸运，在最后的时刻让三桓反败为胜，开始了流亡生活，终致客死他乡。《左传》对昭公的命运是同情的，因此最后描写了鲁昭公三十一年的冬季，昭公重病弥留，临死前还将自己随身的简单物品一一送给随臣，这使得整个故事笼罩在一种悲凉的气氛里。 除却政治人物之外，《左传》中也记叙有孔子的流亡。孔氏家族本来是流亡家族，公元前710 年宋华督父进攻孔氏家族并弑宋殇公，孔子祖先亡命鲁国，孔子至死都不忘记自己流亡者后裔的身份。孔子自身也经历从鲁定公十三年（前497）到鲁哀公十一年（前484）长达十三年的流浪生涯。从五十四岁到六十七岁，正是孔子思想最成熟的时候，可以肯定流亡经历对孔子思想的催生作用。 综上，春秋时期的政治风云人物和伟大的思想家，频频于流亡者中产生，似乎恰恰证明孟子名句“天将降大任…”的合理性，小编大胆料想，孟子生前定是熟读过《左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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