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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Ⅰ. 我们在过去的三百年间发现了制约在所有正常情形下物体的科学定律。我们仍然不知道制约在极端条件下物体的精确的定律。那些定律在理解宇宙如何起始方面很重要，但是它不影响宇宙的未来演化，除非直到宇宙坍缩成一种高密度的状态。 我们还知道制约化学和生物的基本定律，这样在原则上，我们应能确定大脑如何工作。但是制约 大脑的方程几乎肯定具有混沌行为，初始态的非常小的改变会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这样，尽管我们知道制约人类行为的方程，但在实际上我们不能预言它。 即便我们知道了制约宇宙的有关定律，我们仍然不能利用它们去预言遥远的未来。这是因为物理方程的解会呈现出一种称作混沌的性质。这表明方程可能是不稳定的：在某一时刻对系统作非常微小的改变，系统的未来行为很快会变得完全不同。 【碎片:自然界中最常见的运动状态，往往既不是完全确定的，也不是完全随机的，而是介于两者之间，但为理解这类现象的混沌理论还远未成熟。】 →科学家相信宇宙受定义很好的定律制约，这些定律在原则上允许人们去预言将来。但是定律给出的运动通常是混沌的。这意味着初始状态的微小变化会导致后续行为的快速增大的改变。这 样，人们在实际上经常只能对未来相当短的时间作准确的预言。 ——《霍金讲演录》1991.1 — 剑桥大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细胞生命的礼赞》：人类＆虫子 Part Ⅱ. "多个单独的动物合并成一个生物的现象" 在人类最强制性的社会行为中，我们的确很像远远看去的蚁群。不过，如果把话反过来讲，暗示说昆虫群居的活动跟人类事务总有点联系，那在生物学界将是相当糟糕的态度。 昆虫好像是来自外星的生物，它们的行为绝对是有异于人的，完全是非人性、非世俗，几乎还是非生物的。它们倒更像一些制作精巧、却魔魔道道的小机器。假如我们想从它们的活动中看出什么显示人类特点的东西，那就是在违反科学。 值得注意的是，蚂蚁，还有蜜蜂、白蚁和群居性黄蜂，它们似乎都过着两种生活。它们既是一些个体，做着今天的事而看不出是不是还想着明天，同时又是蚁冢、蚁穴、蜂窠这些扭动着、思考着的庞大动物体中细胞样的成分。 因为我们不愿看到，可能有一些集体性的社会，能够像一个个生物一样进行活动。即使有这样的东西，它们也决不可能跟我们相关。 可这些东西还是存在。野地里一只独行的蚂蚁，不能设想它头脑里想着很多。当然，就那么几个神经元，让几根纤维串在一块儿，想来连有什么头脑也谈不上，更不会有什么思想了。它不过是一段长着腿的神经节而已。四只或十只蚂蚁凑到一起，围绕着路上的一头死蛾，看起来就有点意思了。它们这儿触触，那儿推推，慢慢地把这块食物向蚁丘移去。但这似乎还是瞎猫撞着死老鼠的事。只有当你观看聚在蚁丘边的、黑压压盖过地皮的数千蚂蚁的密集群体时，你才看见那整个活物。这时，你看到它思考、筹划、谋算。这是智慧，是某种活的计算机，那些爬来爬去的小东西就是它的心智。 ...... →多个单独的动物合并成一个生物的现象并不是昆虫所独有。黏菌的细胞在每一个生命周期都在做着这样的事。 虽然我们无论如何也是所有群居性动物中最具社会性的--比蜜蜂更互相依赖，联系更密切，行为上更不可分，我们却并不经常感到我们的联合智慧。然而，我们也许是被联在一些电路里，以便贮存、处理、取出信息，因为这似乎是所有人类事务中最基本、最普遍的活动。我们的生物功 能，或许就是建筑某种“丘”。我们能够得到整个生物圈中所有的信息，那是以太阳光子流作为基本单位来到我们这儿的。当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怎样克服了随机性而重新安排成各种东西，比如，弹器、量子力学、后期四重唱，我们或许对于如何前进会有个更清楚的概念。电路好像还在，即使并不总是通着电。 科学中使用的通讯系统应能为研究人类社会信息积累机制提供简洁而易操作的模型。齐曼在近期《自然》杂志上著文指出，"发明一种机制，把科学研究工作中获得的片断的知识系统地公布于世，一定算得上现代科学史上的关键性事件"。他接着写道: 一份期刊把各种各样……大家普遍感兴趣的知识，从一个研究者传递给另一个研究者……一篇典型的科学论文总是认为自己不过是一条大锯上的又一个锯齿--它本身并不重要，但却是一个更大项目的一个分子。这种技术，这种使得许许多多以微薄的贡献进入人类知识库的技术，乃是17世纪以来西方科学的秘密所在，因为它获得了一种远远超过任何个人所能发出的共同的、集体的力量。 改换几个术语，降低一下格调，这段话就可以用来描绘“营造白蚁窝”的工作。 还有一件事让人叫绝:探索(explore)一词不能适用于探索活动的搜索一面，但却起源于我们在探索时发出的声音(英文explore，其语源拉丁语explorare有"喊出"之意--译者)。我们愿意认为，科学上的探索是一种孤独的、静思的事。是的，在最初几个阶段是这样。但后来，或迟或早，在工作行将完成时，我们总要一边探索，一边互相呼唤，交流信息，发表文章，给编辑写信，提交论文，一有发现就大叫起来。 ——《宇宙》| 卡尔.萨根 —— Part Ⅲ. 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回想起来是很令人兴奋的。这些探索活动提醒我们：好奇是人类的习性，理解是一种乐趣，知识是生存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在这个宇宙中只不过是晨空中飞扬的一粒尘埃，所以，我们认为，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对这个宇宙的了解程度。 我们现有的知识大部分是从地球上获得的。 大概许多恒星郡有跟我们类似的行星系：在外围具有由大气环所包围的行星和冰冻卫星，而在接近中心处则有温热的、天蓝色的、覆盖着云的小星球。在一些行星上可能已经有高级动物，他们也许正在从事某种巨大的工程建设来改造他们的行星世界，他们是我们宇宙中的兄弟姐妹。他们跟我们的差别很大吗？他们的形状、生物化学、神经生态、历史、政治、科学、技术、艺术、音乐、宗教、哲学等方面的情况如何？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的。 到目前为止，在我们的行程所经历过的所有时空当中，只有这个行星【地球】上的人类开始对宇宙进行探索。必定有许多这样的星球散布在整个宇宙空间里，但是，我们对它们的探索从这里开始！ ——《杨振宁传记》节选 他（杨振宁之父：杨武之）主张凡教育者，首要处就是要知人，认识每一个学生的长处和短处，充分发挥学生的长处，克制短处，才有成大器的可能；他还主张教师除了教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也应教学生思想方法、学习方法、品德和道德修养。 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时间虽只过去了40多年，但人们对物质世界的认识，远远超过了人类几千年认识的总和！令人激动万分的新发现、新理论，环环相扣，继往开来，未有穷尽。1895年，伦琴关于X射线的发现，揭开了现代物理发现的序幕；1896年，贝可勒尔发现了放射性；1897年汤姆生发现了电子；1900年普朗克提出了量子论；1905年爱因斯坦创立了狭义相对论；1911年卢瑟福通过著名的α粒子散射实验，建立了原子结构的太阳系模型……30年代前后，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有了迅猛发展。1929年，狄拉无提出了空理论，预见了正电子的存在；1934年费米提出了β衰变理论；1934年，约里奥·居里夫妇发现了人工放射性。 【碎片：黑体[Blackbody：能够完全吸收入射的各种波长的电磁波而不发生反射的物体]辐射的研究催生了量子理论→20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使得近代物理学将世界带入高科技时代[信息时代]。组成物质的微粒服从量子定律。举个栗子，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半导体芯片等高科技的东东离不开量子力学的理论支撑。换句话说，没有量子力学就没有我们现代化的生活。】 数学是理论物理学工作者最重要的工具。 【碎片：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只有通过数学才能归纳为能够测量、应用和检验的公式定律。】 他（杨振宁）开始思考物理学理论的总体结构以及同这种结构相联系的美，也开始接触和考虑对称性在物理学中的基本作用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他试着用全局的观点来审视各种物理学理论，开始孕育把已有的理论从一个局部的领域推广出去的念头。 “在每一个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一个人的好恶，加上他的能力、脾性和机遇，决定了他的风格。而这种风格转过来又决定了他的贡献。乍听起来，一个人的好恶和风格竟与他对物理学的贡献关系如此密切，也许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物理学一般被认为是一门客观地研究物质世界的学问。然而，物理世界具有结构，而一个人对这些结构的洞察力，对这些结构的某些特点的喜爱，对另一些特点的憎恶，正是形成他自己风格的要素。因此，好恶和风格之于科学研究，就像它们对文学、艺术和音乐一样至关重要，这其实并不是稀奇的事情。” 1956年，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起，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定律”，次年经吴健雄教授的实验证实。他们两人由此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后，杨振宁还在统计物理学的伊辛模型、相变理论等方面取得了一串串光辉夺目的科学成就。 ①从教学方法看，中国的传统教育方法是让学生啃大量的书本，做大量的习题，学生学习很刻苦，基础打得比较扎实。这是一种按部就班的方法。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孩子，基础训练显然不如中国扎实，学生的知识体系也漏洞百出，正确和谬误纠缠在一起。但教师鼓励学生提问，鼓励学生大胆怀疑，学生们也热衷于讨论和辩论，在讨论和辩论中迅速剔除自己知识体系中的糟粕和谬误，从而得到长足的进步。这是一种跳跃式的学习方法。 ②从研究方法看，中国教育的研究方法比较流行演绎法，即从一般到个别的研究方法。从物理学来说，是从数学推演到物理的方法。到达美国后，杨振宁从费米、泰勒等导师处，又学到了另一种研究方法，这就是归纳法，即从个别到一般的研究方法。从物理学来说，是从物理现象引导出数学表示的方法。杨振宁还特别体会到，研究问题从物理现象、物理事实出发，能使物理研究不至于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不至于陷入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泥潭，易使物理研究充满朝气蓬勃的活力。 “人类为了让电脑网络变得更容易操作而做的每一件事，同时也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令电脑网络变得更容易操控人类......达尔文式进化的脚步，最终会沦为自身大获成功的牺牲品。”——1998，乔治.戴森 《电脑生命天演论》节选 ①——《人民日报》 如果说和他人相处是一项必备的社会能力，那么与自己相处则体现一种可贵的精神定力。太多人习惯了众声喧哗，却无法和自己平静的相处片刻。只有阅读才能给人这种能力。我们在阅读中学着和自己对话，正如我们在终极的意义上独自面对人生一样。在某种意义上，阅读是对庸常生活的解救，让我们得以暂时跳脱出琐碎的眼前之事，对永恒之物进行片刻的凝望。而这，正是精神人格养成的过程。 ②——《头脑中的旅行》 在古代，技术落后，交通不便，旅行经常和冒险联系在一起，另外还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因此，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并非易事。那时候的一些人尤其是文人，愿望难以满足，只好经常借助于幻想，在头脑中旅行。文人许多是贫穷而兼病弱，却拥有敏锐的感受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现实生活中的阻碍反而进一步激发起他们的热情。一幅图画，书里一段并不起眼的描绘，都能够成为点燃他们灵感的火种。借助无限的想象，他们能够生动地描绘出一个地方的景色氛围，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 ③——《艺术是什么》 文本一经产生就成为历史，它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所反映的生活，都只能是过去的，而理解总是现在进行时，当我们接受历史上的艺术作品时，我们当然可以设身处地想象古人的生活，体验古人的思想感情，但我们毕竟是现代人，只能按照我们现在的心理文化结构去理解古人。当然，任何理解都只能是个体的理解，但个体毕竟是与群体相通的，所以个体的理解中也有普遍性。理解作为现实的行为具有通向实践的品格，艺术品正是通过理解走向现实，并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不是别的，正是理解擦亮了艺术品的生命之光。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教授丹尼尔.韦格纳（Daniel.Wegner）发现：当人们试着不去想某件事时，反而会比没有控制自己的思维时想得更多，比自己有意去想的时候还要多。这个效应在人处于紧张、疲劳或烦乱状态时最为严重。韦格纳把这个效应称为“讽刺性反弹”（ironic rebound）。当人们试图摆脱某种想法时，他却像回飞镖一样“嗖”地飞回来了。 ［当我把这个研究告诉父亲时，他马上对研究结论表示赞同，并和我分享了他的亲身体验：“我在神学院读书时，他们警告我们绝对不要想性的问题。所以，我们经常互相提醒。当然啦，我们反而总是想到性，甚至比没进神学院时想得还多。”这或许解释了他为什么没能成为牧师。——丹尼尔.韦格纳］ 无论我们是从经济学、心理学还是从神经科学领域寻求解释，最终那些有关诱惑和拖延的问题都会归结到一个人类的特有的问题上——我们如何看待未来。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对此做出了大胆的论断。他认为，人类 是唯一会考虑未来各种可能性的物种。虽然这种本能为世界作出了诸多奇妙的贡献，但它也给如今的我们带来许多麻烦。我们的问题不是预知未来，而是看不清未来的模样！ ①虚无的幽灵几乎游荡在当下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小众与大众的矛盾中，文化的精神指向变得模糊，文化的价值内核正在被消解。 ②“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便是化育天下风气，引导人心向善、向美。哲学家冯友兰在比较研究中发现，与西方文化“智”性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尚德”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原点与核心，“德”不仅催生了中国传统的认识论和价值观，而且成为中国文化永恒的母题。 ——《人民日报》 ——《文化的生与死》 ①每个个体的人有生有死，但不同的人的生与死是有时间差的，生不同时，死不同刻，而不同时间生死的人，不同代际的人，会有共处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个体的人生经验、知识、感觉、发现、发明等等，可以互相交流，互相传递，可以变成别人的东西，保存在别人那里。一个人的生命会逝去，但是他一生的知识积累，不一定随他的生命结束而消失，他们会传递给继续活着的 人，可以传递给很多人。这种不断传递，就成为社会很多人共同的知识即文化，保存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形成一个不断增加的、动态的、分散的“信息库”,这个信息库又反过来不断塑造着 新的社会成员的态度和行为，这就是文化的传承。同时，由于各种信息载体（石刻、竹简、书本、磁带、光盘等）的存在，人们可以把知识记录下来，储存起来，留给后人，这样，即使一个社会真的消失了，一个文化中断了，但后来的社会，其他文明活着的人可以从那些很久以前死去的人那里学习各种知识——人和人可以跨越时间、空间的障碍，进行交流和学习，分享知识和经验。 ②从“个人和群体”的角度理解文化，“文化”就是在“社会”这种群体形势下，把历史上众多个体的、有限的生命的经验积累起来，变成一种社会共有的精神、思想、知识财富，又以各种方式保存在今天一个个活着的个体的生活、思想、态度、行为中，成为一种超越个体的东西。当一个新的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时，这套文化传统已经存在了，这个新的生命体就直接生活在其中， 接受这种由很多人在很长时间里逐步创造、积累的文化，所以文化具有历史性。 ③没有一个社会结构是完全凭空构建的，它总是要基于前一个社会结构，继承其中的某些要素，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东西。比如，即使像美国这样一个“人造”的国家，其社会结构也不是从美国建国时突然开始的，而是来自欧洲的移民从欧洲移植过去的，实际上是欧洲文化的延伸和变体。 ——《梦断边城》 ①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姓”来获得自我认知的。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寻找他姓”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为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姓”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里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为什么写得这么绕来绕去的，看得我好晕~） ②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 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利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这就是“宿命”的含义。 作家分三种：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 —— 龙应台 文学和科学比确实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它的没有用处正是它伟大的用处。 —— 莫言 人类的文明归结为两种，第一种为节约时间，第二种则在浪费掉节约的时间。我们称第一种为物质文明，第二种为精神文明。 —— 万夏 ①大数据时代，无论你是否认同技术丰富了人类的情感，技术的出现，都让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比如说现在的在线教育（远程、平板、电子、数字），这正像任何一种科技让人们最先想到的都是偷懒的哲学，自动化时代最先想到的是卓别林电影中的自动吃饭机，多媒体时代最先想到的是游戏...... 【碎片：大数据不仅是一种资源，也是一种方法，伴随大数据产生数据密集型科学，有人将它称为是继实验科学、理论科学和计算科学之后的第四种科学研究模式，这一研究模式的特点表象为不在意数据的杂乱，但强调数据的量；不要求数据精准，但看重其代表性；不刻意追求因果关系，但重视规律总结。随时间和类型的变化增加了大数据的复杂性但也同时丰富了大敷据的内涵。通常用4V( Volume、Velocity、Variety、Value)来反映大数据的特征，即量大、增长快、多样性和高价值。】 ②虽然我们现在的教育还受制于减少犯错和标准化的“魔咒”，但大数据时代下的教育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它将变成一门数据支撑的行为科学、一门不再靠理念和经验传承的社会科学、一门实实在在的实证科学。 我们最优秀的学生非常善于批判。在很多学生看来，聪明意味着会批判。但是我们应该提防不要教出一群自鸣得意的“揭穿者”。一旦走出校园，这些学生或许会展现超凡的批判能力来出风头，他们助长了一种风气 —— 知识分子和文化评论家以能够证明他人完全不靠谱而得到“赞美”。但这种愤世嫉俗绝不是什么成就。 ——《纽约时报》，作者：迈克尔.罗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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