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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盆记》又名《奇冤报》、《定远县》，是一出传统鬼戏。元杂剧和明传奇里已经出现包公判断乌盆鬼冤案的戏文，几百年来，这出戏在中国的多个剧种里常演不衰。 但是这个传统在1949年后一度中断。1950年7月，当时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为主任的“戏曲改进委员会”首次以中央政府名义颁布对12个传统戏曲剧目的禁演决定，其中包括京剧《奇冤报》（即《乌盆记》）。《乌盆记》遭禁原因是“舞台形象过于恐怖，宣传了迷信思想”。到1952年6月止，文化部明令禁演的戏曲剧目增加到26个。 《乌盆记》近十几年来才重新在中国戏曲舞台出现。王珮瑜说：“现在可以很经常地上演这出戏了。可能正因为那时候把这出戏禁了，现在观众从情感上更喜欢它。” 1940年代，张爱玲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一文中曾经提到《乌盆记》：“《乌盆记》叙说一个被谋杀了的鬼魂被幽禁在一只用作便桶的乌盆里。西方人绝对不能理解，怎么这种污秽可笑的，提也不能提的事竟与崇高的悲剧成分掺杂在一起——除非编戏的与看戏的全都属于一个不懂幽默的民族。那是因为中国人对于生理作用向抱爽直态度，没有什么不健康的忌讳，所以乌盆里的灵魂所受的苦难，中国人对之只有恐怖，没有憎嫌与嘲讪。” 《乌盆记》确实不乏“屎尿屁”之类粗鄙俚俗语言。马志明扮演的小花脸（丑角）张别古一出场就口吟打油诗：“人老三不才，尿尿（音suī）湿了鞋（音xiái）。闻风就流泪，放屁屎出来”，插科打诨，自嘲自讽。观众报之以哄堂大笑。 正所谓“道在屎溺”，中国传统戏曲中多的是来自民间的粗俗的幽默与智慧，也有的是张别古这样的底层小人物，用马志明的话形容，“既没本事，又穷，有点财迷，爱小算计，胆小，但还有点正义感，遇到乌盆里的冤鬼也会为他鸣不平，替他打官司。这种人绝对不是坏人，实际上这种人是社会上占多数的下层人士”。 马三立在相声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小奸小坏、可笑可怜的小人物。马三立熟知普通人的人情世故，是因为他常年生活在市井底层，极熟悉引车卖浆者流的生活语言。 马家以前住的院子，里里外外净是些修车的、算卦的、点痦子的、瓦匠、小偷之流，“从没见过一个西服革履的，都是只花二分钱买一小碗豆腐脑、窝窝头的穷人”。 马三立相声中的人物，马志明几乎都在现实生活中见过原型，比如《练气功》里那位不务正业、专门欺负小孩儿的“张二伯”，还有《给老热写信》里那位文化不高，又不懂装懂的“仇大爷”，就是马家的街坊邻居，“特别熟”。 《乌盆记》演出现场，马志明扮演的张别古就很有“马氏相声”传统特色，一路“现挂”，包袱不断。例如张别古一见到衙役便嘀咕：“我看你就像个‘山寨版’的衙役！”衙役由马志明的老搭档黄族民客串，两人在京剧舞台上重逢，依旧是“哏儿”味十足。 马志明的“现挂”对扮演僵尸的王珮瑜是个小小考验，因为她的角色不允许笑场。王珮瑜开玩笑说，排练的时候恐怕马志明最让人发笑的“挂”还没有拿出来，她担心到时候在现场听了马志明的插科打诨“绷不住”笑出来，所以得训练自己“把笑神经固定住”。 王珮瑜和马志明只排演了一次。马志明1957年起学过五年多京剧，学的就是丑角，2007年曾演过一折猴戏《安天会》，其间45年没演过京戏。演《乌盆记》前，马志明提前一个月开始背词、练表演，跟其他演员对戏，王珮瑜也提前大半个月吊嗓子，与琴师鼓师对戏。王珮瑜说：“这就是我们传统戏曲、曲艺演员比较特殊的地方，只要平常下足够工夫，两人也不需要太多磨合，在台上一拍就能够合上。” 如果要把王珮瑜和马志明“拴在一起”演出，《乌盆记》是首选。这出戏除了老生大段的表演和唱以外，主要是小花脸的戏，虽然剧情比较阴森，但诙谐幽默的调子贯穿始终。 《乌盆记》少了小花脸张别古就十分单调，“闹不起来”。他只是个小丑，但很重要，一般演员演来不易，用京剧行话来讲叫“大丑”。马志明说，以前剧团里只有“高知”级别的丑角才演得了张别古，《乌盆记》解禁后并没有立即家喻户晓，可能也跟这个丑角难觅有关。马志明能驾驭“大丑”，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身为相声名家的喜剧功底。 若论相声与京剧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相声艺人朱绍文幼年学的就是京剧丑角，也习过花脸。在旧时代，相声艺人和京剧艺人常有来往。据马志明回忆，马三立特别喜欢听孟小冬的唱，来马家串门的朋友除去相声界同行，大部分是京剧演员，马连良、侯喜瑞、赵燕侠等都是马家的老朋友。马志明从小喜欢京戏，也多少与此有关。 命运曲折的孟小冬与天津也很有缘分。1928年，21岁的孟小冬在天津公演十余天，天津《大风报》创办人沙大风撰文捧孟小冬为“冬皇”，这一称号迅速风行。孟小冬失意时曾在天津居士林念佛隐居，1933年与梅兰芳决裂后是在天津《大公报》头版连登三天“紧要启事”。 王珮瑜演《乌盆记》完全是按照孟小冬的版本来，但是孟小冬没有留下演出录音，王珮瑜只能参考孟小冬当年说戏、吊嗓子的录音。 王珮瑜演《乌盆记》中的刘世昌，声腔高亢而有韵致，几段唱及“硬僵尸”（直挺倒地）的身段功夫都引得一片“好”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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