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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万历帝朱翊钧悲痛不已，辍朝、赠上柱国，谥号“文忠”。 生前显贵，死后哀荣——用来概括此时的张居正恰当不过，在偌大的万历朝，他权倾朝野、荣宠无比，死后又有此尊谥，这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奋斗目标的文人而言，无疑是死而无憾的。但是这样的哀荣，却仅仅只持续了四天。在张居正死后的第四天，以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张居正举荐的潘晟为肇始，很快矛头便直指已经去世的张居正。 张居正也随即被明神宗朱翊钧抄家，削其职衔，家人被流徒。 至此一代改革家、内阁首辅身死名灭。对于这样的结局，同僚海瑞称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以为只是张居正不善于谋划身边事才导致的这种结局。事实上，对于张居正而言，他的结局如此，又何止是简单的“拙于谋身”四字，更多的则是他在对待同僚、权利之上的阴谋、排除异己、玩弄权术这等循吏之举。 在万历初年，张居正虽然入阁充任阁僚，但当时的内阁首辅为高拱。高拱此前曾经为张居正的上官，因此二人之间既有同僚之谊，也算有师徒之情。 在嘉靖皇帝朱厚熜去世之后，朱载垕继位。作为帝师的高拱、张居正也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先后晋身为大学士、入阁。但即便是入阁，这内阁首辅之位也只有一个，恰恰高拱又身为前辈，自然也便当仁不让，张居正也只得屈居其后。这样的处境，显然不是张居正所愿。他是循吏，他希冀能够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但高拱内阁首辅在一日，他便必须有所节制。但是很快这种局面，便因为明穆宗的去世被打破。 1572年，穆宗去世，临终之前由于万历帝年不过10岁，因此便托孤高拱、张居正、高仪。高仪时任文渊阁大学士，并无争胜之心，如此一来，朝政大事也都由高拱、张居正署理。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更不用说这朝堂之上，很快张居正便依靠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联盟关系，对高拱实现了压制。 万历元年，在张居正的授意之下户科给事中曹仲平上疏弹劾高拱，其奏疏中直陈高拱十宗大罪。针锋相对之下，高拱自然不会相让，便授意御史张集上奏请求扩大首辅权利，并对司礼监太监进行削权，而张居正对于这样的一个良策，表明上表达了赞同，背地里却将此事告知了冯保，作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手握批红意见的他自然不会同意，因此批复“照旧制行”。并不甘心的高拱面对这番答复，口不择言：皇上只有十岁，哪能裁决政事呢？ 这句话在现在看来，并无不妥，但在讲究纲常的封建王朝实乃是大不敬、悖逆之语。因此，张居正瞅准机会，授意冯保告诉了万历帝，最终在李太后决定之下，由张居正策划、冯保实施了一场“争内阁首辅之位”的斗争，以张居正的胜利宣告结束。 随后，张居正被委任为内阁首辅，面对这样的局面高拱无奈只得向万历帝提出告老还乡。在高拱提出告老还乡之时，张居正还假意“千般挽留”，但真正的杀心也一步步的指向高拱。张居正在这场争权之中，要的不仅仅是内阁首辅之位，更是高拱的性命。 1572年一个平常的日子，一个太监携带冯保所交的利刃冲向万历帝。此人的结果，自然是被捆缚，而早就得到授意的太监更是“坦言”乃是受高拱指示，前来刺杀皇帝。于是，一系列的“同谋”被牵连出来，而高拱的处境已是岌岌可危，一旦认定罪名，他无疑将会是一个身死名灭、家族被诛的结局，好在这个轰动朝野的“王大臣案”在杨博、左都御史葛守礼等人的坚持下，被公开审理。 而这场大案的走向也在公开审理之下，走向事实真相。作为皇帝的万历帝虽然年龄幼小，但显然也想知道真相，便命令锦衣卫左都督朱希孝会同审理。作为直属皇帝的锦衣卫自然不留情面，严刑拷打之下王大臣（也就是携带匕首的太监）挨不过：“你们让我说高阁老指示的，为何有如此严刑拷打！”事情发展到这里谁是主谋其实已经明朗，朱希孝更将他所谓的同谋招来，王大臣竟也不认识。 张居正害怕事情泄露，只得匆匆将王大臣处决，受害者高拱也得以苟全。若说这样的构陷首辅，为拙于谋身的话，恐怕海瑞自己都难以圆说。事实上，我们并不否认张居正以及张居正改革，通过考成法、一条鞭法所带来的明朝气象。但就其为人而言，张居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显然也绝非君子所为。而且在抄没其家时，发现了大量的黄金、珠宝等赃物，也都像是镜子一般，让万历帝诛杀他变得有法可依，让张居正的被抄家变得罪有应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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