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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形容本国某地群体酒量惊人，多用“某地的麻雀也能喝二两”来形容，意思是该地酒气冲天，连麻雀都被熏出好酒量，鸟犹如此，人何以堪？ 中国的酒，与别国的不太一样。就连酒的起源，都有猴造、人造、天造等好几种说法。有一种流传较广，称夏朝初年，有仪狄偶然发现剩饭发酵后汁水极其甘美，称之为“酒”，于是用桑叶包饭酿成酒以此献给大禹。  大禹他老人家喝了两杯，感到味道甘美，先喜后忧，来了句神预言：“后代必有为了饮酒而亡国的。”大手一挥，让仪狄滚蛋，顺便把酒给禁了。后来当然是没禁住。 此时的酒，基本是谷物自然发酵的，酒精度低于1%。粮食产量有限，这种喝多了容易灵魂出窍的神秘液体当然十分金贵，大多用于祭祀和庆典，只有贵族能享用。 中国酒与西方不同，很早就出现了酒曲，发明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制曲酿酒的方式，一直延用至今。  到了春秋，孔子他老人家曰过，“唯酒无量,不及乱”。有句不太靠谱的解释是：我到底能喝多少酒，我也不知道，但我喝酒从没失过态，从没乱过性。 所以后世流传：“尧舜千钟，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饮十榼。古之圣贤，无不能饮”，钟、觚、榼都是古代的酒器，一觚的容量约为现在的二升。孔子一顿百觚当然是太夸张，不过那时的酒还不到1度，想喝过量，也不太容易。 经历了春秋战国，酒已走向世俗化，秦汉时已是遍地酒肆，卓文君、胡姬等美女开始当垆卖酒。《羽林郎》描写冯子都调戏胡姬，“求清酒”，说明此时酒有清、浊之分，浊酒杂质多些，档次不高，清酒经过过滤，度数也高些，当然价钱也贵，美人当前，自然是“求清酒”。  魏晋南北朝，饮酒的主力军，一大波文人雅士隆重登场，掀起了豪饮之风，此后酒就与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最著名的七位醉鬼——竹林七贤，酗酒，磕药，侃大山，搞乐队，玩裸奔，装疯卖傻，被认为是名士风范。然而与陶渊明相比都被秒成渣。 陶渊明爱田园，不爱扎堆，认真写诗，扎实喝酒，光《饮酒》诗就做了二十首，与酒有关的诗更是达到六十余首。后来白居易说陶渊明的诗，“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唯独钟情于“忘忧物”，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陶渊明的酒是隐士之酒，冲淡而有味，自然而真纯。  到了盛唐，酒的度数拉升到6到8度，开始有果酒，“葡萄美酒夜光杯”。米酒分几个档次，“绿蚁新醅酒”，“白酒新熟山中归”，越白越好。 李白号称诗仙，那是喝了酒才能成仙，他得意时喝，失意时喝，基友重逢时也喝，“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将喝酒这件事写得震烁古今又豪气万丈，“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癫狂过后，无限落寞。 李白斗酒诗百篇，也有人说他要是不喝酒能诗千篇，不过这千篇，有没有仙气就很难说了，乾隆爷他老人家还诗万篇呢，谁记得住？李白的酒，是浓烈之酒，是豪纵狂放的诗仙之酒。  两宋时期经济繁荣，黄酒最终定型，酒精度高达12度。提到最著名的文人“饮士”，自然非苏轼莫属，正所谓“诗酒趁年华” ，一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遂成千古绝唱。 不过苏轼的酒量不算好，自谦说“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五合大概也就1斤，相当于现在一瓶干红的量，然而相比于豪饮，他更善于玩味酒的意趣， “吾酒后乘兴作数十字，觉气拂拂从十指中出也。” 苏轼的酒是文豪之酒，从浩然奔放的旷世奇才到波澜不惊的佛系饮士，终究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元代时蒸馏技术传入，烧酒也就是现代的白酒粉墨登场，酒精度节节高升，30到60度不等。到了明清白酒迅速蹿升，开始与黄酒分庭抗礼。 也有人认为，现在社会上流行喝的白酒，是清末至民初军阀时期兴起来的，多是黄河的河工喝，或苦力喝，再有就是土匪，一是抵寒，二是消乏，三是壮胆。 这种经过好几次蒸馏才能出的高度酒，让李白喝了只会昏醉，估计什么诗也做不出来，张旭的酒后狂草，也是低度酒的成果。武松喝的“三碗不过岗”，是村野的米酒，要是喝了十八碗现代白酒去打虎，那是给老虎免费送外卖。  现代也有喝酒的文人酒徒。汪曾祺在读西南联大时，听过闻一多讲楚辞，开课时有句名言：“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想必这句话给汪曾祺影响很大，他此后就成为无酒不成书的作家，注定要活在酒乡里的。 汪曾祺年轻时有过一次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把房东王老伯吓坏了，以为他失恋想不开。正发愁时，好友朱德熙来了，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了钱，把汪曾祺请到一家小饭馆吃饭，还要了酒。三杯下肚，汪曾祺浇了愁，没事了。 有意思的是，汪曾祺后来在文章中也回忆了朱德熙卖书请其喝酒的事，但恋爱的事情绝口不提。汪曾祺到了晚年，说老人有三乐：“一曰喝酒，二曰穿破衣裳，三曰无事可做。” 他喝的酒，是率真洒脱的名士之酒。 现在名酒佳酿遍地，纵酒狂欢、附庸风雅者多矣，但少酒后吟风弄月的真名士尔。 （图片来自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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