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卖妻从妓的背后，是生存与尊严的艰难抉择

最近有个概念挺火的，叫“共享经济”。即一个人有闲置的资源，就先让渡给有需要的人，获取一点回报，等自己要用了再收回来。所有权还是保留的，只是使用权暂时让出去了。

以物品为标的的共享很容易接受，如果是“人”的“共享”呢？

沈从文在他的短篇代表作《丈夫》中，就说到了“卖妻从妓”的现象：当时底层人民生活艰苦，许多年轻的丈夫，在娶到媳妇后便让她进城做妓女，以缓解生活压力。

故事中，丈夫来到城里，看望妓船上的妻子老七，在目睹了老七一次次接客后，他的心理也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变化：从一开始的惊讶、隐忍，到后期的嫉妒、愤怒，最终情绪崩溃，将妻子接客挣的钱全撒在地上，第二天一早便带着妻子回家去了。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生存需求排在最底层，而尊重需求排在第四层。

我们常常认为，这些需求是有先后顺序的，但事实上，这反映的是人的价值观排序：有的人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有的人，为了更优越的生存条件甘愿受辱，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观中，物质比尊严重要。

沈从文的《丈夫》，正是一个关于人格尊严觉醒的故事。

对内：女性走上社会后，传统夫权的根基便开始动摇

故事中的丈夫是什么时候感受到尊严受损的呢？并不是妻子去当妓女的时候。因为当时的乡下，卖妻为妓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人们接受这种行径是因为“名分不失”：“女人的名分仍然归他，养得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

发生转折的时刻，是丈夫来到妓船上，看到妻子的时候：

“这时节，女人在丈夫眼下自然已完全不同了。”

“大而油光的发髻，用小镊子扯成细细眉毛，脸上的白粉同绯红胭脂，以及那城市里人神气派头，城市里人的衣服，都一定使从乡下来的丈夫感到极大的惊讶，有点手足无措。”

再看丈夫的打扮：换了身洗干净的衣服，大概觉得很体面了；腰上挂了个短烟袋，是平时工作时不离口的，想必满是污垢和划痕的；更要命的是，还背了整箩整娄的红薯糍粑之类。

这一对比，丈夫就觉得自己丈夫的身份动摇了——妻子本来是他送来城里的赚钱工具，现在却好像不受自己控制了。

而他到了船上，就仿佛到了别人的地盘一样畏首畏尾，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敢发出声音，也不敢随意走动。

因此，在跟后面出场的水保谈话时，他提到自己曾丢过一把小镰刀，并强调因此老七被骂哭的事实：“我为这件事骂老七。老七哭过。”“我还不曾同老七说起这个，她不会忘记哭那伤心的一回事。”“我并不曾动过手，可是生气时也真吓人。她哭了半夜！”

丈夫想通过这些话，强调自己的权威。

只是，他不过是在自欺欺人罢了。过去男性负责家庭的经济命脉，女性负责生育后代，延绵子嗣。而当女性走上社会后，传统夫权的根基就受到了动摇，男性的家庭地位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简单地说，没有老七，丈夫便少了一份重要的收入，生活会很艰难；而若没有丈夫，对老七的影响却不大。撇开子嗣、道德、名誉等因素来说，谁占优势已经很明朗了。

对外：夫权与尊严紧紧捆绑，出让夫权的同时也就失去了尊严

单从商业角度来说，乡下的丈夫出让妻子的性爱权来获取经济回报，是认为利大于弊的，否则也不会用此举。但是，当丈夫亲身到老七的“工作场所”，看到其他男人享用老七的性爱权时，又不堪忍受这样的侮辱。

当时管这些妓船的，是一个独眼的水保，他在这些小船上的地位，“比一个中国的皇帝、总统在地面上的权力还统一集中”。所以当水保出现在船上时，独自一人在船上的丈夫先是很害怕，接着是有意无意地讨好，大段大段地讲家常，像一个学生讨好老师一般，把心事一一道出。

水保离开时，嘱咐丈夫告诉老七：

“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

丈夫先是很愉快，想这人一定是老七的熟客，给了老七很多钱。可冷静下来后，另外一种情绪在他心中滋长，那是难以压制的愤怒——“他记忆得到那嘱咐，是当到一个丈夫面前说的！”

哪个男人能忍受这样的耻辱呢？放在动物中，便是赤裸裸的挑战了。

而这种耻辱在当晚彻底爆发：丈夫想与老七在床上说话，可老鸨却打知会：“巡官要来的！”意思是说，要老七照顾生意要紧。

丈夫意识到，自己原以为牢牢握在手的“名分”，早已被践踏了。在那些嫖客眼里，金钱在包括妓女在内的底层人民面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可以牺牲名分、牺牲尊严来换钱，那么，嫖客也就无所顾忌了。

夫权与尊严是捆绑在一起的，当一个人出让了夫权时，也失去了他的人格尊严。

侮辱与御侮

《丈夫》中，最值得同情的是老七。她的婚姻没有爱情，或者说，那点爱情还不如她每月的两晚接客收入；她也没有尊严，一个陌生男人最少只需要半块钱，就能换她“热忱而切实的服侍”。

她是怎么御侮的呢？没有。至少书中没有写她是如何反抗的。她与其他妇人一样，用“既不和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宽慰自己，接受了这一切。

那么，丈夫又是怎么御侮的呢？似乎也没有太激烈的表现。刚开始，老七接客，他主动钻进后舱，水保说了“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这样的话后，他尽管生气，却没有行动；再后来，有客人在船外出言挑衅，他只一个人默默躲起来... ... 最激烈的反应，也不过是哭一场：

“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

他御侮的方式，是选择离开，是选择逃避。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说出要带走老七的意思，也许老七最终跟着回乡，是她自己决定的。

老七与丈夫的御侮方式，都是消极被动的。那是因为，底层人民要获得尊严，比有钱有势的人难上千百倍，因为一旦他们用反抗的方式御侮，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不坑声，是最“不坏”的。

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丈夫和老七既不用挨饿，又保全生而为人的尊严呢？这个问题，也许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结语

《丈夫》这一短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下，底层人民面临的生存与尊严之矛盾，也让我们意识到，现在这个时代赋予我们最好的礼物，是大部分人能够用勤勉的劳动，换取最基本的温饱，同时又保有自己的尊严。

试图走捷径、走快路，往往要付出代价，需要仔细权衡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