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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中华心学沿革简述》一书是庞鹤鸣教授所著，由中国发展出版社于2018年12月出版。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是心学的基本知识，下篇是中华心学的沿革，旨在阐明心学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提高民众品格素养的重大意义。可以说，是中华心学研究领域具有开创性、实证性和新时代特征的重要著述。 2018年12月16日，《中华心学沿革简述》新书发布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城财富中心国研智库大讲堂成功举行，庞鹤鸣教授在发布会上做了题为“中华文化的坚韧性、长期性、融合性”的精彩而深刻的主旨演讲。为方便大家了解学习，现特将演讲全文整理发布。若能与《中华心学沿革简述》一书同步阅读，定会收获颇丰。 中华文化的坚韧性、长期性、融合性 ——庞鹤鸣教授在《中华心学沿革简述》新书发布会上的主旨演讲 （2018年12月16日，北京）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诸位出席中国发展出版社召开的新书发布会并来讲话，感到由衷地高兴与欣慰，因为这意味着拙著《中华心学沿革简述》正式问世。此时此刻，作为该书作者的我，谨向为迅速出版此书而付出辛勤劳动的出版社的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向为本书面世给予大力支持的新闻界朋友、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方才几位贤达对拙著评述的溢美之词过誉了，因为中华文化、中华心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中华古国享誉世界立下了汗马功劳、不朽功勋，使中华传统文化载入了世界文明古国的史册，并占有特殊地位，博得了殊荣，博得了世界有识之士的赞誉。 集德国古典哲学大成的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对中华文化尽管不乏贬抑之语，但还是有这样的记述：“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它的原则又具有那一种实体性，所以它既然是最古的、同时又是最新的帝国。”“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该书表述了各文明古国之后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么，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唯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一个帝国。” 黑格尔能于19世纪初叶对中华文化作出这样的评述，是难能可贵的，但他未能做更深层面的探究。其论述可归结为三点：第一，中国是最古老的国家；第二，中国有最准确的国史；第三，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不被征服而能持久延续发展的国家。下面我就沿着这样的思路简单地谈一谈。 首先说中国是最古老的文明国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有世人瞩目的辉煌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我们的祖先，在先秦的文化中就有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医学、军事学、艺术、文学、伦理道德等方面先进的理论与思想。尽管没有上述这些现代称谓，但在先秦的诸多著述中，是有着丰富论述的。 这里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以三种史书为例作简要说明。 一是《尚书》，又称为《书经》，是成文最早的史书。相传前古的《书经》有千篇之多，经孔子删定为记叙尧舜禹、夏商周之重要史书，以“典、谟、训、诰、誓、命”之文，明君王圣治之事。 二是《竹书纪年》，又称《汲冢纪年》，是战国时之魏国史家之作，晋太康年间，汲郡人挖魏襄王墓，发现有很多记述历史的竹简，但也损坏了很多。经整理残剩之竹简，发现其内容记有自黄帝至魏襄王的史事，被命为《竹书纪年》。因其中所记内容有不少与儒家观念不符，于南宋后该书亡佚。现见之本，乃后人辑佚而成。 三是被视为历史文学宝库中最典范的名著，即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所记内容自皇帝至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历史。该书内容广泛，司马迁自称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作， 另外，在先秦诸多文献中，还记叙了很多史前传说。如，有教人构木为巢以避兽害的有巢氏、教人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教人渔猎畜牧的伏羲氏、教人耒耜耕种的神农氏等，这可看作是对人类发展史不同阶段特征的写照。不仅如此，还有“茹毛饮血”，“人兽同居”，“只知有母，不知有父”的母系氏族，以及向父系氏族发展，直至尧舜禹向奴隶社会的过渡，尔后进入封建社会的历程。 对上述内容稍作分析即可发现，此发展过程与历史唯物主义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相当一致的。中国在那么遥远的年代就有了这样的历史进程，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对此，上世纪50年代以前，莫说世界上，即便是国人的历史学者，也多认为只是传说而已。然而，50年代以后的出土文物，如马王堆出土文物，郭店出土文物，湖北、河南出土的编钟，以及异常锋利的越王勾践剑的出土等，是对春秋战国时期古文化领先的证实。关于史前文明，也有出土文物，如1958年浙江钱山漾出土的丝织品，距今4700年（也有4200年之说），其精密程度竟和现代纺织近似；江苏吴县出土的葛纤维织品，距今5400年；浙江余姚出土的苘麻草绳与织机零件，距今7000年。出土文物填补了我国史前文化的诸多空白。 还有更值得一提的是，先秦文献中有伏羲、神农等圣人造笙、琴、瑟等乐器的传说，在史前时代制造这样的乐器，可能吗？1986年至1987年在河南舞阳县贾湖村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多件骨笛。保存完好的七声可吹奏的骨笛，距今约8400年，为世界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可吹奏的七音乐器。此骨笛是用鸟类腿骨钻孔制成。我们知道，鸟腿骨两端粗细不同，较用竹子制作竹笛难度大得多，在没有调音设备的条件下，该骨笛却能符合现代音乐的音准要求，真是匪夷所思！另外，在骨笛上还留有计算音孔位置的刻度，这说明我国五声、七声音阶的音乐知识和依此制作乐器的技能，远在8000年前就形成了。这或可以成为传说中圣人造乐的佐证吧。 我国传统文化中耀眼的科技成就也是得到世界称誉的，尽管外国学者对我国古代科技成就的了解还不够深入。著《全球通史》的斯塔夫里阿诺斯说：“中世纪主要的技术发明大多数出自中国。”还说，“商朝的青铜冶铸技术尤其值得注意，它在世界上居遥遥领先的地位。”著《中国科技发展史》的英国李约瑟院士说：“我们必须记住，在早些时候，在中世纪时代，中国几乎在所有的科学技术领域，从制图学到化学炸药都遥遥领先于西方。”是的，在清代以前，我国在科技领域诸多方面都曾领先世界。以上是对中国历史是最古的、科技也先进的简单陈述。 下面谈谈征服者未能影响、摧毁中华文化的问题。 世界的文明古国都曾被入侵者征服，使其固有文化被顿挫，未能延续发展，唯独中国是个例外。在中国五千年的进程中，也曾数度被外来异族所占领，但中华文明从未被摧毁，而是不断地持续发展，表现出了无比顽强的韧性与强大的生命力，保持着中华文化的持久性、完整性以及应时性，使中华文化亘古长存、枝繁叶茂。试问何以为会如此？这确实是个发人深思、耐人寻味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回答，必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让我们从心学视角做些粗浅分析。 其他文明古国基本上属于神学文化，进而形成宗教文化与信仰，认为神或上帝是万能的，是人的主宰，人与人类文化、智慧等，都是神的创造与恩赐；作为上帝的神是不可企及的、膜拜的对象，是彼岸世界的神主，出于此岸世界的人是神或上帝的子民；人与人之间是同等的存在，虽然有贫富贵贱之别，但都属于同一个世俗层面。鉴于此，征服者对被征服国家的民族文化予以摧毁，就成了建立自己民族文化与统治的当然之举。 中华文化是圣人文化，这一思想早在史前文化中就建立起来了。所谓圣人，是指道德高尚、智慧高深、技艺高超的处于此岸世界的民众的统领者。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是“选贤与能”的，被选出的贤者、能者，能率领民众从事各种活动，是民众的崇拜者、爱戴者、效仿者，成就卓著的贤者，曾被后世称为圣人。中华文化认为，圣人是引领民众从混沌初开迈向文明的倡导者；同时又认为，“人人可以为尧舜”，圣人是可以企及的。中国古代的教育，早在周代就有了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主的官方教学机构，以培养官宦人才，以学做贤人圣人为主旨，对在世的圣贤歌颂、追随，对往世的圣人怀念、祭奠。在祭祀的过程中，对先祖与圣贤进行歌功颂德，成了中华古文明的重要内容与规范，即使是到了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也没有逾越此成规者。这一古老的习俗可能是使史前文化中的圣人事迹得以代代口耳相传，得以保留不被湮没的原因吧。 随着文字的创立与普遍应用，这些传说就用文字记录下来了。综观先秦文献中对古人的传说，尽管有夸大、推想乃至神话的内容，但没有神造世界、神造人、神创立文化的记叙，因为到了文化昌明的周代，对于礼（近似于西方文化的法）的规定确实很周到细致，然而当时的人知道，周代的礼是继承、发展，或者说是损益了夏代、商代的礼的结果，而不是神创，知道懂得文明礼仪的人是由愚昧、草莽之人经圣人教化而来，而非神造。这是中国古文化的高明可贵之处，更是有异于西方传统文化的关键所在。 随着进入阶级社会，中华文化走上了圣、王文化，即被后世称述的“内圣外王”文化。统治集团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与社会的稳定，标榜为君者要成为明君圣主，为臣者要成为贤相忠臣。这是那个时代的民众期盼的，从政者遵循的。如果统治者逆此而行，就会成为无道的昏君，或成为改朝换代之因，或被外族侵入而亡国。新的统治者必然会从前车之覆中吸取教训，以提高其统治技术。即使是取得统治地位的外族势力，也无需摧毁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可以打起明君圣主的旗号，推行中华文化中的忠君等传统思想来巩固其统治地位。这样一来，中华帝国的征服者，就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了中华文化之中，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巨大的包容性。这是中华文化得以延续持久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国能成为多民族长期共处的国家的重要条件，更是中华文化在不同时代都建立了社会良好秩序的优越性的表现。李约瑟院士对此称赞说：“古老的中国官僚社会当然比不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但它却要大大胜过欧洲封建社会或希腊奴隶社会。” 莱布尼茨的学生沃尔夫则把中国的帝王制称为圣人之治，他说：“只有当哲学家统治，或者统治者就是哲学家时，国家才能幸福。柏拉图的名言已经无人不晓。然而，理想国并不只存在于推理中，也存在于事实与经验中。我曾经指出：中国古代的帝王是真正具有哲学家天赋的人。我曾经提到伏羲和他的继承者，伏羲创立了各门科学和中华帝国。由于这些哲人的智慧与努力，中国的政体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在统治艺术上，从古到今，中国超越了所有其他的国家。” 上面引述的这几家的对中国古文明的描述，应该是公允的。 中华文明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仅未被外来文化摧毁，而且能将其交融于中华文化并使之得以充实与发展。中华文化展现了巨大的融汇性。譬如，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很快就建立了异于印度佛教原貌的诸多宗派，进而形成了中国特有佛学教派——禅宗。20世纪的佛学巨匠太虚法师对禅宗有如下评述：中国佛学最具特色的禅宗，是从中国第一流人士自尊独创的民族特性，以达摩西来的启发，直证觉源心海，即身便成了与佛陀无二的真觉者。还说，“此为佛学之核心，亦为中国佛学的骨髓……故释迦以来真正之佛学，现今惟在于中国。”这就是说，禅宗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并大大发展了原有佛学，与中国原有的心学，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学在中国的发展，促成了宋明理学、心学的形成，把传统文化中的心性学问提升到了新高度、新阶段，对中华文化中“内圣外王”的实质精神做了深刻的阐释。 心学修持是内圣修持的根本，是成就外王事业的必要条件，因为心学修持能陶铸圣人必具的纯正的道德修养、高尚的情操与坚韧的意志，能增进并开发深邃而敏锐的智慧，能锻炼造就出有精湛技能的人才，等等。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居于领先地位，中华民族之所以具有优秀的民族气质与品德，中华帝国之所以在历史上能成为泱泱大国，在一定程度上，心学是中华文化历久弥坚的内在支撑。它伴随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流经漫长岁月，它隐迹于中华文化在各个历史阶段创造出的灿烂辉煌的成就“背后”。揭示心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作用与真相，从而为建立现代心学——“共产党人的心学”提供借鉴与滋养，是当代研究、发掘、发扬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本人对传统文化、心学仅属旁及而非专业，《中华心学沿革简述》是自己的修学笔记，而非专题研究之作，故其中诸多问题未能探赜索隐，而停留在粗浅层面；更囿于水平所限，偏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所以将其出版问世，意在引起诸贤达、大家、专家对此问题的重视，以便写出这方面专题研究的巨著、佳作，使中华文化中的心学真相与奥秘大白于世，普济于民众，以陶铸广大民众的圣贤品格。能如是，则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幸甚，于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梦幸甚！ 最后，祝大家心想事成，吉祥如意！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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