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对封建科举制度的讽刺，人们会很容易想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所谓“儒林”，指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的圈子；而“外史”一词足以窥见吴敬梓在写这部小说时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儒林外史》中所写的故事以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为核心，进而涉及对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的反映，从而揭露、讽刺科举制度给读书人乃至对于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 那么，当时的科举制度真的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吗？科举制度是否被吴敬梓妖魔化了？下面，笔者结合史实聊聊《儒林外史》中对科举制度的抨击是否言过其实。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科举考试的详细情况，科举制度在创立初期是统治者稳固政权的一种手段。此时应来个“名场面”作例证：唐太宗李世民在五凤楼上看到士人从科考考场上鱼贯而入、鱼贯而出，就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这里的“彀”就是圈套的意思。唐太宗之所以说有才能的人都进入了他的机关中，道理很浅显——人人都挤破脑袋想通过科考从而走上追名逐利的路子，那么就很少有人花心思谋反了。 实事求是地说，科考绝非仅仅具有这样的作用，它还有更大的益处。隋唐以前的选官制度，无论是九品中正还是察举推荐其实说到底无非还是看重“门第”。出身低微，想要出人头地、想要做官是非常困难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左思在《咏史》中发出这样的感慨：他那棵高大涧底松终究要被山顶的径寸之苗遮挡。而科举制度的出现无疑给中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很大的希望与机会。 除此之外，科举制度对于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也产生过积极影响。同样以唐代为例，唐代的科考内容中除了考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把握以及对于治理社会的见解之外，还有对“才分”的考察，也就是要看写诗作赋的能力。不难看出，这样的制度和唐诗的繁荣是有紧密联系的。另外，在考试之前，士子们可以拿自己的诗文献给名公巨卿看，叫做“行卷”，隔数日后继续推荐自己的作品叫做“温卷”。“行卷”“温卷”体裁不限，传奇小说也逐渐成为“行卷”“温卷”的重要形式，唐传奇的发展与兴盛同样和科举制度脱不开关系。  但是这样的制度沿用、发展了几百年后逐渐出现了一些弊端，特别是到明清时期，出现了“八股文”作为科举考试的考察形式。“八股文”在内容上要求读书人从“四书五经”中取材，从而“代圣人言”；而格式上则要严格按照“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成对写作，并且要分别对应“破题、承题、起讲、入手”。如此严格的写作程式，其初衷是让考试更加规范化，同时最大程度降低阅卷人的好恶。但是，我们也可以相见：这样的“规范”，也最大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东西——个人的风格、灵动的想法等，也就是会导致人们常说的“思维僵化”。更要命的是，正如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借王冕之口说：“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八股导致不少读书人异化。 且看：无数知识分子把生命耗在八股制义中，久而久之，他们知识匮乏。比如范进就以为苏东坡和他是同时期的人，说苏东坡文章不好，当然不能被录取；而长期执迷于科考中，甚至会让许多读书人神魂颠倒，精神萎靡，周进和范进就是很好的典型：周进科考考了好多年，几乎要发疯，后来乡邻给他捐了个监生，而后他心情大好，考试就非常顺利。终于媳妇熬成婆的周进对有相似命运的范进惺惺相惜，给范进的试卷判了第一名，没想到范进刚听到这样的消息却疯了。 周进、范进的经历虽然可笑，但毕竟人畜无害。有一些读书人长期在这种追名逐利的环境中逐渐丧失了作为人基本的良心，比如匡超人就是由正直淳朴的少年逐渐耳濡目染变成一个虚伪、撒谎成瘾的利己主义者；即便是身居高位，活得不错的读书人，要么鱼肉乡里，要么附庸风雅、夸夸其谈。前者如严贡生，问没有借过钱的人收利息，收不来就把人家中的驴和米带走；后者如杜慎卿，结交地位不如自己的人只为衬托出自己的“高雅”。 尽管我们知道小说的情节肯定是带有虚构成分的，但是其中的本事却是很真实的存在。《儒林外史》中的儒林群丑的各种窘态，其实都有一定的现实依据，吴敬梓并没有妖魔化科举制度，是科举制度妖魔化了很多读书人。正如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王子安》中借异史氏之口说：秀才入闱，有七似焉……丐…囚…秋末冷蜂…笼之病鸟…被絷之猱…饵毒之蝇…破卵之鸠。”也就是说啊，参加科举的那些读书人，像乞丐、像囚犯、像秋末即将冻死的蜜蜂、像笼中病鸟、像被捆着的猴子、像服了毒的苍蝇、像压破卵的鸠鸟。各种狼狈的样子是他们在科考各个阶段中的状态。  八股制义科举考试笼罩下的社会氛围使得“一代文人有厄”，在这群各种病态儒士中，难道就真的没有真儒存在吗？还是有的，如小说开头出现的王冕（就是那个在小学课本和连环画中画荷花的王冕），他不慕名利、隐居山林；再如杜少卿，似乎是以作者自身为原型塑造出的一个人物，他对科考全然不感兴趣，并且为人慷慨、乐于助人、尊重女性。但是，这为数不多的真儒，对于昏聩的儒林现状是很难起到改变作用的。不然，那泰伯祠何以会倒塌？ 那么，读书人真的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读书人应该怎样是怎样的存在？在小说结尾部分，吴敬梓塑造了四位市井奇人。做裁缝的荆元、卖火之筒的王太、在寺庙安神的季遐年、开茶馆的盖宽，他们分别擅长琴、棋、书、画，表明他们的读书人的身份。这些靠经商等自由职业为生的文化人，是“在野的儒者”。他们多才多艺、自食其力、安贫乐道，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率性而为，似有魏晋之余风。这是作者的理想转移，也似乎是给新一代读书人指明的道路。 更多有趣的内容 请戳一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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