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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诗坛上声势浩大的西昆体过于追求诗歌的形式美，雕润密丽、辞藻华丽，思想内容却很贫乏，脱离社会现实，缺乏真情实感。欧阳修等人发起诗文革新运动，文以载道，力矫西昆体的弊端。到王安石，更加注重诗歌的实用性，并且能自成一格。 王安石的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善于用典，风格遒劲，也有一些情韵深婉的作品。作为诗人的王安石，在不经意间，收获了一个铁杆粉丝——黄庭坚。 黄庭坚，宋代诗坛大家，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为江西诗派之宗，对有宋诗坛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而从王安石的诗歌作品来看，表现出对江西诗派不可磨灭的影响，是江西诗派的先声。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曾说：“荆公之诗，实导江西派之先河，而开有宋一代之风气。”同时代的刘辰翁更认为：“江西非无半山老，似是别宗”，突出地说明了王安石对江西诗派的重大影响。（荆公指的是王安石；半山，即王安石的号。） 王安石比黄庭坚大二十四岁，由于两人在政治上的立场不同，私下少有密切往来。但是这并不妨碍黄庭坚在文学上对王安石的肯定。 当然，在黄庭坚眼中，王安石的形象也是带有“粉丝滤镜”的——黄庭坚对王安石其人和其诗评价都很高。叶适在《石林燕语》中对王安石有一段刻薄的评价：“荆公性不修饰，经岁不洗沫，衣服虽敝，亦不烷灌”，黄庭坚则认为“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 当王安石因为《明妃曲》中“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二句备受非议，被时人曲解有对当朝的不满，还是黄庭坚挺身而出，在跋此诗时赞曰：“词意深尽，无遗恨矣！” 而王安石对黄庭坚也很看重，从王安石的《跋黄鲁直画》中就可以看出二人密切的文学因缘和亦师亦友的关系。 黄庭坚极力推崇爱豆王安石的诗歌，“荆公之诗，暮年方妙。”又说：“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咏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这两句话见于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引黄的话。当然，陈师道也是江西诗派领军人物之一，他自己称赞王安石“暮年诗益工”。可以看出在黄庭坚的“鼓吹”下，江西诗派中不少人也粉上了王安石。） 在诗歌创作上，黄庭坚对王安石的诗作如《书山石辞》《西太一宫壁》等多有唱和。但是，这还不够。资深迷弟黄庭坚有更大的志向：他要从偶像王安石的诗歌提取出理论性系统性的创作论，并且还要形成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王安石的诗歌自成一体，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称为“荆公体”，对后代诗歌创作有诸多影响。最不能忽视的，也是最直接的莫过于对江西诗派的影响。 简要介绍一下江西诗派：
黄庭坚提出的作诗方法“夺胎换骨”“点铁成金”，被视为江西诗派创作指导纲领。 所谓“夺胎换骨”就是说：“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夺胎”就是采用前人的诗句或造句格式加以发展，使之更加深刻；“换骨”就是保留前人的诗意而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表达。（后人引用该说法通常根据的是惠洪《冷斋夜话》中的转述。）简单来说，这是黄庭坚提倡的所谓“以故为新”，在前人作品基础上翻新出奇。 “夺胎换骨”这种作诗方法其实在王安石诗歌中早已纯熟地运用。黄庭坚在列举运用夺胎换骨的诗歌时，就提及王安石的《过外弟饮》：“一自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与尘埃。不知乌石冈边路，至老相寻得几回。”首句“一日君家把酒杯”，化用唐人秦韬玉诗：“青门春色一花开，长到花时把酒杯”；末句“到老相寻得几回”化用的是唐人戴叔伦诗：“自此留君醉，相欢得几回”。【该段在《王荆公诗李壁注》中有记载，其中“青门春色一花开，长到花时把酒杯”也有人认为是唐人罗邺所作而非秦韬玉，这里不做过多纠结。】 作为江西诗派的重要成员之一，徐俯明确将王安石诗歌创作手法定位为“夺胎换骨”。《艇斋诗话》中记载有：“东湖言：荆公《画虎行》用老杜《画鹘行》，夺胎换骨。”（东湖即徐府的号） “点铁成金”首见于黄氏写给外甥的一封信《答洪驹父书》。黄庭坚在信中批评驹父读书少，教诲他要多读古人的书，因为多读书才能写出好文章。由此指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他认为杜甫写诗，韩愈作文，字字都有来历。后人读书少，便以为杜甫、韩愈自创的那些精妙语辞。真正会写文章的人，能够海纳百川，陶冶万物，即使是将古人的陈旧言辞置于文章，也能有如拥有灵丹妙药，点化出新鲜的诗意。简单来说：古人有知名或不知名的成句，拿来用用，经自己的手指点化，注入自己的思想，陈词滥调由此“成金”。（这种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洗稿”操作方式，历来遭到很多非议。不过，今天暂且不讨论这么多。）乍一看，“点铁成金”和“夺胎换骨”的操作好像差不多……嗯，没错…… 黄氏的诗论，散见于他的书札、序文、题跋以及当时或后世的诗话、笔记中，多个版本略有出入。这里，我主要参考的是莫砺锋老师的研究结果，“点铁成金”多半是可以与“脱胎换骨”当作一个概念来讨论。（莫砺锋《黄庭坚“夺胎换骨”论》）当然，也有人把“点铁成金”视为“夺胎换骨”的一种具体实践方式。 王安石的一些名句实际上是由前人诗句点化而来。《登飞来峰》中“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二句，化用的是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最后两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浮云给李白的感觉是愁，而王安石却不畏浮云、再攀高峰；黄庭坚《题大云仓达观台》中“不只眼界阔多少，白鸟去尽青天回”化用的是李白诗“青天尽处没孤鸿”，李白描写的是孤鸿远飞的状态，黄庭坚则巧妙地融入一种宽广的情怀。【当然，这和上面红色字体那段是类似的，不再多举例子了。】像王安石、黄庭坚的这类化用，即便不能说是青出于蓝，也是别有一番韵味，正是所谓“以故为新”。 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批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然而这三点却也概括了以江西诗派为代表的宋诗的共同特点。这三个特点也是始备于王安石而极于苏轼、黄庭坚。 以议论为诗。王安石诗中的议论很多。他有政论诗，如《河北民》《兼并》《自沟行》等，皆针砭时弊，具有卓见；他的咏史诗，如《商秧》《贾生》《张良》等，能够结合自己的体验对历史人物重新评价。像《明妃曲》中说：“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更是惊世骇俗，言人之所不敢言。 以文字为诗。王安石诗歌创作讲究造句用字。王安石在文字方面有过深入的研究。他编有《字说》，从字面意思讲，这是一本“说字”的书，现散佚大半。他的诗中甚至常出现难字奇字，或用字的非常用义。 王安石作诗对字词的琢磨很有追求：《冷斋夜话》记载，荆公的“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暝与黄昏”，被山谷称为句中眼。“转”与“分”二字用得恰到好处，这样的做法与江西诗派“炼字”的追求是契合的。 王安石作诗爱改字。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纯粹改他人之诗。他改过前代杜甫、韩愈、杜荀鹤等人的诗，本朝又改过道潜、刘攽、王钦臣等人的诗。宋人陈善《扪虱新话》载：“王仲至（仲至即王钦臣的字）试馆职诗云：‘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公又改为‘奏赋长杨罢’，云如此语健。此亦是一癖。”王安石的改动，令此诗别有一番格调。 二是改他人诗为己用。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五曰：
王安石编选《唐百家诗选》，喜爱唐代王驾《晴景》一诗，全诗略改几字，则别出新意，浑然天成。 三是雕琢自己作品。王安石作诗要求精严，改字现象极其常见。最为人熟知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其中“绿”字经过多次修改乃成，最初为“到”，后改为“过”，又改作“为”，复改为“满”，据载总共改了十几个字，最后才定为了“绿”。 他的这种多次改动，甚至造成他自己的诗集中出现两种不同版本。叶适《石林诗话》载：
当然，这种对于诗字的执着同样体现在苏轼与黄庭坚的创作中，这点发展到江西诗派，就越发体系化与模式化。这就是后话了，暂且按下不表。（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最近的文章应该都是聊宋诗的，后续会讨论江西诗派弊病，关注我哦~） 以才学为诗。王安石博极群书，喜欢用典，甚至喜欢用僻典。王安石的用典，还在于对偶式使用，《石林诗话》中记载：
“一水护田将绿去，两山排闼送青来”中的“护田”出自《汉书·西域传序》：“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 “排闼”见《汉书·樊哙传》：“高帝尝病，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哙乃排闼直入。”这就形成了“以史对史”。 【而“周颙宅在阿兰若，娄约身随窣堵波”中“阿兰若”是指佛教用语重禅修的寂静处，“窣堵坡”意为佛塔。正所谓“以梵语对梵语”。】 “护田”、“排闼”出典虽较生僻，但用到此诗中却恰当地突出了山水的形象，即便是不了解典故的人，对诗意的理解和欣赏也不会有障碍。 钱钟书先生《宋诗选注》论王安石说，只要他想“以故事记实事”，他都能办得到。宋诗多喜用典，黄庭坚用典多而广，又很巧，并屡劝人多读书，估计也是受了王安石的影响。 当然，其实沉溺于用典，“资书以为诗”，脱离生活，并不是作诗的正道。王安石有不少诗歌都存在这个弊病，江西诗派中诗人的创作同样有这方面有不足之处。 虽然黄庭坚被认为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但在诗歌创作方面王安石对黄庭坚影响更大。清代刘熙载点明了王安石与江西诗派的密切关系：“半山文瘦硬通神，此是江西本色，可合黄山谷诗派观之。”（刘熙载《艺概》）啧啧，这才是最高级的追星啊，黄庭坚诗歌受王安石影响，并形成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江西诗派中人以及其他当时、后世的追随者都把黄氏奉为可参考的对象。 由唐入宋再到自成一家，这一转变过程中，王安石堪称重要的关键人物。恰如杨万里在《读唐人及半山诗》中说：“不分唐人与半山，无端横欲割诗坛。半山便遣能参透，犹有唐人是一关。”王安石在宋诗方面的不断探索，被黄庭坚与江西诗派敏锐捕捉并加以接受；他在诗歌方面的大胆实践，为其后诗人提供了可操作的借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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