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之父：留学之外的传奇一生

袁承志dtau70na 2020-02-13

展开全文

留学教育事业只是他报国理想中的一页，留学事业之外，容闳的人生同样传奇。

容闳为世人所熟知，不仅因为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更重要的是他促成、组织了第一批官费赴美留学幼童，其历史意义与价值不言而喻。这一创举不但开辟了我国留学教育的先河，而且留美幼童中詹天佑、唐绍仪、梁敦彦等人对中国近代史影响深远。纵观容闳一生可以发现，留学教育事业只是他报国理想中的一页，留学事业之外，容闳的人生同样传奇。

可能是造化弄人，可能是风云际会，在这英雄才子交替出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晚清，容闳出生在了“得时代风气之先”的广东香山（今广东珠海）。

容闳故居——南屏镇西大街11号

容闳的出生地珠海市南屏镇，与澳门仅一水（即：前山水道）之隔。在对“洋人”还存在着诸如“膝盖无法弯曲”等误解的时代，由于地域之便，容闳7岁便进入澳门“西塾”学习，直至11岁归家，容闳已接受了五年的西式初等教育。其后，据卫三畏等人所编《中国丛报》记载，著名的马礼逊学校迁至香港后，容闳作为校址搬迁后的首批学生于1842年入学。直至1845年肄业，容闳在中英文双语教学的环境下，学习了包括算数、地理、作文、力学等课程。也就是说，17岁的容闳已经具备了同时代绝大多数国人所缺乏的基本科学素养。

马礼逊学校的学习，不仅使容闳思想“西化”，同时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勃朗先生、卫三畏等西方传教士。1847年，19岁的容闳随勃朗先生于4月12日抵达纽约，开启了旅美求学生涯。赴美后容闳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并在此期间信奉了基督教。容闳虽然信仰基督教，但他拒绝了孟松学校以毕业后做传教士为条件，资助其就读大学的建议。容闳后来回忆，当时校董抱着很大的热诚，“而予之对于此等条件，则不能轻诺”。容闳认为自己目前虽然贫穷，但“自由固有”，学成之日“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而不是拘泥于传教。19岁那年种下的爱国种子，贯穿了容闳今后的一生。

1850年，机缘巧合之下容闳获得资助，终于得以至耶鲁大学就读，直到大四那年，勤工俭学的容闳才“不复以举债为生”。容闳在耶鲁所学为文学，但他也一直在关注科学，曾一度想进入全美最早将其课程用于“促进自然、物理和数学科学研究”的学院之一的谢菲尔德科学院的工程学院学习，最后因“不能自筹资斧”等原因未能实现。容闳好友Joseph H.Twichell（吐依曲尔）1877年在耶鲁法学院的演讲中提到“在上海时，他结识了一位学术上具有地位且知名的中国天文学家。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位天文学家在以某种方式得悉容闳的学识后，主动与其结识以便讨论天文学”,“经过反复接触后，他们由熟人发展为好友。离开大学时比大多数毕业生更了解天文学的容闳告诉了他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这是这位天文学家在科学上一次长足的进步”。而这位“好友”，便是与伟烈亚力共同翻译《几何原本》的近代著名天文学家、数学家李善兰。

1854年，26岁的容闳，“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的身份回到祖国。由于久居国外，容闳已几乎听不懂汉语，自叹“中国人而不能作中国语”，因此他暂居粤中补习汉文。期间太平天国正值军事全盛，陷武昌，破江北、江南两大营，使得清廷上下左支右绌。时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杀凡七万五千人”一事对容闳影响极大，尤其是容闳还亲至刑场观其惨状，使得他“愤懑之极，乃深恶满人之无状，而许太平天国之举动为正当”，而且容闳随后在香港时结识了“干王”洪仁玕，这都为之后亲访“天京”埋下伏笔。

咸丰十年（1860年），容闳怀着“太平军中人物若何？其举动志趣若何？果胜任创造新政府以代满洲乎？”的疑问，与一传教士友人乘船从上海出发，经苏州抵达太平军“首都”南京。期间在丹阳有一“副官秦某”迎接了容闳一行人，并向他介绍了太平军对于“耶稣教之观念”以及“攻略各地之情形”。在南京，容闳正式拜访了之前已在香港结识的“干王”洪仁玕，并向其建言七策：

1、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

2、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

3、建设海军学校；

4、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

5、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

6、颁定各级学校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

7、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结合容闳一生的经历及其所致力的事业，可以说这七条建言很“容闳”，但对于根基未稳、民智未开、政制未全的太平军而言，实则如《资政新篇》一般，很“理想”。一方面，在访察期间，容闳已向洪仁玕明确表达了“无意投身太平军中”的意向，并拒绝了洪仁玕所赐之爵位；另一方面，访察后容闳总结道，太平军领袖洪秀全是由“无识愚民”借宗教变为“草野英雄”，“应试落第之后，得失心盛，殆成一种神经病，神志昏聩”，而其宗教知识“皆甚浅陋而简单”，“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同时，“太平军一役，中国全国于宗教及政治上，皆未受丝毫之利益也”。无论是政治成就还是个人魅力，与他后来见到曾国藩时的印象都大相径庭。太平军中一行，使得容闳将目光逐渐转向了太平军的对手、当时的合法政权——清廷。

咸丰十一年（1861年），容闳仍在安徽太平县贩茶，时年8月，他接到一封意想不到的来信，彻底改变了他人生。这封信来自容闳旧友张斯桂（中国第一艘炮舰统带），内容大致是说受两江总督曾国藩之委托，邀请他至安庆一行。当时正值曾国藩攻下安庆不久，刚刚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聚全国英才而用之，进入曾幕的有当时著名的科学家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而容闳收信后首先为之一惊，怀疑是不是由于自己之前赴南京的经历而被认作奸细，因此他便婉言拒绝了，直到随后又接到张斯桂与李善兰的共同来信才去疑解惑，奔赴安庆，踏出了自己“政治生涯的第一步”。

同治二年（1863年）十月，容闳与曾国藩正式会面，这便是著名的安庆会面。据容闳自传所载，以识人用人著称的曾国藩初见他时，请坐后便“含笑不语者约数分钟”，并以“锐利之眼光”将容闳从头到脚“仔细估量”，最后“双眸炯炯”直视容闳，随后才开口交谈。交谈后容闳才得知曾国藩招揽他入幕，是为了在中国设立一座外国机器厂的事，需要容闳帮忙筹划机器厂的性质与相关设备的引进。容闳根据所学及经历，提出此厂“必须拥有一般性的和基础的机器才能生产出特定的机器”，也就是说这所机器厂，是生产机床的机器母厂，能够起到“以母生子”的作用。容闳这一理念，被曾国藩称之为引进“制器之器”，写进了当晚的日记中，并逐步在洋务派内部，乃至清廷上下传播开来。王尔敏先生称“制器之器”为“当时言新政者一个普遍的口号”，一项方向明确的工业近代化举措，如今拨开历史迷雾我们发现，这一理念的最初提出者便是容闳。

确定建立机器母厂后，容闳便承担了近代史上越洋购买引进第一批国外机床的重任。经曾国藩推荐，容闳在上海李鸿章处拿到了购器经费。值得一提的是，被曾国藩视为事业上的继任者的李鸿章也极为认可“制器之器”的重要性，并为引进“制器之器”乃至其后首批幼童赴美留学计划出资出力。在曾幕期间，容闳还结识了与他交往“颇投契”，之后历任江南制造局第一任总办、江苏巡抚的丁日昌。丁日昌一直在关注西式火器与机械，并极力倡导引进与学习，是洋务派中难得的技术型官员。从丁日昌同治四年公牍中关于“制器之器”与“以母生子”的论述看，他关于机器制造的理念受容闳影响极大。容闳从美国购回的“制器之器”全部用于江南制造局，他自己也在上海协助丁日昌管理江南制造局。

江南制造局机器正厂 （来自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江南制造局内景（来自中国近代影像资料库）

现在看来，对道德修养尤为重视，这可能是容闳选择曾国藩而非太平天国的原因之一。容闳自幼接受的皆为西式教育，但他对完全接受中式传统教育、崇尚理学的士大夫曾国藩推崇之高，并碰撞出伟大的历史火花，这种景象甚为奇妙。在曾国藩逝世后，容闳书信中提及留学事业时，称之为“曾文正所创之事业”，“曾文正所植桃李”，可见其对曾国藩之尊重。而容闳自传中可见他对李鸿章芥蒂颇深，不只在二人性格不和，也主要由于撤回留学生等事。另一方面，当时的士大夫往往以火器、西学为末流技艺，不屑为之，而传统士人经过外侮、内乱成长为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这样趋向洋务的官员着实不多。后者对“稀缺人才”容闳的兴趣自然很浓，可以看出容闳在同治年间虽未直接进入洋务派高层，但他与洋务派主要官员交往密切，对他们影响颇深。

从留学到归国，从入曾国藩幕到购买机器再到促成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事宜，容闳的前半生可以说是在不断地转变身份，辗转奔波中向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迈出了第一步，也成就了自己彪炳史册的最卓著一笔。在卸任驻美公使后，53岁的容闳步入了自己人生的后三十年，为使祖国“渐趋富强文明之境”，容闳仍在寻找道路、不曾停歇。

1881年，赴美的120名留学生“凄然返国”，同时53岁的容闳公使任期已满也归国复命。此后直到1894年，容闳几乎都在美国照顾生病的妻子直到她去世，未曾参与国内事务。直至听到甲午战争爆发的消息，容闳“爱国之心油然而生”，寄书曾任驻美公使馆参赞、时任张之洞所办“自强学堂”总办的蔡锡勇。后又经蔡锡勇介绍，1895年67岁的容闳归国至南京拜谒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但与“具有一种无形之磁力，能吸引吾人，使心悦诚服”的曾文正相比，张督给容闳留下了“目空一切而又有慵惰不振”的印象，容闳被授一闲职后又在刘坤一属下任职三月便毅然辞职北上，“与江南政界断绝关系”。至京后，他本是游说张荫桓和户部尚书翁同龢设立国家银行，却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就在他“救助中国之心，遂意至此而止矣”之时，容闳结识了康有为、梁启超二人。

1898年，70岁的容闳看到光绪帝在中国政治存亡之秋奋起提倡维新，便决意留京。因与康、梁关系密切，容闳在京的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时年9月变法失败后，容闳也因隐匿犯人的嫌疑不得不逃往上海，在上海组成“中国强学会”继续讨论关于维新事宜，并被选为第一任会长。其后又因被通缉不得不继续逃往香港。1900年，政治活动家唐才常在上海愚园召开“国会”，容闳又一次被推为会长。时年9月“国会”便受张之洞镇压，在逃往日本“神户丸”上，容闳与孙中山相遇，一同抵达长崎。在此之后，容闳便逐渐转向革命，与绘制著名的《时局图》、参加广州起义的谢缵泰和香港富商、革命家李纪堂等人交往甚密。

1907年，79岁的容闳两次致函谢缵泰表示“保证继续支持革命”，“提出促使中国革命成功的计划”，并断绝了与康、梁的来往，与保皇党彻底决裂。1910年，82岁的容闳提出“红龙—中国”计划以推翻清政府。2月16日，他以书面形式向孙中山说明与荷马李等人协商的实施步骤，并在4月与孙中山会晤时探讨了相关内容。但终究已过耄耋之年，5月起容闳患中风后身体日益欠佳。在这种情况下，1911年，83岁的容闳仍三次致信谢缵泰探讨革命情况。1912年2月，中华民国甫一成立，孙中山便致函邀请容闳归国，函中称容闳“素仰盛名，播震环宇，加以才智学识，达练过人，用敢备极欢迎”，希望他“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之际，“倘俯允所请，则他日吾人得安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悉自先生所赐矣”。可惜的是，容闳再也回不去了，为祖国奔波一生的他于4月21日去世，葬在了康州哈福特市郊的雪松岭公墓，享年84岁。

因撰写文章的缘故，笔者得以细致阅读晚清仁人志士所著文章，识其原貌。容闳与同时代诸贤杰一生立志以身报国，历百千艰难而不挫屈，勇猛精进、艰苦卓绝的情怀与毅力，其人、其事、其情令人多次掷笔长叹乃至潸然泪下。从探访太平军到入曾国藩幕，从支持康梁变法到协助孙中山，容闳参与或经历了包括农民起义、士大夫自救、知识分子变法革新、资产阶级革命等重大事件与转折，他的身份在此期间也在不断转换，从首位美国一等大学毕业的中国人到被太平军授予爵位却婉拒、从曾文正保奏五品实官以候补同知资格在江苏省行政署为译员到驻美副公使并授以江苏省道台头衔的二品顶戴、从毅然辞去清廷官职到“中国强学会”第一任会长、从与康梁断交到被中山先生称为“老同志”。一件件历史事件、一个个身份转变，“朝三暮四”的容闳却从未忘记自己真正的追求，他在耶鲁写毕业赠言时引用最多者为《孟子》中“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一句，这正是他内心最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