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以“西汉文章两司马”并称的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分别代表了汉代辞赋和散文的最高成就，这两个人同样曾经受到汉武帝的重视，同样没有完美的结局。一个抑郁不得志而病死，另一个受腐刑之后忍辱活下后半生。其实，两司马的悲剧命运不是个案，与他们同时期的其他文人多半也不得善终。不得不说，这与西汉最出色的皇帝武帝是有一定关系的。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汉高祖刘邦崇尚武功对儒生态度同样不太友好，这样的影响波及三四代皇帝，直到汉代第五代皇帝，即西汉武帝刘彻开始有所改观。武帝不仅对各种文化、技艺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且身体力行地做了许多事情。比如：整理古籍、参与赋体创作、扩建乐府等。不可否认，这些举措确实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和发展。武帝执政的约半个世纪，西汉文学发展速度空前提高。 武帝即位不久即采纳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及公孙弘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文化策略，兴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招收博士弟子，使思想意识统一到儒学上来，文士的地位看似提高了许多。很多文人都得到汉武帝的赏识。比如曾跟随梁王刘武的枚乘，梁王死后回淮阴老家，汉武帝即位后立即遣安稳的蒲轮车去征聘，结果年迈的枚乘因身体虚弱死于途中，而后被其子枚皋捡了便宜；又比如司马相如，景帝时做过小官，对仕途并不满意，同样加入过梁王文学集团，梁王死后，一直住在蜀郡，汉武帝无意间读到《子虚赋》，惊为天人，本以为作者已不在世上，感慨“独不得与此人同时”，没想到身边狗监和司马相如是老乡，司马相如因此得以来到武帝身边。还有诸如主父偃、公孙弘、倪宽、朱买臣之流也被汉武帝收揽到身边来。  这其中的枚乘和司马相如，都是赋家。枚乘写有《七发》，也被认为是汉赋大家司马相如作品之前的先驱之作。司马相如不久为汉武帝写成《天子游猎赋》，这篇赋可分成两部分：修正后的《子虚赋》及其续篇《上林赋》，作品以大篇幅华丽地描绘了皇帝的猎苑。这种宏大、华美风格是前所未见的，文中充满了双声叠韵的复音词，生僻的奇文玮字，以及各种稀有的动物、植物、树木的名称。汉武帝再次看呆了，司马相如开始了无限风光的御前生活。但是讽刺地是，汉武帝似乎仅仅只把司马相如视为“御用文人”。 要知道，一种思想之所以会成为主流，那背后一定是符合统治者的利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如此。西汉王朝休养生息了几十年，到汉武帝时，在疆域上空前辽阔、经济上无比富足、军事上节节胜利以后，“大一统”集权专制，下一步的扩展领域就是意识形态方面。此时的春秋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糅合阴阳家、法家思想的若干成分，建立了一套适合统治阶级内部运转的思想——以“天人感应”说为中心，合神权、君权、父权、夫权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借以维护维护至高无上的绝对皇权。武帝在实际的政治文化运作中是“以儒术缘饰吏事”，这里的儒学跟先秦儒学不同，可以看作是一种新儒学。先前儒家以干预和改变现实政治不合理因素为目标，而此时的新儒学则以适应和维护现有统治为核心。 这样就令儒学和士人处于附庸的境地。儒学的地位被空前提高了，士人也似乎受到重视，但实际上却都被放置于点缀的位置，极为尴尬和无奈。司马迁更是看透了汉武帝的小心思，这无非就是“外儒内法”，所以说有人知道司马迁非常讨厌儒学，他所讨厌的就是这种新儒学而非先秦儒学。而在这样的“大一统”环境之下，武帝需要文艺作品润色鸿业，他需要政治歌手，辞赋作家的定位就是如此。  提起司马迁，我们知道他是有名的史学家，其著作《史记》被鲁迅先生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著史对于司马迁来说，更像是一种充满荣誉感的家族使命，其父司马谈就是太史令，死前托付司马迁完成他的著史愿望。司马迁继其父为太史令。出任太史令时的司马迁因为职务之便阅读、整理国家图书馆的史料，开始写作《史记》的前期工作。 而在他二十多岁的那些年曾经游历各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访问古籍，听当地百姓讲历史事件，这同样为《史记》的精彩做下了良好的储备。 就在司马迁做上太史令之后的第六年，李陵以不足五千兵出击匈奴，激战十余日后兵败投降，武帝杀了李陵全家，这在当时的朝野中引起广泛的关注。而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认为李陵战功赫赫，投降实属无奈，他一定会待机报效汉朝。武帝大怒，囚禁司马迁并施以腐刑。出狱后，又让他做中书令，这是宦官才能担任的职务。 就是这样一件事，彻底改变的司马迁的著史动机，原先他也想润色鸿业，而此后他的决心变成了“发愤著书”。再加上他写《史记》时本就是武帝后期，后期在位的武帝外用兵，加重对农民的剥削，激化阶级矛盾，导致“海内空虚，人口减半”。这时司马迁写汉武帝时并没有一味鼓吹，而是很客观，既有肯定也有揭露。这也算不得公报私仇，很良心的史学家了。 其实，说到底，汉武帝并不是真心实意拔高文人的地位。司马迁深知“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更不用说司马相如们写的赋“劝百讽一”中劝说鼓励的成分越来越多，完全失去了原有的“讽谏”作用，赋虽然是一种尊贵的文学形式，而赋家地位却越来越低，俨然变成“言语侍从之臣”。 而导致文士悲剧的原因自然不能全怪汉武帝一人，且说说文士本身的一些原因。经过了秦始皇箝制文化、束缚士人到武帝发展文化、广纳贤士，士人开始积极地走向仕途；西汉大一统国家使整个时代都具有了意气风发的特征，被独尊的儒学的“入世”精神使大批有识之士将建功立业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 当然啦，由于“学而优则仕”的原因，中国传统文人大多与政治脱不了关系，且从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之后历代都有“士不遇”的回响。笔者认为，造成“士不遇”的结果也有文人自身的原因，要说理论与实践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而很多文人也许并没有看清这其中的距离到底有多大。况且多数文人又比较耿直，常常不能迎合帝王的意思，所以仕途不顺也在情理之中。 比如这篇文章中的主人公司马相如和司马迁，司马相如后来就厌倦了做“言语侍从之臣”，常常称病回家，回家之后悄悄地写了一片《封禅文》以证明自己是有政治才能的，不幸的是这篇文章在其死后才得以入武帝的眼；司马迁更不用说了，正直地说出对于李陵事件的看法反而带来后半生的耻辱，即便吃了这次大亏，司马迁揭露统治者丑陋面目也是毫不留情，比如写刘邦的贪财好色、虚伪狡诈和武帝急功近利带来的各种弊端。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邢。盖雄于文者，常桀骜不欲迎雄主之意，故遇合常不及凡文人。” 笔者也注意到，在封建时期帝王和臣子之间信息未必就是对等的：帝王以为文人就是对政治部敏感，而文人则有些想法得不到表达的机会。用现在的观点说：沟通很重要！但是我们对古人也不能苛责太多，毕竟即便现在已经是9102年，上下级、长晚辈之间不能畅快沟通的事情也是常有发生的，在君臣等级森严的时代更是如此。 不可否认，汉武帝的一些政策和行为的确推动了文学的发展，试想，倘若没有中央的支持，辞赋和乐府很难在短时期内迅速发展起来；但是他确实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两司马的悲剧结局和众多“士不遇”确实是很遗憾。 我生本无乡 心安是归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