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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干谒”，是指那种奔走于名人权贵之门而有所求的行为。古代文人的干谒，更多地表现为以诗文呈请当权者阅览，以求得他们的青睐，从而显身扬名，猎取富贵。这种现象，在唐代表现得特别突出。
杜甫虽曾自我标榜“独耻事干谒”，其实也未能免俗。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杜甫两次游于京城，除了应试(未能及第)之外，便是以诗文干谒权贵。《杜工部集》中就有该时期的大量投赠公卿的诗作。有的诗句不仅显得过分谦卑，而且表明作者当时十分热衷此道，如：“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芜。”表现出杜甫性格的另一侧面。
李白以狂傲著称，但他的散文名篇《与韩荆州书》就是用于干谒的。文中说，时人皆称“生不用封万户侯，愿能一识韩荆州”。希望韩朝宗能像战国赵国公子平原君那样 “三千宾中有毛遂，使白得颖脱而出……激昂青云。”同杜甫比较，李白的干谒显得豪迈而狂放。
李贺曾干谒于韩愈之门，并因其名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得到韩愈的赏识，从此名扬天下。
诗文干谒之风所以盛行于唐代，有其特殊的社会原因。唐代科举名目繁多，但独重进士一科，及第者被称为“登龙门”，可以很顺利地显达。进士科考度诗赋，士人必须擅长此道，方有得第的希望。然而，唐代进士科名额很少，每年所取不超过30名，竞争十分激烈。中唐以后，科举基本上被名公巨卿操纵，每科及第者及其名次，往往事先已有安排。因此，举子们必须得到公卿和试官的赏识，才有希望中进士。这种人以诗文呈请阅览，称为“温卷”。这种行为，当时并不被认为是舞弊。
其次，唐代庞大的官吏队伍，除少数科场中的幸运儿外，每年还有不少人是通过吏部“铨选”(唐五品以上官员由皇帝任命，六品以下官员除员外郎、御史及供奉官外，文官由吏部，武官由兵部，按规定审查合格后授官，称为铨选)，或公卿大吏推荐直接为官的。要想得到推荐，一个比较方便而可行的办法就是以诗文干谒。
由于上述原因，中唐以下的文人“不问士行文艺，但勤于请谒，号曰“精切”。为了便于干谒，他们一般都准备了大量经过装裱的诗文卷轴以备不时之需。有的人一进京，连馆驿行李都不安排，便以诗卷造请于名公之门。而名公巨卿们一般也能做到热情接待，一旦发现人才，便大力为之延誉，这样做，一方面培植党羽，增强政治势力；另一方面奖掖后进，使自己获得“伯乐”的美名。
德宗贞元年间，韩愈、皇甫湜名望特高，号称“一代之龙门”。文士牛僧孺来到长安，下车伊始，从容皆谒之，立刻得到二公的赏识。为了表明牛僧孺这一奇才是他们二人首先发现的，第二天韩愈和皇甫湜还专门趁牛僧孺外出时，前往他下榻的旅店拜访，并于其门上大书“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不遇。”立刻引起轰动，观者如堵。牛僧孺因此名噪天下，不久登进士第，后来成为一代权相。韩愈、皇甫湜发现人才，礼贤下士的名声也因此倍增。
唐代的文人，常随身携带诗文卷轴，以备与达官贵人不期而遇时便于呈阅。有的幸运儿还因此直接得到皇帝的赏识而飞黄腾达。士人卢沆偶遇宣宗皇帝微服出行，宣宗向他索取诗卷，藏于袖中而去。不久，将卢沆拔为进士及第。
干谒的对象不仅限于京城的名公巨卿，地方藩镇、刺史都属于干谒的对象。晚唐诗人杜苟鹤，平生奔走请谒，遍及权豪，然郁郁不得志。最后游于梁汴，以浅近易晓之诗谒大藩镇朱温，得到这个粗人的赏识。可惜他入翰林仅五天就一命呜呼。
虽然干谒之风遍及唐代官场各个角落，但成功的人毕竟是少数。官场中更重视的是门第和权势。诗人白居易曾写诗叹道：“袖里新诗十首余，吟看字字是琼琚。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纸书。”正是对这种风气的辛辣讽刺。
【本文作者简介】廖云新，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曾供职于省级、中央级新闻媒体十余年。现为当代人物网总编揖。2008年至今，用本名和笔名在《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广州日报》《光明日报》《法制日报》《南方日报》《解放军报》《楚天都市报》《湖北日报》《新民晚报》 香港《文汇报》《做人与处世》《演讲与口才》《辽宁青年》《经典杂文》《中国青年》《山东青年》《意林》《思维与智慧》《钟山风雨》《文史博览》《文史月刊》《华人时刊》《南风窗》等知名报刊发表散文、文化随笔、时评、杂文1600余篇(次)，近百篇文章被《报刊文摘》《海外文摘》《特别关注》 《读者》以及人民网 新华网 新浪 网易 搜狐 腾讯 凤凰网等知名网站转载。《说谎与测谎》《给善心一个容器》《文化一脉说家训》等文章被多个省市选入语文中高考模拟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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