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为什么两次放弃铸币权？

板桥胡同37号 20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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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

众所周知，货币发行权是一件关乎国家主权的大事，掌握货币发行就掌握了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从秦统一六国开始，货币就由国家统一发行，但奇怪的是，承秦制的西汉政府却两度放弃货币发行权，直至汉武帝时才真正完成货币发行权的统一管理。此后中国各王朝都牢牢把握这一经济命脉再未开放。

秦朝已统一铸币权

西汉时期的铸币权就相当于现代社会的货币发行权。现代货币发行制度强调由国家发行或监管，以保证货币适度发行，避免滥发货币造成的通货膨胀。我国的货币发行权由中央银行控制，既可以有效控制货币发行量，调节全国的经济活动，又可以推动国家货币政策的落实。由国家控制货币发行，便于从宏观角度控制和调整社会经济发展。

西汉武帝时期的三铢钱

秦统一六国时不仅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还将货币形式统一化，实现国家层面的货币统一发行。秦始皇规定以金、铜为法定货币，六国流行的各类奇怪货币如玉、贝等只能用于“器饰宝藏”，不能再参与货币流通。金以“溢”为最小流通单位，每二十两为一溢；铜则以“两”为单位，每枚铜币重半两。秦将铸币发行权收归国有，私自盗铸被列入法律打击的范围。

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封诊式》中就记载了盗铸货币的案例。“其里士五甲、乙，缚诣男子丙、丁及新钱百一十钱，容铭二合。告曰：丙盗铸此钱，乙佐铸。甲乙捕索其室而得此钱、容铭来诣之。”某村的甲、乙绑着丙、丁二人，连同新铸私钱110钱和浇铸工具一并送缴官府，揭发丙、丁私自盗铸货币。这个案例说明秦国已经将铸币权收紧，不允许民间私铸。

如果说西汉之前的政府一直允许民间自由铸币从未进行过国家层面的管控，那么西汉开放铸币权也有例可循。可是在秦朝已经实现货币国有控制的情况下，西汉选择与其背道而驰的政策，是不是说明西汉认为统一铸币不利于经济发展，而选择开放民间自由铸币呢？如果开放民间铸币有利于国家发展，为什么又在开放后选择封禁？已经封禁了民间铸币，又为何在25年后选择重新开放呢？

虽然西汉两次放弃铸币权的史料不多，史学界至今对西汉开放铸币权的时间和开放原因仍存争议。但我们依然能从为数不多的记录中窥探其可能的原因。

西汉第一次放弃铸币权

西汉第一次放弃铸币权是在汉高祖刘邦统治期间，大约在高帝元年四月（公元前206年）开始允许民间铸币。关于开放的原因，史书中的记录是“秦钱重难用”。因此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秦钱为什么“难用”。

秦钱即秦铸造的半两钱，每个铜币有半两重，币面上所刻金额也是半两。根据《古今注》中的记载“秦钱半两，径一存二分，重十二铢”。在秦国（统一六国之前）流通的是“大型秦半两”，每枚铜币直径3—4厘米，重8克。统一六国后秦初使用的是“中型秦半两”，每枚铜币直径3厘米，重6克。此时的秦半两面值和其实际的金属价值较为一致，属于硬通货。到秦中期，半两铜币开始减重，每枚直径2.6厘米，重3克。及至秦末，半两减重愈发严重，四铢小半两直径仅2厘米，重量2—3克，铜币仅初期重量的四分之一但面值仍为“半两”。因此民间常常私自熔大钱铸小钱，一个“中型秦半两”能够铸成4个“榆荚半两”，每枚“榆荚半两”面值均为“半两”。私铸的铜币直径不足2厘米，重不足2克，有的甚至不足1克，轻如榆荚，入水不沉，因而称“榆荚半两”。熔钱盗铸能将购买力扩大4倍，民间盗铸根本无法禁绝。持续减重的秦钱，其自身金属价值不断下降，又无政府强力背书，导致购买力暴跌。市面上钱多而价低，物价飞涨，“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汉书·食货志下》）。

秦半两（拍卖品）

“秦钱难用”，难于通货膨胀、购买力下跌。

对于民间私自盗铸的情况，西汉政府并没有过多的关注。一则可能因为西汉政府认为秦亡于暴政和法网繁密，攻入咸阳后就废除秦法，改为“约法三章”，自然也无暇顾及货币盗铸问题。二则因为楚汉战争亟需经费支撑。秦末人民生活极度困苦，“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馈，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总人口的15%被征用戍边和徭役，能够进行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急剧减少。家庭生产的粮食三分之二被收缴，粮食生产赶不上消耗，女子勤于织布也不够遮蔽身体，民间财富被搜刮殆尽，社会极度困顿。《史记·平准书》中“汉兴，接秦之坏，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钩，作业而财匿，自天子不能具钧驯，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说的就是这时的社会现状，百姓无存粮可用，高级官员没有马车只能乘牛车，皇帝想要凑4匹颜色相近的马都凑不齐。民间根本无法为楚汉战争提供战略物资，如车马、粮食，政府又无法足量收缴税款，好不容易征缴的税款又出现购买力下降的问题。不得以汉高祖只能选择开放铸币权，通过收取“铸币税”作为财政收入的补充，支撑楚汉战争。

楚汉战争结束后，西汉马上宣布禁铸。高帝八年（公元前199年）刘邦颁布了《盗铸令》，禁止民间盗铸。张家山出土的汉简《二年律令》，就明确盗铸的法律规定：盗铸者判死刑，协助盗铸者同罪，知情不告者罚金四两，举报者奖爵位一级或免一名亲友的死罪。解决财政危机的刘邦迅速地收回铸币权，表明西汉政府其实是了解统一铸币的优势和民间铸币的问题的。但这次禁铸只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间盗铸的问题，社会通货膨胀、钱币混乱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西汉第二次放弃铸币权

前元五年（公元前175年），汉文帝再次开放民间铸币，这次开放持续了31年，直到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西汉政府才宣布禁铸。已经选择禁止民间私铸货币的西汉为什么在24年后选择重新开放铸币权呢？

再次开放民间铸币大概是汉文帝刘恒向诸侯妥协的结果。

刘邦发布禁铸令时，中央政府只控制了全国15个郡，剩余20多个郡都分封给诸侯和功臣，且赋予他们国内自治的权利。可想而知，禁铸令实际只对这15个直辖郡有效，诸侯们仍借着“复治国”的权利铸造货币。史书中记有：“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吴王刘濞在自己的封地内自铸货币、贩卖海盐，“即山铸钱，富埒天子”，吴国百姓甚至都不需要缴税维持国家运转。

汉墓出土的多种形制货币也说明了这一时期货币形式并不统一，禁铸有名无实。民间通货膨胀、钱币混乱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当汉文帝知道要以代王身份继任大统时，代国臣属一再劝其不要入朝，因为中央大臣都是高祖的臣属，熟悉军事、诡计多端，只信服高祖和吕后，迎立代王很可能是个阴谋。可见当时中央政府功臣的权力不容小觑，文帝必须稳住诸王和功臣才能坐稳皇位。此时的汉文帝如果强推禁铸令，必然触动各方利益。断人钱路如杀人父母，被“动了奶酪”的诸王很可能联合功臣废帝。既然禁铸无法实现，放任不管又会造成社会经济崩溃，有条件的放开成为文帝惟一的选择。

将已成事实的盗铸合法化，取得诸王和功臣的支持，同时颁布配套法律强制货币标准化，既不得罪人又能稳定社会经济。汉文帝最终允许臣民“得顾租铸铜锡为钱”，第二次开放铸币权。同时，朝廷要求铸币必须按国家规范来，“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黔”。就像现在房地产企业建房一样，各个企业可以自己设计房屋建造的样式，但在抗震、防火等方面必须达到国标要求。建完的房子经过城建、消防等各部门验收才能交付业主。汉文帝时期民间铸币要符合国家标准并通过政府机构检验才能流通，这可以避免民间逐利导致的货币减重。汉文帝开放铸币权后，民间铸币的含铜量在65%到94%之间，铜币重量基本保持在四株，社会经济逐步走向正轨。“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以自由铸币为契机，西汉的工商业得到快速发展，为“文景之治”打下了经济基础。

再次禁铸

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虽然汉文帝初期开放铸币权有利于经济恢复，但随着时间推移民间铸币的问题也逐渐突显。

马克思说，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得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民间铸币一旦监管松懈，就必然逐利狂奔。虽然汉文帝设置了配套的法律，但民间铸币一旦掺入杂质利润就会暴增，总有人想方设法偷工减料。当法令监管放松，民间劣化后的钱币搞得“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文帝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自以为利民也，夫能铸者之非贫民也，贫民之不能铸，明矣。奸富者益以富，朴贫者益以贫。”

贾谊在《汉书·食货志下》中说：民间铸币为了获得暴利必定会降低铸币铜含量，尽量多铸，这是引导人们犯罪；铸币的高利润会让百姓趋之若鹜，就不会再有人认真耕种，农业发展必受限制；民间铸币形制不一，使用者就会怀疑，导致相互间的不信任，也会导致市场混乱。但如果铸币由中央控制，不会有人盗铸则无犯罪之忧；没有盗铸则不用怀疑铜币有假；铸币者重新成为农民可增加财政收入；中央可以控制货币发行；铜可用于制作兵器，不怕物资短缺，可谓好处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