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白发布衣的藏地读行 2020-02-11 09:22:39 吐谷浑的战略价值,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它是唐蕃国战中,最重要的砝码国家,也是吐蕃从王国走向王朝的第一块拼版!” 但对于吐谷浑的战略价值,唐蕃两国却有着相去甚远的判定。 这直接导致,两国在争夺吐谷浑的过程中,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战略决策和力量投送。 究竟该如何看待唐蕃对吐谷浑的认知差距,又该怎样解读“砝码国家”和“帝国拼版”的定义呢? 一、唐对吐谷浑战略地位的判定吐谷浑本为人名,乃是辽东慕容鲜卑一部的首领。 《晋书·吐谷浑传》:“吐谷浑,慕容廆[ Wěi]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隶之。” 约在4世纪初叶,慕容·吐谷浑率本部由辽东出发,先是“西附阴山”(内蒙河套北的阴山山脉)。游牧二十余年后,又“度陇而西”。 “陇”即陇山(六盘山),在今陕西陇县。“度陇而西”之意应为,经陇山到今甘肃临夏西北地区。 此时的吐谷浑部落,虽尚处于“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的游牧状态,但其势力范围已拓展为“极乎白兰数千里”的广大区域。 《魏书·吐谷浑传》对其游牧区域这样记载:“吐谷浑遂徙上陇,止于抱罕暨甘松,南界昂城、龙涸,从洮水西南极白兰数千里中。” 到吐谷浑孙慕容·叶延时(329--351年),以祖父“吐谷浑”之名作姓氏,建立政权。 由此,“吐谷浑”由人名,转化为族群代称,及国家名号。 吐谷浑政权最盛时,疆域东起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到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连山与河西走廊相接,周边氐、羌等族皆在其统治之下。 吐谷浑政权从慕容·叶延创建,到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年)为吐蕃所灭为止,绵延300余年,历经东晋、南北朝、隋、唐四个历史时期。 作为西北地区最强大的政权之一,吐谷浑先后硬抗过西秦、北魏(南北朝时期)的多次进攻。 隋朝定鼎后,隋炀帝于大业五年(609年)御驾亲征,一举攻灭了吐谷浑,并在其地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 但不久,隋乱爆发,吐谷浑乘机复国,再成西北地区霸主。 从唐高祖武德二年(619)至唐太宗贞观八年(634)的16年中,吐谷浑寇边24次。 兵火所及涵盖鄯(青海乐都)、兰(甘肃兰州)、凉(甘肃武威)、河(甘肃临夏)、洮(甘肃临潭)、叠(甘肃迭部境内)、岷(甘肃岷县)、芳(甘肃迭部东南)等多个州县,甚至在贞观八年(634年)十一月,竟扣押唐使不还。 此时,已解决了东突厥汗国的李世民,终于腾出手来,要动动吐谷浑这个西北“小强”了。 贞观九年六月、十二月,李靖、侯君集、李道宗、契苾何力、执失思力、薛万均、段志玄等名将倾巢而出,先后在库山(青海湖东南)、曼都山、赤海(青海共和县东南曲沟一带)、牛心堆(青海湟中县东南)、赤水源、乌海(青海玛多县冬给诺纳湖)、柏海(青海玛多县扎陵湖、鄂陵湖)等地大败吐谷浑军。 吐谷浑王伏允自缢而死,伏允之子伏顺举国而降,被封为可汗、西平郡王,吐谷浑成为了唐朝属国。 但唐朝显然对吐谷浑的战略认识不足,大概是因为侯君集、李道宗曾“引兵行无人之境二千余里,盛夏降霜,经破逻真谷,其地无水,人龁冰,马啖雪”。 唐朝君臣对这块高寒地区的草原兴致阑珊,仅将吐谷浑看做为河西走廊的战略缓冲区,满足于扶植在中原长大的伏顺为王,而没有采取派驻军队的措施。 当然,唐朝对吐谷浑战略地位的判定,并不能说错误。 因为,谁也不会预料到吐蕃王朝扩张的烈度如此之大。至少在当时西南地区,并没有实施上的威胁。 其次,吐谷浑毕竟是个草原游牧区,即便实施郡县制,没有农业区的依托,也会很挣扎。隋朝设立的西海四郡,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二、吐蕃对吐谷浑战略地位的判定贞观初年,吐蕃王朝的崛起速度,超过了所有周边政权的想象。 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吐蕃兼并了高原上所有其他政权。 随着社会趋于稳定、人口开始增长,对外扩张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成了吐蕃君臣共同的目标。 但西藏高原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周边地形有诸多受限之处。 南部横亘着喜马拉雅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 东部有横断山脉的高山幽谷; 西北部有昆仑山的皑皑白雪; 东部有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 在东南西北四个战略方向中,南方的天竺(印度)诸国,虽武力值无限趋近于零,但他们有一种吐蕃人难以忍受的核武器——湿热天气。 吐蕃王朝曾至少两次尝试向南拓展,均无果而终(王玄策灭天竺三国、赤松德赞立柱恒河)。 向东出剑南杀奔四川,横断山脉的高山深谷是天然的阻碍。 吐蕃军队想要越横断山脉,组织大规模军队补给,根本无法实现。 唐蕃以维州(四川理县)为中心,长达几十年的胶着战事,足以说明吐蕃打得很挣扎。(唐军也很挣扎,毕竟地形的阻隔对谁都一样。) 向西跨越昆仑山,攻于阗取西域的战略,同样受制于补给线。 另外,南疆地区沙漠绿洲的地貌,极不适合大兵团作战。 唐蕃两国在南疆盆地的博弈,全都高度依赖当地部落的支持。这就可以看出,两军都无力保持强势的军事存在。 因此,安西四镇才会在二十二年的时间里,六度易手。 只有向北,攻吐谷浑染指河陇,其间虽也有唐古拉山、巴颜喀拉山的阻隔。 但从那曲开始绵绵无尽的草原,既可以保证吐蕃军队的后勤供应,也适合吐蕃出击时,整个部族全体征发,男子前线作战,妇孺老幼在后放牧的作战方式。 我们在史书上,经常看到蕃军动辄兴兵数十万,其实所指是吐蕃全军的数量,包含了大量负责后勤保障的部落民。 需要注意一点,西藏从来就不是很多人心里想象的闭塞之地。 古已有之的商路,早已将西藏和周边所有地区牢牢铆接在了一起。 云南地区出产的麝香,经吐蕃转口销往波斯、罗马,深受各国王室贵胄珍爱。以至于,阿拉伯史料只要提及麝香,言必称“吐蕃”。 这足以说明,吐蕃君臣对周边地形地貌、道路特点,有着清醒而准确的判定。 北上兼并吐谷浑,就成了吐蕃从王国到王朝的唯一通路,也是松赞干布国家大战略的基石。 正是这个原因,贞观十一年(637年)松赞干布第一次走下高原,刀锋所指便是吐谷浑。 《旧唐书·吐蕃传》:“弄赞(松赞干布)遂与羊同连,发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以避其锋。其国人畜并为吐蕃所掠。” 19年后,禄东赞再次带兵走下高原,目标依旧是吐谷浑。 《旧唐书·吐蕃传》:“(显庆五年,656年)吐蕃怨怒,遂率兵以击吐谷浑。吐谷浑大败,河源王慕容诺曷钵及弘化公主脱身走投凉州,遣使告急。” 两位吐蕃领袖,均将吐谷浑作为首选目标,说明吐蕃的国家扩张战略,在松赞干布时期便已制定。 三、唐蕃两国在吐谷浑博弈吐蕃对吐谷浑的谋划,由其周边归附的羌人部落起始。 西部诸羌历史悠久,分布广泛且部落分散。 吐谷浑人在青海立国时,仍处于较落后的状态众羌部落,是其国内的重要社会组成。 慕容鲜卑为加强统治,吸收了部分羌族酋长参予执政,并与羌人上层通婚,形成了某种具有联盟性质的国家体制。 因而吐谷浑政权内部,羌人部落具有很强的话语权。 吐蕃人在汉地史料记载中,也属于羌人一支。作为血缘相近,且生活方式也趋同的势力,吐蕃自然在具有天然的优势。 松赞干布攻击吐谷浑之前,首先降服的是位于其南部的白兰羌部落,并将周边的羌系部落编入吐蕃军队。 击走吐谷浑王后,松赞干布开始图谋挑战唐朝的统治地位。 双方在松州(松潘)城下一番比拼,均发现对手不可小觑,以和亲方式达成政治妥协。 作为政治妥协的代价,吐蕃在唐朝要求下,退出了吐谷浑领土,但对吐谷浑及周边诸羌的政治经营却从未断绝。 反观唐朝,虽然也采用了武力打击、公主和亲、入学国子监、质子侍卫的一套组合拳,但其所涉及的均为部分鲜卑贵族,对吐谷浑国内普通民众没有任何吸引力。 这显然无法与走群众路线,打血缘亲情、文化认同牌的吐蕃无法相比。 因此,王吉林先生在论及三国关系时,才会以“唐得其君心,吐蕃获其臣意”来总结。 656年,吐蕃卷土重来,独断朝纲的大相禄东赞再次走下高原,依旧秉持了先取白兰羌,再攻吐谷浑的战略方针, 《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五《外臣部·交侵》记载,“(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十二月,吐蕃大将禄东赞率兵一十二万击白兰氏,苦战三日,吐蕃初败後胜,杀白兰千馀人,屯军境上以侵掠之”。 而后,吐谷浑领土上的博弈,实际上表现为其国内亲唐派与亲蕃派的斗争。 从659年(显庆四年)开始的吐谷浑之战,历时三年之久。 战争之初,以吐谷浑王慕容·诺曷钵为首的亲唐派军队,顶住了吐蕃的进攻,双方在千里草原上互有胜败。 但663年(龙朔三年)时,吐蕃之前的政治投入结出成果,吐谷浑大臣素和贵倒向吐蕃,“尽道吐谷浑虚实”,诺曷钵才兵败如山倒,逃入唐境。 吐谷浑争夺的成败,某种程度是唐蕃政策路线,在军事上的映射。 吐蕃是通过获得普通民众的信任后,以上下贯通,里应外合的策略,击败了唐朝的上层路线。 同时,在国家资源投送方面,两国也相差甚远。 为了能够支撑长达五年的军事行动(白兰羌两年,吐谷浑三年),禄东赞在吐蕃全国实施了“大料集”,几乎调动了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堪称倾其所有,孤注一掷。 反观唐朝,却在东西两个战略方向(西域和高句丽)上左右摇摆,并最终选择在高句丽投下重注。 高宗武后二圣临朝时期疆域 四、三个战略方向上的取舍我们以事后观之,唐朝的决策显然是个严重战略失误。 但当时,唐朝君臣对东、西、西南三个战略方向,优先级排序和取舍,要从一个更高角度考量。 1、东方的高句丽,远在千里之外,对唐朝的核心利益,并无实施性威胁。 但对于唐朝来说,征服高句丽有三条极有诱惑力的理由。 其一、证明唐朝比隋朝强,有权取而代之。 其二、证明唐朝在东亚的霸主地位不容撼动。 其三、收复汉四郡故地,证明唐朝的能力远迈强汉。 上述三条,对任何一个古代君主都拥有魔咒般的诱惑力。 而实际上,高宗李治心里可能还要加上第四条,“证明自己比老爸和隋炀帝都强!” 2、西部天山南北,涉及唐朝的核心利益。 向西拓展是所有中原王朝的国家战略主轴,汉武帝对此描述为“断匈奴之臂,张帝国之掖”。 换言之,北方的威胁,从西部解决。打破游牧民族在西、北两个战略方向上的联动,来保证中原地区的安全。 因此,李世民才会在629年(贞观三年)十一月,一击而亡东突厥后。次年便挥师西去,痛击西突厥部落,置伊州(新疆哈密)。 640年(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国,设西(今新疆吐鲁番)、庭(今新疆吉木萨尔)二州,“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留兵镇之”。 贞观十八年(644年),讨焉耆国(新疆焉耆)。二十二年(648年),平龟兹国(新疆库车),染指南疆盆地。 但安西地区的西突厥部落屡降屡叛,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爆发的阿史那·贺鲁之乱,显庆二年(657年)才被彻底平息。而此时,吐蕃已开始对白兰羌用兵。 由此可见,西域频繁的用兵,牵扯了唐朝大量的国家资源。 但显然,唐朝君臣都认为,西突厥势力已难成大器,不会对唐朝解决北方边患的战略主轴,造成致命影响。 详见《对东、西突厥的战略差异,看唐朝的西域经营和管控》 3、西南方向与吐蕃的吐谷浑之争。 在中国历史上,所有中原王朝没有一个将西南方向,作为国家战略的主轴。 因此,在唐朝国家战略的构架里,吐谷浑始终都是战略缓冲区的定位,只要其能保证河西走廊的畅通,即心满意足了。 其次,唐朝君臣对吐蕃的认识,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 将其与周边纯游牧民族等同,没有认识到吐蕃是一个披着游牧外衣的农耕文明。 具有,其他游牧政权不具备的抗天灾能力,和相当完备的手工业系统(尤其是金属加工能力)。 在无法预见吐蕃王朝威胁的前提下,不在国家战略主线上的吐谷浑,显然是优先级最低的方向,也是首先被忽略的方向。 而在东西两线的选择中,更有心理诱惑力的东线,成了李治的首选。 综上所述,唐蕃的吐谷浑之争,实际上是国家战略走向之争,也是国家资源投送的取舍之争。 如果能预见吐蕃将成心腹之患,以当时唐朝的国家实力来说,扼住吐谷浑的控制权,并不存在困难。 这样的话,唐朝将锁死吐蕃的发展空间。 以西藏险恶的自然环境、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人口天花板的上限将在一百万左近,完全不具备成为一个大帝国的基础。 但历史没有“如果”,吐蕃在收吐谷浑如囊后,获得了西可染指天山,东可争夺陇右,北可控扼河西走廊的十字路口。 而随着,吐谷浑一系列后勤基地的建成,吐蕃军队中吐谷浑人“半出其中”。 《新唐书·哥舒翰》:“吐浑部落,数倍居人,盖是吐蕃举国强授,军粮马匹,半出其中”。 咸亨元年(670)8月的大非川之战,论钦陵在周边异族面前,第一次痛打了唐军,宣告东亚一个新霸主的到来。 这就是吐谷浑在唐蕃国战中,“砝码国家”和“帝国拼版”定义的解读! 参考书目:《吐谷浑史》_周伟洲; 《唐代吐蕃史论集》_林冠群; 《试论吐蕃与唐争夺吐谷浑获得成功的原因》_邓慧君; 《略论噶氏家族专权时期唐蕃之间的吐谷浑之争》_安应民;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家乡特色签约内容 详解历史细节,厘清来龙去脉,视角不同的中国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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