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知名清官，死后裹草席下葬，300年后墓葬现世，出土10亿黄金

清官的墓葬里挖出大量黄金，实在让人疑惑不解。如果真是两袖清风，为什么墓葬会如此豪华呢？如果他生前贪墨银钱，又怎么获得“清官”之名的呢？这个谜团还得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说起，当时，浙江临海市出土了一座明代万历年间的官员墓葬。

王士琦画像

万历皇帝在位期间发生了“三大征”，一是征西北，二是征西南，三是征朝鲜。当时的日本正值战国时代，丰臣秀吉打着借道的主意向李氏朝鲜发兵，结果惨败。当时明军大量赶赴战场，队伍中有一个叫王士琦的人，他刚刚升职为山东参政衔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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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琦是明朝名将，万历十一年（1583年）考中进士，之后担任过兵部郎中，先后被派到福州、重庆、四川、山东、河南、山西等地任职，在沿海地带时，王士琦全力抗倭取得了胜利，被朝廷嘉奖。王士琦的抗敌工作一直做得很不错，这“第三大征”他也扭转了战局。

王士琦像

不过王士琦的事迹在《明史》里笔墨不多，关于他的事都被写进了跟他一起去的刘綎那部分里：“监军参政王士琦怒，缚其中军，綎惧，力战破之。”王士琦在这支军马入朝之后稳定了大明军心，扭转了败局，战后他继续受到重用，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死在了山西任上。

按照古人的传统，落叶应该归根，所以王士琦死后被葬在了家乡浙江台州府的临海。临海的人都知道王士琦的名字，并且以此人为荣，因为王士琦生前为大明立下无数功劳，且他一生清正，声誉很好，死后因为没什么钱而裹着草席下葬，父老称赞，他的故事在当地非常知名。

但300多年后，当地的社员无意间发现了古墓，挖出了大量黄金后惊动文物部门，文物小组前来查看，村民们便在号召下将自己拿走的金器交了出来，只见那些金器各式各样，制作工艺非常精美：有铊尾形金带板、长方形金带板、金戒指、嵌宝石的金首饰、金凤簪、玉叟金鹿梅鹤......

考古专家立刻根据村民的指点，来到古墓进行保护性挖掘，古墓的基石已经崩落，必须马上将那些文物抢救出来。随着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更多的金器出土了，除了村民们捡到的那些，还有金扒耳、金丝冠等等，共有107件随葬的器物，22件金器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大家议论纷纷：“这王士琦不是个清官嘛，怎么墓里这么多金子？”根据在场专家考证，这些金器的工艺都达到了御用水平，粗略估计在今天的价值不下10个亿，属于绝世珍宝。面对众人的疑问，专家现场分析加查阅资料后也给出了解答：

王士琦下葬时确实两袖清风几乎身无分文，可他去世几年后，有人向万历皇帝奏报了他的下葬情景，万历皇帝听说王士琦身后事如此寒酸，觉得不妥，便下旨赐了大量的陪葬金器，翻新墓葬，还在墓前修起了石亭，以示对功臣的抚慰。所以这一切都是万历皇帝所为，跟王士琦没有半点关系，别人往他墓里塞金子，他是万万没想到的。

★拓展

风光旖旎的西湖孤山，坐落着闻名海内的浙江省博物馆，在奇珍异宝竞相争艳的工艺馆里，陈列着我们临海乡贤，官至明代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宣府王士琦墓出土的金器文物22件。金光灿灿的金器，深深吸引着观众。这组金器，制作精细，构思巧妙，令人叹为观止，代表了古代中国高超的金器细工技艺。不仅如此，这些金器还被定为中国文物品的最高等级——一级文物，

新修1989年版《临海县志》记载，万历四十六年（1618），王士琦“奉调巡抚江南，未行，以积劳疾深，卒于山西”。关于“奉调巡抚江南”这条材料，来自《章安王氏宗谱·王士琦传》。《明神宗实录》和《明史》本传均载有被劾拟调的内容，但“奉调巡抚江南”的内容却未见记载。《明神宗实录》所记“复以拾遗调南京”之“拾遗”，是士琦被弹劾后的贬官之职。《明神宗实录》卷五五六所载士琦“上疏乞归，从之”和“原任大同巡抚王士琦卒”的史事，是可信的。如确有“奉调巡抚江南”之事，《明神宗实录》不可能不载，因为这是条重要的任命。况且士琦的讣闻至京，《明神宗实录》断无只载“原任大同巡抚”而不载“江南巡抚”之理，即使奉调“未行”。新修《临海县志》所记士琦“奉调江南巡抚”这条史料仅仅依据旧志和王氏宗谱，而未考《明实录》和《明史》，疑有失误。

《民国临海县志》士琦本传中有“旅榇”之词，看来他不是卒于临海，而是极有可能卒于“山西”。士琦从万历四十五年（1617）四月“上疏乞归”，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五月卒，这中间有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士琦未归临海，而旅居在外，其原因可能与旧志所载“行边值大雪，为风湿所中”有关。士琦步履艰难，不便归故里，只好旅居养病。结果，沉疴不起，一命呜乎。

王士琦在四川平乱、朝鲜平倭、辅佐涂宗浚封顺义王中都立有大功。后来士琦久镇云中，严守北疆，在任期间，边疆平静，威信素著，洪若皋《康熙临海县志》云：“殁之日，帑无长物，旅榇萧然，祀乡贤祠。”洪若皋所撰县志是在清康熙年间纂修的，康熙年间与明万历、天启年间时间较近，洪志所载，较为可信。据《明史》卷九十七记载，王士琦著有《封贡纪略》、《三云筹俎考》，《三云筹俎考》“一曰安攘，二曰封贡，三曰军实，四曰险要”，详载其守边经验。

据临海旧志记载，士琦有子二人，长子立程出嗣士崧，次子立准在崇祯六年（1633）由选贡官平和知县，官至连州知州。而据《章安王氏宗谱》记载，士琦娶“大仆寺卿澄庵邓公栋女”，“封淑人”，有子三人，即长子立鼎，次子立程，三子立准。立程出继士崧，而立鼎是太学生，有子宜谷，临海方志却失载，未知何故。

府城南门内侧尚存“十伞巷”、“三抚基”两处古巷，南至城墙，北至税务街，明代这一带为王家巡抚府第。因王宗沐父子居官清要，府城百姓曾赠送‘万民伞’十顶，“十伞巷”以此得名。又，王宗沐与长子士崧、次子士琦、三子士昌都荣登进士，而宗沐、士琦、士昌又都曾任都御史兼巡抚，宗沐巡抚凤阳，士琦巡抚大同和宣府，士昌巡抚福建，故“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之说，台州府城几百年来流传不衰。清代，昔日显赫的巡抚府第已成寻常百姓家，仅留“三抚基”巷名供后人凭吊，感叹世事的无奈和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