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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永丰欧阳修痴迷考古写就金石名著

 lj0279 2020-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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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江西人欧阳修是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其实,他还是个考古爱好者。从北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至北宋嘉佑七年(公元1062年),他花了18年时间写成了《集古录》,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在考古学界有着重要地位。

▲《集古录跋尾》局部图
晨报记者 宋雅倩

北宋吉州永丰(今江西吉安永丰)人欧阳修,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一代文宗,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开创了一代文风,留下了诸多经典名作。实际上,他还是一位史学家,他耗费18年时光专门研究古金石书画,写就了我国现存最早的金石学专著——《集古录》。在这部著作中,可以窥见欧阳修振兴北宋文风的远大抱负和他独具一格的书法理念。

欧阳修写就《集古录》

分为金石拓片和跋尾两部分




欧阳修生于北宋前期,他曾感叹,与唐代相比,当时的书风衰弱,希望振兴北宋书风。于是,他开始大量收集古代的金石书画,并仔细研究撰写题跋,最终编著了我国现存最早的金石学专著——《集古录》。

《集古录》包含金石拓片和对金石拓片考定解说的跋文两个部分(即《集古录》与《集古录跋尾》)。金石拓片部分共有一千卷,可惜的是,由于历经兵燹战火,这一部分已零落散失,仅《集古录跋尾》得以完整保存。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退休考古专家许智范介绍称,《集古录跋尾》共有四百余篇,编为十卷。在学界,《集古录》中金石拓本部分具有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书法艺术等诸多层面的意义与价值,而跋尾部分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其中涉及了丰富的文学材料、古文理念,具有重要的文学批评价值。

现存最早金石文字专著

我国金石学定鼎之作




江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吴凯雷告诉记者,欧阳修将“《集古录》(不包含跋尾部分)一千卷”与“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局”“酒一壶”“吾一翁”合在一起,自称“六一居士”,流传千古。

实际上,是《集古录》成就了欧阳修“六一居士”之名,也为他带来了新身份——“金石学开山鼻祖”。记者了解到,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欧阳修的《集古录》在金石学界有着不可撼动的历史地位。

据许智范介绍,早在三国时期,已有用出土古器来考定前代旧籍的做法,但尚无名家。到了北宋时期,金石学开始成为一门备受重视的专门学科,并出现了几部有影响的作品,如刘敝的《先秦古器图》、吕大临的《考古图》、李公麟的《古器图》等,但这些书只限于研究钟鼎彝器,并不包含石刻。只有《集古录》将二者兼收并蓄,第一次对金石遗迹做出了系统整理,所以后人将这本书认定为“金石学定鼎之作”。南宋评论家朱熹在《题欧公<金石录序>真迹》中写道:“纪录金石,于古初无,盖自欧阳文忠公始。”

集录金石遗文十八年

得众多好友相助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教师马刘凤专门研究过欧阳修与《集古录》,据其介绍,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欧阳修作为新政支持者在朝廷受到排挤,出任河北都转运使后,开始集录金石遗文。直到他于北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逝世,一直醉心于钻研金石文字,耗时18年才写成《集古录》。

《集古录》是欧阳修晚年呕心沥血的得意之作,他在许多文章中都写到过关于《集古录》创作过程中的艰辛——有些墓志是他苦苦寻找才找到的,如《唐窦叔蒙墓志》就是他求之15年而得;有些碑刻得到时已经残缺不堪,但他仍如获至宝,如《唐张敬因碑》……

▲欧阳修画像
《集古录》的完成,既有欧阳修倾注的心血,也离不开他众多朋友的支持,韩琦、王素、苏轼、裴如晦等人,都曾积极帮他搜集素材,其中要数好友刘蔽(刘原父)对《集古录》的贡献最为突出。刘蔽是宋代开疑经、改经之风的先驱,也是最早收集古器的人之一,是当时的金石专家,他经常帮欧阳修寻找碑刻,也常与欧阳修探讨金石收藏心得。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对此进行了特别标明。

介绍金石种类十分丰富

跨越夏商周三代至北宋




据悉,《集古录》内涵丰富,书中对所载石碑铜器的来源、赠与人、发现地及所刻文字完好程度等情况有不同程度的介绍,对较为珍贵的器皿还有简洁生动的描绘。

根据欧阳修《集古录目序》所述:“汤磬,孔鼎,祁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刻石,与夫汉魏以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分隶诸家之字书,皆三代(夏、商、周)以来至宝,怪奇伟丽、工妙可喜之物。”可见,《集古录》中收录的磬、鼎、鼓等众多类别的金石文字,时间涵盖了自夏商周至北宋时期,内容繁多而有序。

更为难得的是,《集古录》中所收录的金石文字,不仅有圣君贤士的,也有部分平常人的,甚至还有一些闺阁女子的。虽然在当时的环境下欧阳修无法一一考证这些金石文字的真实性,但从中可见当时的书风,因而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匡正史书之误

鉴古通今




《集古录》所收录的碑铭的内容有许多并不见于史书,它们往往是原始的、真实的,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也正是欧阳修写就这本书的原因之一。马刘凤介绍称,欧阳修的文章中有“非徒好玩,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及“亦可为朝廷决疑议也”等表述,这正说明了与史互证以正谬误以及鉴古通今才是他写这部著作的真正用意。

《集古录》与史互证的作用在文字中有重要体现:正年号、年代,正人名、年寿、地名、官爵谬误,正记事前后失序,正叙述史实舛误。许智范说:“这种金石、史传互证的方法,一改宋代以前仅有文献互证一种方法的状况。欧阳修一方面利用金石补正史传,另一方面并不迷信金石文字,用史传来反证金石文字,因此被认为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先验者。”

涉及字法笔法评论

体现欧阳修的书法理念




《集古录》中收集了许多唐代著名书法家如张旭、颜真卿、怀素、柳公权等的真迹,对历代名家的文字进行了评价,涉及字法、笔法的评论,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集古录跋尾》还是欧阳修为数不多的传世书法作品之一,书中文字用笔工整,笔画遒劲,超逸绝俗。北宋书法家苏轼评价其“修书笔势险劲,字体新丽,精勤敏妙,自成一家”;明代文学家陶宗仪则认为“修书遗墨流传,遒劲可爱,人皆宝之”。

《集古录》分别对魏晋墨迹、南北朝书法以及唐代书法、隋代书法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总结了书法自身发展规律。对此,江西省文史馆特邀书画家文师华认为,从《集古录》中可以看出,欧阳修认为字的品味与人的性格密切相关,他在《集古录跋尾》卷九《唐溪庙记》中评价唐人高骈的书法称:“骈为将,尝立战功。威惠著于蛮蜀,笔研固非其所事。然书虽非工,字亦不俗。盖其明豪爽隽,终异庸人。”他认为,高骈的书法风格与其明豪爽隽的性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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