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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继母---- 文晓黎妈妈 文/贺仲林 人们常说，十个后妈九个坏，有了后妈就落难。但我却是幸运的一个，继母文晓黎妈妈待我视如己出。她对我的好，她对我的爱，我将没齿难忘。她离我而去已快十七年了，如今我已进入古稀之年，母亲的音容笑貌常在我脑中闪现。为了缅怀我的慈母；为了慰藉我的心灵；为了昭示我的后人，特写下我心中的话语。 迟来的母爱 在我三岁半左右，我的母亲病故离我而去，父亲在外学艺无法照顾我，外婆接我到她家中养育了我六年多。在我十一岁时，父亲成了家，把我接走，与婆婆父亲同住在北碚区中山路三十八号。
我的妈妈和聂爸爸 一个周末，父亲带回一个阿姨，给我和婆婆介绍：她叫文晓黎，在市中区大同路小学幼儿园工作，并对我说，以后你就叫她文姨。婆婆迫不及待地说了一句，你好像期芬啊，她感到有些茫然，但我知道，婆婆说的期芬就是我的生母。此时，只见她像扫描似的上下打量我，我也在仔细的观察她。见她中等个子，模样端庄大方，慈眉善目，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给人以亲切感，顿时一股暖流涌向心中，并有一种莫名的小兴奋，知道她就是我未来的继母。 以后每个周末，她都会来我家，慢慢的我俩就熟悉起来。一次我在楼下洗衣服，她来到我身边，静静的看着我，然后温和地对我说：“我教你洗衣服好吗？”我轻轻地点点头，只见她接过衣服，边示范边说，衣服是袖口和领子最脏，应先搓袖口再刷洗领子，这样衣服才能洗得干净，我记着了。 又一个周末她再来到我家，只见她拿出一包东西，笑着对我说：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东西？我拨浪鼓似的摇着头说不知道。她慢慢打开包袱，拿出一条白底呈兰花树叶形状的连衣裙，我万分惊喜，高兴得跳起来。她叫我去试试，裙子穿在身上大小刚好合适，我在她面前旋了几圈，裙摆散开，就好像降落伞一般，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穿连衣裙，我笑啊，跳啊，小姑娘爱美的心情此时暴露无遗。见此情景，她也乐开了花。我上前紧紧抱住她久久不放手，激动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她摸着我的头，将我紧紧的搂入怀中，我闭上眼，暖暖的感觉流遍全身。 她到家来的次数多了，我俩已没有了陌生感，对她更多的是依赖和喜欢。 我已经多年没有叫过妈妈了，心中无数次的幻想，想试着把妈妈叫出声来，我暗暗下决心，下次我一定改口就叫她妈妈。又一个周末她来到家中，我大着胆子拉着她的手问，“我可以叫你妈妈吗？”她惊讶地笑着说：“傻孩子，我就是你的妈妈呀！”我赶紧连叫几声“妈妈，妈妈！”母女俩紧紧相拥，一种满足和幸福感像导电似的传遍全身。 一九五七年，我和婆婆来到市中区大同路小学，住在进校门的一个小角楼上。十多平米的一间房，两张床铺呈丁字形摆放，两床之间放两个旧木箱，一张旧方桌，两条旧木櫈，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上楼梯的拐角旁，放一个蜂窝煤灶，这就是我们的厨房。 五十年代，刚解放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物资匮乏，百姓贫困，可谓食不果腹。但有了母亲的家，也是其乐融融，母亲和婆婆对我也格外的关爱。读初中了，我开始长个儿，每天都饿得心发慌，但我知道粮食是定量，我只能忍着，太饿了就多喝水，再蘸一点盐巴吃，这方法很起作用。有一天我偶然发现，妈妈将她罐中的米，抓了一些放入我的罐中，又有一次看见婆婆把自己罐中的米，抓了一些放在妈妈的罐中，原来我的那罐饭总比她们多的原因在这里。 这一幕情景深深印入我的脑海，震撼着心灵，终身难忘，我在心里不断默念，妈妈我爱你！ 我进入初中后的一个冬天，那年天气特别冷，我长高了，原来的棉衣已不能再穿。妈妈拉我到她身边对我说：“仲林，今年不能给你做新棉袄，只能穿你外婆送来的大人的衣服，你穿会不合身，拿出去改又会花很多钱，你能不能将就穿？衣服大了，中间用绳子捆一捆，这样行吗？”看着妈妈愧疚和无奈的眼神，我轻轻的点了点头，然后她又嘱咐我：要是有同学嘲笑你，你别作声，不要理他们，我又点了点头。那个冬天穿的棉袄就这样解决了。 棉衣解决了，鞋又成了问题。冬天我没有雨鞋，遇上下雨天，我只能赤脚跑到学校，在裤腿上把脚擦干，再穿上布鞋。有一次我到校晚了一点，还没来得及穿布鞋，就被查课的老红军张代宽校长发现了。放学后校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慈祥的询问了缘由，随后递给我一张鞋票，并对我说：“拿去叫你妈妈给你买双解放鞋，”我颤抖着双手接过沉甸甸的鞋票，眼含泪花，恭恭敬敬的跟老校长行了个90度鞠躬礼，随后飞快跑回家，跟妈妈说明了情况，只见妈妈泪水长流，一把将我搂入怀中，不断的说，好啦好啦，今年冬天冷不着你啦。
我们四姐妹 老校长的关怀，母亲的疼爱，那个寒冷的冬天，我觉得好温暖。 回想我一生，只有一件事愧对妈妈，至死不能弥补。 一九五八年，妈妈与父亲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取名贺幼旗。在月子中，她给我产妇供应的副食品票证和钱，我兴冲冲的排队去买，哪知队排拢了，钱和票证确被扒手摸了。顿时我吓得几乎瘫坐在地上，我回去怎么跟妈交代？这个月子里她吃什么？我脑子一片混沌，怯生生的我空着手回到家。看着头上捆着帕子，斜躺在床上的妈妈，我还未言语就先哭出了声，看我伤心的样子，不容我解释，妈已经猜着了八九分。我也做好了思想准备，挨一顿训，甚至是挨打都应该。哪知妈妈不但没训我，还安慰我说别哭了，以后小心点就行了。 坐月子是女人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儿，仅有的一点供应食品，就这样被我搞丢了，我捶胸顿足后悔不已，妈妈的宽容大度让我心里更是难受。这是我一辈子对妈的愧疚。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看似平静的家庭已有了暗流在涌动。 一九六O年，妈妈以世上最好的媳妇送走了我的婆婆，一九六一年，母亲被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丢了工作，没了住房，父亲与母亲离了婚，我又成了无家可归，没有母亲的孩子了，我不能询问他们离婚的原由。接连的不幸，我心里好难过，那时我已进入初三年级，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变故，我是继续学习或是辍学？我住在哪儿？户口又上到什么地方？所有的这些问题，我都将独自面对。此时的我真是百爪挠心，心里乱如麻，剪不断，理更乱，我要思考我该怎么办？ 没想到离婚后走投无路的母亲却仍然关心着我，问我，“你怎么办？住哪儿？户口上什么地方？”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的好朋友徐志瑛向我伸出了援手，请我到她家里去住。在伸手就能摸着瓦片的阁楼上挨着志瑛的床架块木板，解决了我的栖身之地。为了上户口，善良的徐爸爸徐妈妈，认我做了干女儿，吃饭到地段食堂，就这样我完成了初三的学业。在我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是母亲的关心，朋友的帮助，干爹干妈的收留，让我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艰难跋涉的心里路程有了一盏明灯，让我深切的感受到，亲情，友情和道德，无时无刻不在考量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良知。 我认为灾难中的灾难是父母的离异，此事让我难过万分，但我的心、我的情是紧跟着母亲，从不迟到，更不缺席，无论她到哪里，我都会去看她。更令我感动的是，离异后的母亲一个周末来校看我，竟然给我带来一件紫红色的灯心绒衣服，我惊诧，我高兴，我难过。这是我梦寐以求的灯心绒啊！手摸着绒绒的衣服，激动兴奋的心跳加速，望着苍老的妈妈，我无法言语，没想到妈妈还记得我小时候的心愿！身处困境中的母亲，此时仍然惦记关心着我，酸涩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试穿着衣服，对母亲的感激深藏心中。 我已长大成人，不好意思再投怀入抱，但青春少女却萌动着一颗感恩的心，心中发誓，以后一定要好好报答她！ 遭 难 一九六一年，母亲在遭受了幼儿园合并关停、被错划成地主分子、与父亲离异多重灾难的打击下离开了学校，没有了工作，没有了住房。 但坚强的母亲没有向生活低头，在朋友的帮助下，租住在捍卫路半岩半屋的一间房里，屋子阴暗潮湿，终年不见阳光，进出都要弯腰低头，这哪里是人居住的地方？但就这样一个栖身之地，也得来不易。一张床睡觉，一条长凳当饭桌，两个旧木箱就是全部家当。
我和妈妈 没有了工作，妈妈就带着妹妹去帮人。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熬过。 经朋友介绍，后来母亲又在中梁山标准建厂找到了一份工作，是男人干的活儿，当拉丝工。 一个星期天我去厂里看她。只见她戴着厚厚的手套，脏兮兮的劳保服，脸上到处都是污渍。我仍然亲切的叫她妈，见我去了，她非常高兴。想想在幼儿园弹琴唱歌的妈妈，再看看眼前的她，我好难过。但妈却不以为然，还笑着安慰我说，这里好着呢！临走时还往我怀里塞了两个大馒头。 就是这样的日子也没有过上几天。一九六四年，更艰难的日子将煎熬着母亲。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路线来势凶猛，席卷全国，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乌云压顶，日月失辉，多少无辜善良的人受难其中，我的父亲也未幸免，他俩前后分别被带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母亲厂里的工作又丢了。 于是她又带着妹妹去帮人糊口。一个周末我到捍卫路去看她，她不好意思难过地对我说：“仲林，以后你就别来看我了，我是地主分子，现在对我看管很严，你再来看我会影响你的，我现在在扫大街，你来了还必须到街道办事处去登记。”我断然回答説，“不怕！我要来。”妈妈很无奈，苦笑着点了点头。 母亲的坚强令我佩服，母亲所受的苦难也令我心痛。好在苍天对所有受苦的人都会留有一丝光亮。 由于母亲的贤能淑德，能干，勤快，善良，在帮人的雇主家中，她的这些品德，深深的打动和吸引了来他家中玩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名叫聶永年，他在市木材公司工作。当他了解了母亲的全部身世后，态度十分坚决地向母亲求婚。是同情，是爱情，是善良，是帮助，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母亲都不会也不敢答应。 但他真诚锲而不舍的精神，打动了母亲，她终于松口了。母亲有了男人可以倚靠的肩膀，精神有了寄托，日子也宽裕了一点。 小小的兴奋还没有过，更大的灾难又降临了，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母亲被遣送回了老家成都盐亭县玉龙镇文家贯村。她的到来在村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村民，包括一些老的村领导，都感到十分疑惑不解，他们还愿意出面证明，母亲不是地主分子。 回到老家有亲戚朋友的照顾，村领导也不歧视她，精神上的压力比在城市还小些。 虽然还是住在那个吊角楼的破房里，但扬眉吐气成了自由人，那个轻松那个兴奋，常人是无法理解。紧接着街道给她安排了工作，进入了山城针织厂，当了一名纺织女工，结束了一段悲催痛惜难熬不堪回首的日子。 春暖花开 一九七O年，聶叔叔在枇杷山后街分了一套一室一厅的住房，那个年代在市中区能有这样一套住房，令多少人羡慕，母亲更是喜出望外，满脸愁云散，喜气溢出来。 母亲与聶叔叔在最困难的一九六五年，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取名聶冰；分得新房的前夕，一九六九年，又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为了纪念母亲平反，取名聶澄。 此时母亲已有了她自己的三个孩子，但她对我疼爱依旧，作为继母，能做到厚远疏亲，真可谓凤毛麟角。我有缘当她的女儿，这是我一生不幸中的大幸。 一九六六年，我的父亲被错划成地主，下放劳改（注）。他们离婚时，妹妹贺幼旗法院判给了父亲。鉴于父亲现在的情况，为了妹妹将来的前途，母亲与大义的聶叔叔商量，要回了妹妹的抚养权，并改姓为聶文桔。从此一家其乐融融，过上了平民百姓的小日子。 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形势的好转，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母亲厂子效益不错，聶叔叔在国有企业，他得以升职加薪，家庭收入从以前的捉襟见肘到逐渐宽裕。令母亲最高兴的是九十年代，他们又在市中区石板坡，分得了带双阳台的二室一厅，住宿条件的彻底改善，让全家人喜上眉梢，日子真像芝麻开花节节高。 母亲在日子稍微宽裕后，她又想起了老家的姐妹和侄子。成都盐亭县是相对贫困的农村，她的那些亲人，都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特别是年轻人，都渴望走出农村的一亩三分地。她就尽其所能的对他们提供帮助，先后将她的两个姐姐接到城里来玩，在聂叔叔的帮助下，又把两个侄子接到城里，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帮他们找工作，直到成家立业。 记得一九七二年，我结婚成家了，我和我先生都是知青回城，可谓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时，母亲告诉我，她与聂叔叔商量，准备陪嫁我一张床，一个高低柜，一张圆桌，四个圆凳，母亲还说：“我这是嫁大女儿啦，当然要办大陪嫁了。”母亲的一席话，让我久久不能向母亲表达任何言语。我上前一步紧紧抱住母亲，喜悦感动的泪水止不住往外流。我知道这是母亲和聂叔叔在倾其所有为我办嫁妆。 岁月如梭，我的妹妹先后都成家立业，当然是我最先有孩子了。母亲和聂叔叔对我的两个孩子完全视若亲外孙，甚至还要格外疼爱。周末孩子去到外公外婆家，他们会搬出所有好吃的东西，外公有一手好厨艺，猪肚炖鸡，烧白，红烧带鱼，现炸酥肉这些都是他的拿手菜，吃着美食，拉着家常，和谐美满幸福大家庭的欢乐，渐渐抚平母亲心灵的创伤。他们对两外孙格外的疼爱，经常给钱让他俩到街上去买自己喜欢的东西。现在我的女儿还记得外婆家外街上的麻辣凉粉，儿子也记得到少年宫去买飞机模型的情景，外孙到来的那个周末，家里是欢声笑语不断。看着两位老人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的场景。我的心情难以言说，无法表达。 人们的共识是血浓于水，血缘是亲情不可替代的唯一。但我的经历却告诉我，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对待，真情的付出；对你所爱的人，淋漓尽致的挥洒人性善良的大爱，那便是大道无垠，大爱无疆，它就会胜似血缘，甚至高于血缘。母亲和聂叔叔的这种大爱之举，就是最好的佐证。于是，我对非亲非故毫无血缘关系的聂叔叔自然的改口叫他爸爸。 走向生命的尽头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母亲虽然退休在家，但她却没有好好休息过，总是帮着子女料理家务，照顾孩子。那个年代人们对健康保健的意识非常淡漠，从不体检，日子好过啦，餐桌上常是大鱼大肉，潜在的危险已经一步步向母亲逼近，可是母亲和一大家子人一点也不知晓。那是在二OO三年，母亲在小妹聂澄家帮着带外孙。突然祸从天降，母亲晕倒在地，脑梗中风了，幸好家中有人紧急送往西南医院，由于抢救及时，母亲较快得以好转，回到家中休养。 聂爸爸则在家中精心 照顾母亲，每天变着戏法似跟母亲做各种美食，只盼把她身体养得棒棒的。对健康保健知识的无知真是害死人，大家注重了营养，却忽略了健康饭食。回家后不到三个月，母亲确实长胖了，但又第二次脑梗了。这次病情来势凶猛，重症监护室，气管切开术等一系列的多次抢救，母亲总算捡回了一条命，但却失去了行走，语言，和吞咽三大功能，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 由此，一个活脱脱的人，变成了毫无知觉的躯体，只能躺在床上。她不能说，不能吃，不能动，但大脑思维却正常，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看着母亲饱含泪水，无奈无助渴求的双眼，我犹如万箭穿心，切骨割肤之痛，苍天啊！你为何如此不公？人们都说善恶各有回报，地狱般的灾难，为何降临一生都在播撒爱的种子善良母亲的身上？ 母亲回到家中只能请人伺候，躺在床上将近一年的时间，看着日渐消瘦的母亲，身体开始变形，不能伸展逐渐蜷缩，五官移位，瘦骨嶙峋皮包骨头，尚存一丝气息，维持生命体征，浑浊的双眼不停的转动，像是在告诉我们，她走后担心……就是这样，我们也没有放弃过。 那个年代，国家还没有实行医保政策。母亲的单位是社办企业，不可能有医药费的报销。两次病倒，已耗尽了家里的所有积蓄。 那时我的两个孩子大学毕业，正是创业成家的阶段。工薪阶层要供养两个大学生，就没有什么积蓄，但是为了拯救母亲，我是极尽所能。记得我的小女儿已工作了，到了夏天看见外婆的屋子很热，她便花了将近两千块钱，给外婆买了一台壁挂式空调。外婆已没有了知觉，但外公却十分感动。 记得有一天，聂爸爸召回了家里所有的人，只见他抱出尚存一气的母亲，用被子围着把她安放在椅子上，茶几上放着一个小小的蛋糕，点上了七只蜡烛。我们都不知聂爸爸的意图。只见他点上蜡烛，十分严肃认真的说道：“今天算是你妈的生日，自从你们母亲生病以来，你们对母亲的孝顺尽责，我感到十分欣慰，这些都是你们应该做的。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只见他掏出一个本子，一字一句的念道，他所收到的每一笔款项，共计有七千多块钱。他含着泪说：“这是跟你们母亲只生活了四年的大姐仲林给的，她对你们的妈算是倾其所有了。以后我们都走了，你们三个都要听大姐的！” 聂爸爸的一席话，让我吃惊震撼动容，但更难过。难过自己对母亲付出太少，我虽和母亲只共同生活了四年，但我的心却一辈子跟随着她。她对我的付出，她对我的爱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生母，我终生难以回报，人生若有来世，我愿再当她的女儿。 病魔肆虐吞噬着母亲的躯体，也煎熬着我们的心。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们数着日子一天天的熬，由于所请阿姨和大妹文桔的精心照料，母亲虽已枯瘦如柴不成人形，但身上却干干净净没有长褥疮。二OO五年二月十八日，母亲中断了游丝般的气息，紧闭双眼，享年只有七十四岁的母亲，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此时我没有悲天泣地的哭声，但我的心却在滴血，母亲终于解脱了。 疲惫伤心的亲人们送走了母亲，时至今日已快十七个年头了。母亲在我心中却从未离开过，每年我们几姊妹都会去墓前祭奠母亲。 如今我已进古稀之年，由于腰腿不好，再不能与妹妹们前去墓前祭奠，但我会在我的阳台上，点上香烛，烧上纸钱，以这样的方式寄托我的哀思，祭奠我的两个母亲，父亲，外婆和所有逝去的长辈亲人们，为我的继母文晓黎媽媽，在心中竖起一座永远的丰碑，终身祭奠。 （注）父亲在文革中去世，1978年是该系统首批平反昭雪的人员。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贺仲林，重庆广益中学高六五级学生，1965年到邻水县五四林场当知青。1971年返城后，先后在重庆沙坪坝区烈士墓工矿贸易公司、沙区精神文明办公室、沙区渝碚路街道办事处工作，2001年在沙区商务委员会处级公务员退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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