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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或文化的目的，不外乎是发展知识上的鉴赏力和行为上的良好表现。有教养的人，或受过理想教育的人，不一定是个博学的人，而是个知道何所爱、何所恶的人。 一个人能够知道何所爱何所恶，便是尝到了知识的滋味。世界上有一些人，心里塞满历史上的日期和人物，对俄国或捷克时事极为熟识，可是他们的态度或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社交集会里碰到这么一个人，真是再气煞人也没有的事了。 一个人必须能够寻根究底，必须具有独立判断力，必须不受任何社会学、政治学、文学、艺术或学究的胡说所威吓，才能够有鉴赏力或见识。 我们成人的生活，无疑受着许多胡说和骗人的东西包围：名誉的胡说，财富的胡说，爱国的胡说，政治的胡说，宗教的胡说，以及骗人的诗人，骗人的艺术家，骗人的独裁者和骗人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会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儿童时代的肠胃官能活动，对后来生活上的野心、进取心和责任心，有切实关系，或者说大便秘结造成一个人的吝啬性情；有见识的人听见这种话时，只好一笑置之。一个人做错了事，便是错了，用不着拿出伟大名誉以威压人，也用不着说他曾读过许多我们不曾读过的书，以恐吓人。 所以，见识和胆量是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人往往把识和胆连在一起；而我们知道：胆量或独立的判断，是人类中一种多么难得的美德。我们看见一切有特殊建树的思想家和著作家，在幼年时代，都有这种智能上的胆量或独立性到自己心悦诚服，才愿相信一个作家的话；如果一个作家能使他信服，那个作家便是对的，可是，如果那个作家不能使他信服，那么，他自己是对的，而那个作家是错的。这就是知识上的鉴赏力。 这种智能上的胆量或独立判断，无疑地需要相当孩子气的、天真的自信力，可是这个自我便是一个人唯一可以依附的东西，一个研究者一旦放弃个人判断的权利，便只好接受人生的一切胡说了。 可是学校为什么不鼓励思想呢？教育制度为什么把追求学问的快乐，歪曲成堆塞学识的机械式、有量度、千篇一律的、被动的工作呢？我们为什么比较注重学问，而不注重思想呢？ 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念完了若干规定的心理学、中古史、逻辑和“宗教”学分，而便称他做受过教育的人呢？学校为什么要有分数和文凭呢？分数和文凭在学生们心中为什么会代替了教育的真目的呢？ 理由是很简单的。我们之所以有这个制度，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教育大批人，像工厂里大量生产一样，而工厂里的一切，必须依一种死板、机械的制度而运行。 学校为保护其名誉，使其出品标准化起见，必须以文凭为证明。于是，有文凭便有分等级必要，有分等级必要，便有学校分数；为要给分数起见，学校必须有背诵、大考和小考。这造成一种完全合理的前因后果，无法可以避免。 可是学校有了机械化的大考和小考，其后果是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害的。因为这么一来，学校里所注重的是“事实”的记忆，而不是“鉴赏力”或“判断力”的发展了。我自己也曾做过教师，我知道出一些关于历史日期的问题，是比出一些含糊问题更容易的。同时，批定分数也比较容易。 这个制度实行后，我们便会碰到一种危险，就是我们会忘掉我们已背弃了教育的真理想，或即将背弃教育的真理想；所谓教育的真理想，我已经说过，就是发展知识上的鉴赏力。 我们必须放弃那种有量度、千篇一律、被动的填塞见闻的方法，而实现这种积极、生长的、个人的欢乐的理想，文凭和分数制度一旦取消或不被人们重视，知识的追求便可成为积极活动，因为学生至少需要问自己为什么要读书。 现在的学生，是为注册主任而读书，许多好学生则是为父母、教师或未来的妻子而读书，使他们对得起出钱给他们读大学的父母，或因为他们要使一个善待他们的教师欢喜，或希望毕业后可以得到较高的薪俸以养家。 我觉得这一切的思念都是不道德的，知识追求应该成为一个人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只有这样，教育才能够成为一种积极的、欢乐的事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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