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主要人物分析

篇一

儒林外史中的“美与丑”  《儒林外史》作为中国十八世纪一幅全景的风俗画，在讲述知识分子人生的同时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因其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揭露，一直以来都被人们称为“讽刺之书”。但是，《儒林外史》的成就绝不仅仅在于它的讽刺性，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都体现了高超的艺术。 

一、巨大画卷中的人物呈现方式    

人物众多是《儒林外史》的一个鲜明特征，在整部书中，吴敬梓写到了大大小小近三百个人物，但却并未给人凌乱之感。究其原因，小说结构上的独特性可谓非常重要的一点。它一反以前的长篇小说形式，没有贯穿首尾的主干，“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以“单点突出，定向发展”的方式呈现人物。与这种结构相对应的，书中的人物性格也并非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而是由单一到复杂，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步展开的。   

二、典型人物的形象分析    

《儒林外史》中出现了大量的人物，他们大都各具特色，个性鲜明，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如此庞杂的人物，吴敬梓既写到了令人敬佩的理想人士，也写到了令人厌恶的乡野小人。闲斋老人将这些人物分成了四类：“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而在我们现在看来，书中的主要人物也大致不过此四类。    

1.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    

《儒林外史》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世界，他们大都渴望自己能够拥有更多的知识。然而，有些人是想通过知识来武装自己，另一些人则更多的是想通过这种方式给自己带来功名富贵。在儒林中，有的将自己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了科举考试，比如：周进、范进。有的将科举考试看作士人的唯一出路，比如：马纯上、赵雪斋。还有的自己在科举考试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所以也想让其他人继续走科举之路，比如：鲁编修、高翰林。更有自己一无所知而冒充别人、霸占别人成果的牛浦郎。 

 周进的一生可谓是一出悲喜剧。在没有功名之前，他遭到了秀才梅玖的三次嘲弄，受到了王慧的侮辱和百姓的歧视，他的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委屈与不满。于是在看到自己期盼已久又从未见过的地方时，他痛哭发泄内心的不快。终于，有人为他的悲惨经历而动容，凑足二百两银子为其捐了一个“监进场”。而在此之后，周进一路高升，可谓达到了人生的巅峰。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前面的嘲弄相对应的，在周进高中之后，梅玖又来冒充周进的门生，这一前一后的转变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2.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   

 功名富贵对某些读书人来说可谓是终极目标，他们终其一生，不断奋斗，就是为了名利双收。但在获得了功名富贵之后，有的却变的看不起他人，比如：夏总甲、王慧、梅玖。有的思想完全改变，比如：匡超人。还有的则倚仗着功名富贵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比如：杜慎卿。    

匡超人的转变不能不让人感到惋惜。一开始的他善良孝顺，侍奉父母极尽心力，让人暗觉惭愧。可渐渐地随着名声的增大与功名的取得，他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前期在他靠卜卦为生的时候，马纯上给了他很大的帮助，而他也觉得其很有文采。可后来在听了别人的对话之后，他对马纯上的评价却急剧转变，说他“理法有余，才气不足”。这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善变。而他对妻子的态度变化以及间接地导致妻子死亡又都让人感到十分憎恶。这时候的他已由原来的淳朴善良变得不可理喻了。    

3.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   

从科举制开始实行，读书—考试—考中—做官就被看作读书人出人头地的重要途径。然而，也有人摒弃了此种方式，代之以更简捷的方式实现目标。历史上所出现的“终南捷径”便是一例。他们有些名气后宣布在较近的终南山归隐，以此来得到皇帝的征用。与此相类似地，《儒林外史》中的杨执中和权勿用等人也可看作一心渴望功名，却又假托无意于此的代表。    杨执中通过在市井中讲时事赢得了一定声望，从而得到了娄家公子的多次拜访，并以之为民间的贤人。可是作为读者的我们却看得清清楚楚，他并不具备如此大才。权勿用更是可笑，他听了杨执中的话立志隐居，却常以“你我原是一个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分什么彼此”来骗吃骗喝，让人无比厌恶。    

4.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者    

真正的归隐是一种心灵的恬淡，是陶渊明笔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心境。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除了描写令人厌恶的丑恶嘴脸，也写到了令人敬佩的理想之士。他们才华横溢、品格高尚，却又不慕荣华富贵，是文人的楷模。书中所刻画的这类人物谈不上多，却也足以令人为之钦佩。比如：王冕、鲍文卿、杜少卿、庄绍光、虞育德，他们思想行为相似而又各具特色。   

 杜少卿是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着重刻画的一个人物，这也是作者本身的一个象征。他一出场就给人一种视金钱如粪土的感觉，把功名富贵看得十分淡泊，令人敬佩。后来他对娄老伯的态度和对王知县态度的转变更让我们觉得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人。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很多人都还在娶妾。可杜少卿却对此有自己的认识：“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他的这种思想的确令人震撼。   

在《儒林外史》中，单独被描写的女性并不多。仔细读来，也无非就只有沈琼枝令人印象深刻。她逃婚、在南京自力更生、追求独立的人格，这一切都与追求名利的鲁编修之女和死守贞洁的王玉辉之女形成了鲜明的对此。

篇二

1、王冕

王冕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作者据此进行了改编。王冕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小说的人物塑造上，他奠定了作者理想人物的基本特点，正如回目所说“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王冕作为一个士人作为一个“名流”，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国士人的精神。

2、周进

周进原本是个教书先生，对科举考试极为热衷，可惜到了花甲之年，却连个秀才都没考中。有一回，他和姐夫来到省城开科取士的考场贡院，触景生情，伤心欲绝，竟一头撞到木板上，晕了过去。醒来以后，他满心悲怆无法排解，索性嚎啕大哭，满地打滚。这一幕被几个商人见到了，他们出于怜悯，凑钱帮这个可怜的老头儿捐了个监生。周进欣喜不已，向他们叩头谢恩。后来，借着监生的身份，他居然中了举人，接着又中了进士，到广东为官。

3、范进

范进时年五十余岁，连秀才都没考中，家中穷困不堪，他腊月还穿着单衣，冻得他直打哆嗦，广东虽然气候温暖，但腊月时节温度也不高。周进见到他，便想起了自己当年的惨状，在惺惺相惜之下，将他录取为秀才，后来又将他录取为举人，因此上演了一出“范进中举”的癫狂闹剧。

4、严致和

严致和即严监生，清雍正朝规定，秀才中凛生，凛生被选入国子学称贡生，次于凛生、凛生选入国子学成为监生，而且当时一些未能入府、州、县学而欲考举人者，可以出资捐一监生资格参加乡试，或直接出钱捐一监生，此种情况统称之为捐建或者例监。严监生就是书没读过太多，他这个监生也是花钱捐来的监生。他最被人熟知的桥段莫过于临死前那两根放不下去的手指了，几个侄儿以及奶妈怎么也猜不中严监生到底说的是什么，而赵氏一语道破，原来是灯中有两茎灯草，严监生怕它费油才使得严监生难以合眼，待赵氏挑去一根，严监生便一口咽了气。

5、严致中

严致中是一个贡生，经考选等方式进入设于京师的国子学以后就称为贡生。这类人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严贡生也是因为自己是个贡生而瞧不起自己的胞弟严监生，入监者一般要求“学行端庄，文理悠长”，但是在作者笔下的严贡生却恰恰相反，是一个十足的衣冠禽兽。严贡生的第一次出场是在第四回中，范进在服丧期被张静斋劝说一同前去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刚到高要县坐定准备喝些茶水，严贡生便进来搭汕，当得知二人是要去拜见汤知县时，便开始称自己与汤知县是老相熟，又编造了一段与汤知县相遇的故事，还夸赞汤知县的为人，只是为了显现对汤知县的了解。

6、匡超人

匡超人，原名匡迥，号超人，温州府乐清县人。小说在匡超人的行为描写中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表现质朴孝顺的匡超人，二是表现泯灭人性的匡超人。他本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少年，为人乖巧、做事勤快，其对父亲的一片孝思，亦令人感动、小说最初对匡超人的行为描写是表现他纯朴孝顺的一面。

在流落他乡时，他受社会影响逐步发生了变化。在杭州，匡超人遇到了马二先生，并受马二先生的影响，把科举作为人生的唯一出路，考上秀才后，又受一群斗方名士的“培养”，以名士自居，以此作为追名逐利的手段。社会给他这样的道路，他巧妙周旋其间，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钻取功名，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

7、沈琼枝

        沈琼枝是教书先生沈大年的女儿，遵父命嫁给盐商宋为富为妻。但到了盐商宋为富府上之后，才知道是一场骗局，盐商宋为富原来是娶沈琼枝为妾。琼枝父状告宋为富，宋重金贿赂知县，把沈大年押回常州。沈琼枝带着金银细软独自去往南京，开始了她新的独立生活。儒林外史典型人物

篇三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性作品，描写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小说之所以几百年来备受人们称道，与它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取得的思想、艺术成就不无关系。小说以描写各类典型人物为其主要特色，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的描写，很好的体现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大致有如下几种类型：

　　一、腐儒的典型——周进、范进

　　读过《儒林外史》的人，总也忘不了书中的周进、范进这两个人物，他们是作者在第二、三回中分别着力塑造的两个年纪老大而没有考中科举的可怜虫，这是两个腐儒的典型。二人在中举之前都是很穷困的，受尽别人的白眼和嘲讽。

　　周进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依靠在村子里私塾中教书糊口，以后随姐夫经商记帐，在贡院参观时，“周进看着号板，又是一头撞将去。这回不死了，放声大哭起来：'众人劝着不住。金有余道：你看，这不是疯了吗?好好到贡院来耍，你家又不是死了人，为甚么这号啕痛苦是的?’周进也听不见，只管扶着号板哭个不住。一号哭过，又哭到二号、三号，满地打滚，哭了又哭，哭的众人心里都凄惨起来。金有余见不是事，同行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的脖子。他哪里肯起来，哭了一阵又是一阵，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后来商人们答应为他捐一个监生进场，他就破涕为笑，趴到地上磕头，表示要变驴变马来报答他们。

　　范进也是一个连考二十余次不取的老童生，他是一个从二十岁考到五十四岁才中举，而心理惨遭巨大摧残的典型人物。他在生活中受尽凌辱，他要去考试，岳父胡屠户骂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听到中举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欢喜得发了疯。直到挨了胡屠户的耳光之后才清醒过来。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从此可以升官发财，他怎能不欣喜若狂，以致神经错乱呢。

　　从这两个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对文人的毒害之深。它深深的腐蚀着文士的心灵，使一些文人因迷恋举业而完全被动地失去了自我。作者以其悲愤和辛酸的笔触，写出了他们在人格意识方面的扭曲与堕落。

　　二、贪官污吏的典型——汤奉、王惠

　　如果可怜的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便可以名正言顺的踏入仕途。而那些原本可怜的读书人一旦做了官，很快便会成为贪官污吏。其中汤奉和王惠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

　　书中这样描绘汤知县：“次日早堂，头一起带进来的是一个偷鸡的积贼，知县怒道：'你这奴才，在我手里犯过几次，总不改业，打也不怕，今日如何是好?’因取过朱笔来，在他脸上写了'偷鸡贼’三个字：取一面枷枷了，把他偷的鸡，头向后，尾向前，捆在他头上，枷了出去。才出得县门，那鸡屁股里喇的一声，屙出一泡稀屎来，从额颅上淌到鼻子上，胡子粘成一片，滴到枷上。两边看的人多笑。第二起叫将老师父上来，大骂一顿'大胆狗奴’，重责三十板，取一面大枷，把那五十斤牛肉都堆在枷上，脸和颈子箍得紧紧的，只剩的两个眼睛，在县前示众。天气又热，枷到第二日，牛肉生蛆，第三日，呜呼死了。”

　　南昌太守王惠，也是一个贪官的典型。他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通例，他一到任，衙门里就满是“戥子声，算盘声，银子声，衙役百姓一个个被他打得魂飞魄散，合城的人，无一个不知道太守的厉害，睡梦里也是怕的。”

　　这些官吏就凭借科举得意，升官发财，作威作福;而贪狠、蛮横则成了他们的共同特征。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科举制度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整个封建官吏政治的腐败不堪。

　　三、八股迷的典型——马静、鲁编修

　　科举既然成了读书人猎取功名富贵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于是无数的封建文人，孜孜不倦地钻研八股文，其中最虔诚的八股制艺信徒当属马静和鲁编修了。

　　《儒林外史》中塑造的马二先生，是一个为举业而耗尽终生的受害者，但他始终把举业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他甚至迷信八股到这样的程度，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在春秋的时候，那时用'扬言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马二先生是一个出入考场二十四载，依然以“生员”终身的白丁，但他仍执着的做举业的热衷鼓吹者，他“劝导”匡超人说：“古语说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什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这不仅写出了马二先生之流受害而不自觉，而且也点出了他们不自觉的原因，正在于举业是他们能做官的唯一途径，这就触及了封建社会的根本弊端：以腐朽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的不合理性。

　　另一个八股迷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 鲁编修已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得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使。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城，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还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返舍，料理些家务，再作道理。”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画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四、正面典型——王冕、杜少卿

　　《儒林外史》中不仅有对儒林丑类的揭露和讽刺，而且有对正面人物的肯定和歌颂。作者肯定的最多的是那些不慕功名利禄的知识分子，王冕和杜少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作者在第一回中塑造了元末诗人王冕的形象来“敷陈大义”，“隐括全文”，并作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标准。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不精通;而又安于贫贱，以卖画为生，不与权贵相与，作者通过他的嘴，抨击了科举制度，“这个法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在作者看来，文士们只有像王冕那样讲求“文行出处”，才能免于“功名富贵”的牢笼，堪称“品地最上一层。”这在当时是有一定的批判意义的。

　　正面人物杜少卿是以作者本人为原型写成的，他不热衷功名，反对八股科举，不愿做官，被视为“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在他身上蔑视科举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说“这学里的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这对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制度是嘲讽，也是批判。

　　他敢于怀疑权威，对儒家经典的解释者朱熹提出大胆的挑战。他说“朱文公解经，自是一说，也是要后人与诸儒参看。而今丢了诸儒，只依朱注，这是后人固陋，与朱子不相干。”这其实是对钦定的理论标准“朱注”的否定，也是对朱熹这一权威的否定。

　　杜少卿轻视礼教，反对歧视妇女，反对纳妾，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他仗义疏财，平等爱人，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

　　尽管从王冕到杜少卿，都并非当时文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但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者企图恢复文人群体自尊和优越感觉的强烈愿望。

　　综上所诉，从以上四类人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所寄寓的美好的理想，同时也看到了作者对于文士和科举的批判与讽刺。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塑造的特殊是因为科举考试对文人的迫害严重，并不只存在于一人一事或几人几事之中，而是普遍地存在于当时的社会，且这种毒害直达人性的骨髓。也正是因为塑造出了一组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了广阔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