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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抚新旧,清静为政 ——王导传 今山东临沂在魏徵晋之际属琅琊国。当时这地方出了一家王姓的大门阀世族，人称琅琊王氏。这一家族自魏徵晋时期开始兴起，东晋时达到鼎盛，绵延至南朝，一直维持了几百年而门户不倒。其家族成员见诸《晋书》、南朝宋齐梁陈四史以及《世说新语》等书的不下百余人，可谓盛极一时。王导，这位为东晋的建立与巩固出谋划策、功勋卓著的一代名相，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王氏家族也正因王导才达到其权势的顶峰。 一、拥立东晋 王导（276—339）字茂弘。王导的祖父王览，官至光禄大夫；父亲王裁，任镇军司马。王览的哥哥王祥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孝子。二十四孝中王祥卧冰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个王祥就是王导的叔祖父。曹魏徵文帝时，年近60岁的王祥才出来做官。他官运亨通，魏徵末已官拜司空、太尉，封侯，西晋初年再拜太保，晋爵为公。泰始四年（268）死去，活了89岁。王祥族孙王衍累任至司空、司徒、太尉，是西晋王朝中数一数二的重臣。但实际上王衍并没有什么建树，不过是乱世一废物耳。王览虽然没有哥哥王祥那样显赫，但是后来振兴王氏门户的却是王览这一支。这一支最著名的人物就是王导。他出生在这样一个世家大族中，并最终将这个家族的声姜望推到了顶峰。 王导在少年时代就很有胆识。陈留高士张公曾对王导的从兄王敦（王览次子王基之子）说：“这个小孩子容貌气质不凡，有将相的才器。”王导生性比较厚道。当时晋朝朝廷腐败，群臣生活竞相豪侈。石崇、王恺斗富的故事成为历史上奢侈的典型。有一次，石崇请客，让美人劝酒，客人不饮，便杀劝酒美人。劝酒劝到王导，王导本不能饮，但是担心美人被杀，就勉强痛饮，几至于醉。劝到王敦，王敦就故意不饮，有意看石崇杀人玩。王导劝他不要这样做，王敦却不以为然，说：“石崇杀他自家的婢女，与我们有何相干！”由此可以看出二人性格上的差别。西晋末年，王导为司空刘实所知，被任为东阁祭酒，继为秘书郎、太子舍人。(www.)琅琊国原是司马懿的曾孙司马睿的封国，与司马越的东海国相邻。王导平素与琅琊王司马睿关系友善，常相接纳。司马睿的祖父司马、父亲司马觐都不曾建立大的功业，且又是远支旁属，因而在皇室中的地位并不显要。司马越选择了司马睿做自己的帮手，先用为辅国将军，又擢为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留守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西北），为他看管后方。司马睿受命后，请王导为司马，委以重任。西晋“八王之乱”时，最后掌握实权的东海王司马越看到北方局势恶化，便策划在江南留下退路，以图维持残破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永嘉元年（307）七月，司马越通过晋怀帝任命司马睿为安东将军、督江南诸军事，进驻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王导随之南渡，任安东司马，成为司马睿最亲近的谋士，军谋密策，无不参与。这是司马睿、王导同镇下邳两年以后的事。不久，又署司马睿督扬、江、湘、交、广五州诸军事，成为江南地区最高统治者。 西晋建兴四年（316），长安陷落，维持了52年的西晋王朝灭亡。第二年，王导等人联合南北士族，拥立司马睿称帝，是为晋元帝，建立东晋政权，定都建邺。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愍帝名邺，为避讳，把建邺改成了建康。因建康在洛阳以东，故称东晋。王导以拥立之功，官居宰辅，总揽元帝、明帝、成帝三朝国政，权倾朝野，东晋初期的大政方针皆出其手。王导的从兄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拥兵重镇，控制长江上游；王氏家族子弟大都在朝廷上居官。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话，说是“王与马，共天下”。马即司马氏的简称，一个“共”字说明了王氏家族的显赫。 二、绥抚新旧 东晋王朝初建，既面临着“天下丧乱，九州分裂”的外部形势，又处于“天下凋敝，国用不足”、南北门阀世族权力分配等矛盾之中。内外矛盾使东晋王朝的命运有两种前途：一是领导集团像西晋时那样继续腐败下去，无法缓和内部矛盾，使政局混乱，失去对外的抵御能力，导致政权倾覆，战火延及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经济文化遭破坏，人民被涂炭；二是统治集团特别是主要执政者，能总结历史经验，制定稳定政局的政策，缓和内部矛盾，抵抗外部的进攻，保卫南方经济文化。王导以远见卓识和非凡才略，选择了后者。王导既是北方大族首领，又是东晋首辅，他从顾及东晋政权的整体利益，维护东晋政权统治出发，灵活地制定统治政策，以适应东晋多虞的政局。他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首先是“绥抚新旧”，也就是注意协调新来的北方士族与旧居的南方士族之间的矛盾。 东晋建国之前，北方发生了八王混战，匈奴等族起兵反西晋，黄河流域陷入一片混乱。北方大族与流民纷纷渡江南下，躲避战乱，史称“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对于这些北方流亡士族，王导劝晋元帝司马睿选其优者予以重用。晋元帝接受了这个建议，选取北方名士百余人为掾属，称为“百六掾”，使南渡贵族在政治上很快有了立身之地。当时著名的有：前颍川太守刁协为军咨祭酒，前东海太守王承、广陵相卞壶为从事中郎，前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为行参军，前太守庾亮为西曹掾等。由于东晋朝廷初建，既少兵又乏粮，势单力弱，因而不少名士在开始的时候，对东晋的前途很是怀疑和悲观。例如，桓彝初过江时，见朝廷微弱，十分担心，便对周说：“我因为中原多战乱，才想到江南寻找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不料朝廷如此微弱，这可怎么办才好呢？”于是整日闷闷不乐。后来他见到王导，王导与他纵论国事，他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从王导那儿回来后便又对周说：“我见到了‘管仲’，不再忧虑了！”在这里，他将王导与辅助齐桓公成霸业的管仲相比，足见王导自有过人之处。过江的名士，每有闲暇便相邀到长江边一个亭子上饮宴。有一次，周触景生情，叹气说：“风景同样美丽，可是举目只看见长江，却看不见黄河了！”在座的诸名士听了都痛哭起来。王导正色劝道：“大家正应该出力辅助王室，恢复中原，何至于像‘楚囚’一样相对而泣！”诸名士都认为言之有理，停止了哭泣，并表示要为恢复中原尽力。王导的措施与方略，给这些流亡士族吃了“定心丸”，使他们有了信心和活力，并使政局逐渐趋于稳定。 早在孙吴时期，江南大族势力就很强大，时人称之为“僮仆成军，闭门为市”。西晋灭吴以后，南方士族遭到排挤，仕进困难，因而意见很大。江南大族看不起北方迁来的人，轻蔑地称他们为“伧夫”，意即粗鄙的人。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以图缓和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陆玩却推辞说：“小山丘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乱伦的先例。”在当时那种情形下，王导想在原吴国境内建立起以北方士族为骨干的东晋王朝，那么联络南方士族，取得他们的支持便极为关键。司马睿初到建邺时，南方的世家大族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中。过了很长时间，南方大族中的头面人物竟没有一个人来拜见。王导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对王敦说：“琅琊王仁德虽厚，但名姜望姜尚轻。你的威风已振，应该对他有所匡助。”王导谋划了一计。按当地民俗，每年三月初三上巳日是传统的禊节，官民都要到水滨河畔去洗浴，据说这样可以洗去身心宿垢，求福除灾。于是这年三月初三这天，在王导的精心安排下，司马睿乘坐着华丽的轿子，摆出威武庄严的仪仗，亲自去水滨观禊。簇拥恭从在轿子后面的队伍，为首的便是北方世家名士王导和王敦。威严庞大的队伍，立即惊动了很多人。纪瞻、顾荣等江南大族的代表人物，都暗暗在道旁窥看。他们看见王敦、王导都这样恭谨，大为吃惊，感到司马睿一定是北方大族拥戴出来的江东之主，不得不刮目相看。于是他们相率拜于道旁。王导这一招，使司马睿的威姜望大大提高。他趁此机会对司马睿劝谏说：“古来想要成就霸业的圣明之君，没有不礼敬故老，虚心求教，以招纳俊贤的。何况当今天下纷乱，大业草创，更加需要人才！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中有名姜望的人，如果把这两个人招纳来了，其他的人自然都会跟着来报效。”司马睿认为很有道理，就派王导亲自登门拜访顾荣、贺循二人，请他们出来做官。江南大族在西晋灭亡后，北方有胡人政权的强大压力，南方有流民暴动，他们感到要稳定江南的统治，必须与北方大族联合，建立起一个能代表南北士族共同利益的新政权，因而顾荣、贺循及江南大族也就靠拢了司马睿，应命出仕。顾、贺二人被分别任命为军司马和吴国内史。有一次司马睿对顾荣伤感地说：“寄人国土，时常怀惭。”顾荣跪对道：“王者以天下为家，殷商从耿迁亳，东周由镐及洛，古来皆如此，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从君臣二人的这一问答中可以知道，双方已经具备了某些合作的默契。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重要统治基础。东晋政权有了南方士族的支持，也就在江南站稳了脚跟。 但是，南北士族之间由于积怨已深，他们的矛盾也并非一朝一タ便可解决。北方的士族虽是流亡之辈，但多居显位；而南方士族，如贺循后任太常，纪瞻官居侍中，只是徒具虚名，并无实权，这难免使他们产生怨言。王导为了笼络南方士族，便常常学说吴语。以说洛阳话为正统的北方士族，曾讥讽他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岂不知，王导作为北方士族首领，他这样做是出于策略考虑，这有利于消除与南方士族的隔阂。在江南姜望族中，一种为文化上的士族，另一种为手握武力的强宗。前者较易笼络，后者则不易驯服。义兴郡（今江苏省宜兴县）周就是江南最大的武力强宗之一。他因为受到北方名士的侮辱，准备起兵杀诸执政者，以南士代替北士。但阴谋败露，忧愤而死。死前他嘱咐其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些伧夫气死的，你要为我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秉承父志，谋划发兵杀死王导等人。他先是假称奉其叔父从事中郎周札之命，聚众数千人。但周札闻知后，坚决不同意周勰这样做。周勰于是忧惧不敢发难。但周勰族兄周续聚众响应。司马睿准备发兵征讨，王导分析了形势献计说：“发兵太少则不足以平定乱寇，发兵太多则朝廷空虚。周续的族弟周莛，有忠有义有勇有谋，足可以除掉周续。”周莛被派去后，果然如王导所料用计杀掉了周续。事情平定之后，朝廷又听从王导建议，任命周札为吴兴太守，周莛为太子右卫率，对周勰则因周氏豪盛强大，未敢穷追，抚之如旧。这就是说，王导为了争取化解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争取他们之间的相对平衡，基本上采取了宽容和忍让的态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王导调解南北士族的矛盾，争取相对平衡的关键，还在于有效地调解他们在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义兴郡周氏等，都是拥有大批部曲的大地主。王导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与此同时，为了管理大量流入南方的流民，保护北方士族的利益，王导又实行了“侨寄法”，即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例如，侨置州有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的数目就更多了。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县境内，形势上有利于保卫建康。在名义上是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实际上则是让北方士族在侨居地内继续剥削和奴役逃亡民众，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侨人”不入当地户籍，享有免除一定赋役的优待。并且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吏，这就当然成为北方流亡士族的政治出路。侨寄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对于东晋政权来说，却从政治、经济方面都照顾了北方士族的利益，成为缓和南北士族矛盾的重要措施。同时，对于一些地广人稀、贫瘠荒凉的地区，也起了一定的开垦荒地、发展经济的作用。 三、清静为政 王导在政治上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清静为政。东晋是以北方大族为主体、南北大族联合的政权，内部矛盾十分复杂，皇权与大族的矛盾，南北大族之间的矛盾，普通士人与大族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彼此由于各自的利害关系，展开了明争暗斗。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作为执政者只有尽力维持各种力量之间的均势，调和矛盾，缓和矛盾，维护政局的稳定，此即王导所说的“镇之以静，群情自安”。这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做法，既需智慧，也需谋略。 “镇之以静”，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维系伦纪，义固君臣”，也就是坚决维护司马氏为首的现政权。这首先就是调解以王氏为首的士族势力与皇权势力的矛盾。 由于王导在东晋政权建立过程中所起的奠定基石的重要作用，司马睿称王导为“仲父”，并把他比作汉朝的“萧何”，极为倚重。大兴元年（318），晋元帝司马睿登基称帝接受百官朝贺时，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床接受朝拜。作为一个开国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这是史无前例的。王导坚辞，说：“如果太阳与天下万物相同，那么老百姓怎么能得到阳光的照耀呢？”在这里王导以“太阳”和“天下万物”来比喻司马睿与自己的关系，由此可见王导认定自己与司马氏的君臣名份是不可更改的。王导这样做，进一步赢得了司马睿的信任，也显示了王导的自知之明。 晋元帝初到江南时，对王导兄弟言听计从，事事推诚倚用。等到做了皇帝，地位渐渐稳固，就开始惧怕王氏权重，担心成为自己的威胁，于是便想削弱王氏权力。他引用北方二流大族刘隗、刁协等人为心腹，授刘隗为御史中丞兼侍中，刁协为姜尚书令，以牵制王导。王导虽被冷落，但他仍能保持常态，淡然处之，不予计较。这说明他胸有城府，不失政治家的风度。但王敦是一介武夫，野心很大，自以为拥兵上游，受不了这口气。他一再上疏指责司马睿，为王导鸣不平。但晋元帝总是不听，反而更加信任刘隗、刁协。他采纳刘隗的建议，于太兴四年（321），以南方士族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冀、雍六州诸军事；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从名义上看，这是为了北讨胡寇石勒，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为了对付王敦。王敦心里自然更清楚，这是在削弱自己的兵权。他终于先下手为强，以诛刘隗、刁协，替王导鸣冤为借口，于永昌元年（322）正月从武昌起兵，顺流而下，攻入都城建康。戴渊、周、刁协被杀，刘隗逃走投降了石勒。王导认为佞臣小人扰乱朝纲，并不反对王敦来“清君侧”，但当这些小人被杀逐，王敦要进一步篡夺皇位时，王导便表示坚决反对，并出面维护皇室。原先早在东都洛阳覆没、四方劝进的时候，王敦便欲乘机专断国政，但恐怕晋元帝年长难制，便想更议所立。因王导不从，只得作罢。等到此时王敦攻入建康，对王导说：“早时不听我言，几乎导致全族被灭。”但王导始终不为所动，坚持维护晋室，劝他返回。王敦无奈，只好很快退回武昌。王导从大局出发，再次维护了东晋王朝的统治，从而避免了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乱。 太宁元年（323），晋元帝病死，晋明帝司马绍继位，王导辅政，任司徒。第二年，明帝下令讨伐移镇姑苏（今安徽当涂）的王敦，致使王敦再次叛乱。王导站在维护皇权的立场上再次坚决反对。这时王敦病重，不能亲自率领军队。其兄王含乃为元帅，以水陆军五万陈兵江宁南岸。王导写信给王含说：“你今天这番举动，恰似王敦当年所为。但如今形势已完全不同：那年是因为有佞臣乱朝，人心不定，就是我自己也想外离以求自保；可是今天，先帝虽然去世，但还有遗爱在民。当今圣主天纵聪明，并无失德之处。如果你们竟妄萌逆念，反叛朝廷，作为人臣，谁不愤慨？”并坚决表示“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与此同时，王导积极部署兵力进行抵抗。王导经过分析认为，王敦久握兵权，兵精将广，硬拼肯定不是其对手，只有用计谋取胜。他听说王敦病重，便心生一计：亲率王氏子弟为王敦发丧，将士们以为王敦真的死了，士气大振。一个月黑星淡的夜晚，王导命将军段秀、中军司马曹浑率甲兵千余渡江偷袭，王含毫无准备，被杀得大败。王敦闻报以后，气急败坏地大骂王含：“这个老匹，坏了我的大事！”不久便病死军中。王敦无子，以王含之子王应为嗣。后军败，王含父子西奔荆州，被王含从弟荆州刺史王舒沉杀于长江。王敦本有大功于东晋，却因谋反而死。王敦的失败，在于打破了东晋的权力结构，改变了门阀世族间力量的相对平衡。东晋王朝是靠维持这种权力结构和各个大族间力量相对平衡来求得安宁的。谁破坏了这种结构和平衡，谁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王敦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失败了；王导深知平衡之术，以“镇之以静”来维持稳定局势，所以被誉为“一代名相”。王敦之乱平定后，王导以保卫皇权有功，进封始兴郡公，进位太保，司徒如故，并可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极受优礼。王导的从弟王彬为度支姜尚书，王彬之子王彪官至姜尚书令，久任不衰。琅琊王氏仍然是当时最大的名门姜望族。 太宁三年（325），晋明帝病死，幼主司马衍继位，是为晋成帝。王导与外戚庾亮共同辅政。后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又自淮南举兵攻入都城，被荆州刺史陶侃和江州刺史温峤联军消灭，收复建康。王导自始至终都坚定地支持维护司马氏政权。 在处理东晋统治集团与广大民众之间的矛盾方面，王导的清静为政思想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应当指出的是，这种做法实际上是牺牲老百姓的利益，满足大族的利益要求，以求得统治局面的稳定。东晋不但继续实行“九品中正制”，而且进一步确立了王导提出的“选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的政治准则，公开宣布大族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例如，东晋初年，豪强大族抢劫仓米一万斛，朝廷不去迫究，却只以处死管粮仓的小吏来塞责。王导任扬州刺史时，派出属官到本州各郡考察。考察官回来都纷纷向王导报告郡太守的得失，只有顾荣的族子顾和一句话也不说。王导问他听到了些什么事？顾和回答说：“你是国家首辅，应该让吞舟的大鱼也能漏出网去，又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闻后连声称赞他说得对，其他人都自悔失言。统治阶级的政策，有宽严之分、弛张之别。史家称宽、弛为“网漏”、“网疏”；严、张则为“网密”，意在视民为渊中之鱼。根据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王导实行了较缓和的“网漏”政策。王导的这种宽政作风，当时就毁誉互有。如陈就曾致信王导说：“西晋之所以倾覆的原因，在于用人不当，重虚名不重实用，看门第不看真才，政事败坏，不可救药。现在应该改变旧习，严明赏罚，选拔贤能，共谋中兴。”可是王导并不听从他的劝告，只是听任参佐避事自逸，清谈不辍，而且把屡发正论的陈贬出去当郡太守。晋明帝死后，王导和庾亮同受遗诏，共辅幼主。当时庾亮因姜望重而出镇于外。有人曾向王导进谗，说庾亮可能会举兵内向，劝他密为之防。王导说：“他若来了，我就‘角中还第’，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表现出他的恬淡无为，忍让宽容。但实际上庾亮的排挤让王导生了不少闷气，对庾亮心中也很不服气，曾骂庾亮是“尘污人”。王导本人对人们批评他为治过宽也很不同意。他晚年曾说：“人家都说我糊涂，将来一定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的。”的确，东晋就是靠这种糊涂来求安宁的。王导死后，庚冰代相，变动了政策，史称“网密刑峻”、“颇任威刑”。结果是王导得众，而庚冰失众，受人唾骂。政策的好坏，要结合当时的形势进行评价。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对王导作出评价说：“王导自言‘后人当思此愦愦’实有深意。江左之所以能立国历五朝之久，内安外攘者，即由于此。”这是很有见地的。实际上王导并不昏聩，他只是装作糊涂罢了，不计较小事。这是他的一种策略，借以来维持东晋的安定。历史事实表明，他的这种做法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总之，王导这位老练的政治家，以其“绥抚新旧”、“清静为政”的措施调和了东晋初年各种矛盾，但也助长了士族门阀制度的兴盛。应当看到，这些措施的施行是以黄老“无为而治”思想为理论基础的。魏徵晋之际，玄学之风大盛，成为当时的主要哲学思潮。所谓玄学，本出自《老子》一书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语。当时一些士人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在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的情况下，开始摆脱传统儒家学说，转而弘扬老庄之学。这种思潮对王导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他的为政措施中也深深体现出这种影响。东晋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在江南出现的第一个正统的政权。它的建立，有利于抵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侵；有利于组织和发展南方经济；有利于汉族文化的保存和发展。解放后在广州河南敦和乡客村曾发现一晋墓，其砖铭上有一首民谣赞道： 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 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 永嘉世，九州荒。余广州，平且康。 这说明自东晋至陈亡的三百余年间，南方经济上升，社会稳定，文化的发展更是远远超过了北方。因此，东晋王朝的建立在历史上是有积极作用的。对此，帮助创立并巩固东晋政权的王导功不可没。 王导不仅是东晋的开国元勋，而且是著名的书法家。他善草、隶，“润色前范雎，遗芳后世”，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普及和发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姚 建）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晋书》卷六五，《王导传》；卷九八，《王敦传》。 谢安助友卖蒲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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