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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里，父母离婚并没有让父亲躲过狂飚，面对这严峻的事件，爸妈决定复婚。我被送到父亲身边，外婆带弟弟回到上海。 我爸爸遭到如此沉重打击后，重病几度胃出血，生命垂危，住过南京钟阜医院，鼓楼医院，工人医院，胃切除三分之二，前后长达5年。每逢周日，我和妹妹都去医院探望爸爸。 父亲带着我和妹妹，凤宝妈妈住进了上海路13号居住。上海路13号是一栋旧式日本式的房子。院子一栋小楼里住着六户人家。我开始有了第一批玩耍的小伙伴。可是，我既不会跳绳，也不会踢毽子，但是参与意识很强烈，这是阴霾日子里的一丝温暖的阳光，我记住了他们的名字：云芬，改成，小青，小玲。我正在忙着转学，从小伙伴口中，了解到鼓楼区一中心小学非常优秀。 我如愿以偿，迁入鼓楼区一中心小学继续读一年级。我遇到了一个好老师——陈懿老师。她在既无课桌，又无书本的情况下接收了我，教育了我六年，陈老师教的是语文。在父亲重病，母亲离家劳动改造期间，七岁的我，担负起了家里写信的任务。陈老师经常在班上表扬我，一年级就能给外婆和妈妈写信。老师的表扬，给了我极大的鼓舞，给了我学习的动力，使我终生受益匪浅。 （后排左二陈老师，前排左一是我，摄于1960年） 1959年春是在饥饿中挣扎的日子，拥有每一两粮票，就意味着拥有了生存下去的一丝希望。外婆收到了我家里缺粮的告急信，倾其所有，立即寄来了一年多节省下来的五十斤粮票。1959年，妈妈在农场收到了我加入少先队的报告，回信告诉我她很开心。 苦难的日子，在一天天煎熬中度过。妈妈在农场非常辛苦，她不仅要劳动，还要接受监督。她大半年才能回来探望我们一次。每次送她回农村，我和妹妹，凤宝妈妈都是泪流满面，却没有看见母亲流过泪。她很能吃苦，受到如此待遇也毫无怨言。 六十多岁的外婆放心不下我们一家人，每年两次带着弟弟从上海赶来南京看望我们。外婆临走时，都会轻轻在我枕边放上几粒糖，或者一些小点心，“你要乖乖的啊！听话啊！”外婆总是这样再三嘱咐我，泪水盈满眼眶，却又忍了回去，我只是不住地点头答道“嗯！”我不敢讲话，生怕眼泪掉落下来。 由于爸妈的问题，也影响了姨的一家和她的毕业分配。原本留在北京中调部工作的姨妈，最后连上海都没有去成，分配到了安徽。生活像天空密布的浓云，紧紧地压在一家人的心头，使我们时时感到喘不过气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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