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中路风情录

今天地图中的蔡锷中路

文/郑寿山

改革开放前，长沙的城市道路不多，且“北通南不通，东通西不通”（城市规划部门定义）。蔡锷路长度不算短，北端从北站路往南到中山路水风井路口为蔡锷北路；从中山路水风井往南，到解放路东端路口柑子园这一段为蔡锷中路，这段蔡锷中路因离我家居住的解放路游击坪较近，那许多年也是我隔三差五常去的一条街；那时还没有蔡锷南路。

蔡锷路和黄兴路同属长沙市从北到南的主干道，但其商店密集程度和热闹程度，与黄兴路相比实难望其项背。尽管如此，蔡锷路上也还不乏“可圈可点”的风物。

沙利文的糕点全是抢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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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路西厢临近中山路，有一家以制作西式糕点见长的沙利文南货食品店。该店的萨其马做法考究：色泽、甜度、软硬度恰到好处，轻轻咬上一口，嘴上还扯着细细的糖丝，老长沙称道为：乐口消融。

沙利文独特的克里姆蛋糕和标花奶油三层夹心蛋糕，刻意地凸显西式糕点特色。还有咖喱牛肉干、巧克力豆、果酱等，都具有西式风味。

每年的春节和元宵节，沙利文颇有名气的桂花年糕、猪油八宝年糕和玫瑰、麻绒、豆沙元宵等，全是抢手货，市民们耐心耐烦地在寒风雪雨中排着长队购买，由于排队的人多，还有顾客自发主动地维持队形秩序。

1957年拍摄的沙利文南货食品店。资料图片

“破四旧，立四新”的年月，沙利文这块带着洋味的招牌被摘了下来，重新冠名为星沙食品店，直至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才得以恢复原名。之后，在商品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沙利文、九如斋、三吉斋等老字号南食店都隐身而退，直至前若干年他们又复出江湖，开了为数不多规模甚小的店面。但那些传统的糕点食品只能受到少数老长沙的青睐。

我也特意数度光顾这几家老店，把年青时熟悉的各样糕点都买上一些，想找回昔日的味道。但实话实说，这些糕点的制作不仅和旧时的糕点差异不小，而且论其档次品质，确实不能和后来的罗莎、马里奥、仟吉等西点相比。现在走到闹市区看看，那个新开不久的鲍师傅糕点店何时不是排着长龙……

究其缘由，这里面有着传承与创新的关系，道理既浅显又深奥，并不能简单地认定越老的越土的就越好。作为消费者的普通老百姓，才是最权威最现实的评论家。

只卖苏联大餐的实验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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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提及的是，紧挨着沙利文南边，在食品极度匮乏的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家实验餐厅应运而生（此餐厅并非后来被大家所熟知的五一广场上的实验餐厅）。这家餐厅独树一帜地推出不要粮票的苏联大餐：一杯牛奶、两片面包、一只烤鸡腿和一些水焯蔬菜，售价3元。而且只有苏联大餐，没有其它任何东西。

这家餐厅的“从天而降”使得从来没有见过西餐的长沙市民，破天荒地开了眼界——哦，这就是西餐啊...... 众多的人闻讯跑到餐厅门口看新鲜看热闹，望着玻璃橱窗里的图片，相互调侃几句便打道回府。

对于一般家庭来说，靠每月几十元收入维持生计养家糊口的市民，3元钱常常是一个人一周的生活费，谁稀罕那个什么苏联大餐！记忆中这个西餐厅因“水土不服”，没开多久就关门大吉了，可谓昙花一现。有幸的是我们全家去光顾了一回实验餐厅，让那个现在回想起来不伦不类的西餐深留记忆之中。

近十年间，我们夫妻多次去欧洲探望在那里留学后工作的独生女儿，她带着我们周游十多个国家，还乘坐歌诗达炫目号十万吨级邮轮，在大西洋航行几天几夜。我们品尝多国风味迥异各具特色的西餐，这才体味到正宗西餐的'真滋味'。

集邮爱好者聚集在市邮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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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路五一路街口拐角处，一座俯视呈L形的三层红砖建筑，是长沙市邮电局。进入大厅是交寄挂号信件、印刷品、购买邮票的业务；右侧一长溜柜台办理交寄、领取包裹邮件的业务；左侧是集邮部，墙壁上橱柜里展示着各种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

老蔡锷路，图中可见长沙市邮局 图源/陈先枢

集邮厅里常常聚集着许多集邮爱好者，相互鉴赏、评价、交换、让售邮票。我当时也是一个集邮爱好者，可惜我两大本邮册的邮票意外丢失：一天中午极度困倦，坐在长靠椅上打瞌睡，集邮册随手放在身边，等稍后清醒过来，发觉花费多年时间与心血积攒的邮票册'不翼而飞' ，自此再也没有兴趣集邮。

到电信局发电报，每个字3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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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邮政厅的北向是电信营业部，要打国内长途电话或发电报只能到电信局。先到柜台窗口登记交上预付款再结算，然后坐在旁边等着叫号，等上几十分钟个把小时是常有的事。那时的电话是有线通讯，接听电话时常有串线的情况，在通话中听到别人的声音。

过去的人们排队发电报（图源网络，仅供参考）

后来随着光纤通讯技术的发展，有了直播长途电话，再后来利用卫星遥感技术的无线通讯，给了人们旧时做梦都不曾想到的便利。

电信营业部还曾有电报业务，自己拟好电文交发，每个字三分钱。发电报可都是特别紧急的事或迫不得已的事。

长沙饭店里“请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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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邮电局隔五一路相对的是当时最有名气的长沙饭店，坐落在蔡锷路与五一路交汇的东南角，这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综合性饭店。旅馆部大门对着五一路，与东边的市委大楼相邻。餐饮部的门开在蔡锷路。整个饭店尽显其档次和大气。

长沙（大）饭店

旅馆部和我们居住在长沙市的人关系不大，餐饮部就是一些市民时常关注、光顾的地方了。

长沙饭店的杂烩十分有名，逢年过节的前夕，众多的市民拿着自家的小锅大碗沿街排队。杂烩里面有：蛋卷、肉丸、黄雀肉（酥肉）、蛋皮、瘦肉、海参（一般以油炸肉皮替代）、鱿鱼片...... 这样丰富的“食材内容”，自家是很难凑齐制作的。

杂烩买回家里，放入煨好的高汤里煮沸，撒上葱段和些许胡椒粉，那个味道啊，如今想起来都垂涎欲滴。近些年，我特意去了若干家大中酒家（不乏知名酒家）吃杂烩，几乎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 是我的味蕾出了问题，还是传统的正宗的杂烩失传了？倒是前不久慕名去东牌楼的一盏灯吃地道的长沙菜，点了一份大杂烩，终于多少找回了正宗长沙杂烩的一些味道。

长沙饭店值得回味的特色菜肴，还有糖醋里脊、溜肝尖、红烧猪脚 ...... 这几样现代人司空见惯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菜肴，在改革开放之前，可都是紧俏物资。商品匮乏、食品短缺的年代，购买猪肝猪脚排骨等，须由医生依据患者身体情况开出建议证明去定点肉店配购。因为里脊肉、猪肝、排骨、猪脚、猪板油都属于营养级的食品，再则这类紧俏有限的食材，除了特殊供应还要确保饭店经营所需。

旧时的长沙，一些家境较好的市民有着请春客的地方民间习俗。所谓“请春客”，就是在正月十五至正月底这段时间，亲朋好友之间到饭馆互相请吃或者聚餐，互致问候增进情谊。

那年月大家都谈不上富裕，工资收入支付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往往没有结余甚至入不敷出，加之倡导“过革命化春节”“破四旧”，春节也就大都不兴登门拜年和相互馈赠礼品。请春客常由一人或几人发起，邀约数人凑成十人一桌，先期商量好去哪家饭馆、点什么菜、花多少钱。

请春客寻常为一户一人（但也可例外），开销像荷兰人那样的AA 制，大家平均分摊，长沙也俗称“打平伙”。我记得有两年的春客聚餐都选在长沙饭店，那可算是很风光并值得炫耀的事情啦。

山西刀削面馆里见识“真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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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后街口稍北，有一家山西刀削面馆。山西刀削面很有特色：一大碗热腾腾的干干的削面上浇盖着炸酱或酸辣码子端上来，自己顺手倒点醋，用筷子把码子与削面拌匀，就尽情开吃了。那年月外地特色餐饮极少，刀削面比寻常的粉面饱肚子，这家山西削面馆经常是座无虚席。

山西刀削面

最为奇特的是削面馆的一位剃着光头的师傅，常常在顾客盈门时兴起，演示其“真传绝活”：把揉好的面团用一块湿巾垫着放在头顶，站好“马步”，头和上身稍稍前倾，双手各持一把刀片（专门制作的削面刀具），左右开弓双管齐下，只见长条状的削面嗖嗖地飞入大锅的沸水之中……引得观看者叹为观止。

更多的时候当然还是常规的削面方法，左手平伸用内臂托住面团，右手拿刀片削面入锅。后来不知从何时起，这种真功夫的削面被机器削面替代，说实话，削面再也吃不出先前那种味道了。

七十年代，这家山西刀削面馆从蔡锷中路藩后街口搬迁至五一路南阳街口，后来更名新华削面馆，再后发掘老字号而标新立异的改成颇有历史底蕴的店名新华楼，还陆续有了几家连锁店。

新华削面馆即为今天的新华楼

这家老字号店子对市场需求和导向把握较好，除了保留传统特色的几款刀削面且物美价廉，还同时经营品种繁多的长沙本土特色小吃，以及荟萃了川粤风味的部分小吃。其规模特色与著名的火宫殿不分伯仲。

三自堂里听教徒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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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锷路东牌楼东口往北几十米，有一座教堂叫做三自堂。教堂的建筑规模和体量较之北正街（现黄兴北路）、外湘春街、潮宗街和社坛街的四座现存教堂，都要小许多逊色许多。

三自堂两层楼高的样子，红砖尖顶，正面上方呈一个大三角形，顶部竖着十字架，侧面窗子嵌着红黄蓝绿相间、不规则图案的彩色玻璃。这个教堂的建筑风格既不是哥特式，也不是巴洛克式或罗马式，只是有那么一些欧洲教堂的建筑元素而已。

蔡锷中路西厢（临近五一路）的“三自堂”，建于1902年，八十年代拆除。 郑寿山供图

我记忆犹新的是教堂正门临街的墙壁上书写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人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死亡，反得永生。” 少时的我，对这段文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藉此获得了一个知识点：耶稣是神的儿子。

读初中时有几次我也随着教徒们进入教堂，听他们诵经和看他们接受洗礼，教堂的前台还有一架风琴，神父或修女间歇地弹奏一些深沉肃穆的曲调。

文革之前，三自堂就变成了一家街办工厂，里面摆着几张木钳工桌，好像是修理小型电动机什么的，教堂之后被拆除，再也没有恢复。

少年宫原叫少年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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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牌楼东口临蔡锷路上的长沙市少年之家，占地面积与规模均不大，室内设有队史陈列馆，展出队史图片文字、队旗、号鼓，还有一个活动室和一个阅览室，都很小。室外有三个乒乓球台子还有几个跷跷板和秋千。

少年宫原来叫少年之家。这是位于东牌楼的门。郑寿山供图

九十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大幅提升，少年之家更名为少年宫。旧貌换新颜，建起了五六层高、多种功能设施的新楼，办起了音乐、舞蹈、主持、书法、写作、棋类以及钢琴、大小提琴、萨克斯等乐器培训班，大门也改建在了蔡锷路上。我女儿学龄前曾在这里学习过表演和节目主持，这与她后来留学欧洲多次主持使馆春晚和 CCTV 欧洲赛区华人青年歌手大赛，不能说没有关系。

财贸职工俱乐部里看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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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银宏大厦临街北边，原来有着财贸职工的俱乐部。那时候一些行业都有各自的俱乐部，比如：宝南街的建筑工人俱乐部、织机街的文教职工俱乐部、五一路西北端的海员俱乐部，还有铁路、冶金俱乐部（文化宫）..... 每个俱乐部都有一个很大的礼堂，兼有召开大型会议和影剧对公众开放的功能。

银宏大厦（西南角）

蔡锷路上的这家俱乐部距我家很近，自然也是我时常观看电影的地方。记得很清楚，我在这里看了苏联反特惊险故事片《蓝剑》、香港喜剧片《笑笑笑》。影片的发行放映有相应的规定，一般首轮影片（新上映的片子）在新华、银星、建设、文化等影院上映，而二轮影片主要在大众影院和各个俱乐部文化宫放映。但正规影院也轮番放映部分二轮影片，俱乐部有时也偶或放映首轮影片。

那时候首轮影片的票价：厅中和楼前座 0.25元，厅边座和楼后座 0.20元；二轮影片则只要 0.15元。寒假暑假学生儿童专场，票价0.05-0.08元，当然都是老片子。有的人为了省钱，特意等影片二轮时，到这些俱乐部文化宫观看电影。

整个长沙市设施设备最好的影剧院当属湖南剧院和新华电影院，影院里所有座位全部是真牛皮翻座扶手靠椅，这在六十年前系很高的档次了。建设电影院座落在蔡锷路西向的顺星桥街巷深处，因临近中山路上的新华电影院、红色剧院及中山路百货大楼，这一带算是比较热闹的地段。七十年代后期，建设电影院搬迁到人民路的湖南省地质中学旁边，九十年代以后改扩建为长沙电影城。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有一个职业 —— 影片跑片员。所谓跑片员，即各家影院接送影片拷贝（胶片）的专职人员，跑片员都是在编正式职工。影院通用35毫米电影放映机，一部故事片的标准时长一般为1小时45分钟，分为三本拷贝，每本大约放映35分钟。由此同一部影片的每一本拷贝须由几家电影院按照安排好的场次错时放映。

跑片员骑着摩托车，座位后边安放着防雨的帆布搭袋，里面放着拷贝铁盒，点对点地穿梭奔驰在街巷的影院之间，构成一道城市里独有的风景线。在自行车还是稀罕之物的年代，能骑上摩托车无疑成为特别是年轻人艳羡的美事。现今跑片员再也不曾得见，但满城大街小巷，穿梭着美团、饿了吗等众多送外卖的小哥，这不禁让我回想起几乎已从记忆中遗忘了的跑片员。

那时长沙唯一的烤鸭店——徐长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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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另一个老字号徐长兴烤鸭店在藩正街对面蔡锷中路一条巷（巷名）旁边，这是长沙市唯一的一家烤鸭店。该店颇有名气的一鸭四吃系湖湘名菜，既有全聚德烤鸭的元素，更具地道湘菜的特质。烤鸭薄饼、鸭肉酱丁、鸭架豆腐汤和鸭油蒸蛋，让人大快朵颐。该店除了堂食还外售烤鸭，四分之一只起售。

2018年春节前，长沙大道那边一家徐长兴新开张，湖南卫视生活频道一个栏目组的采编人员特意邀请我以老长沙的身份去品尝那里的一鸭四吃，我对比过去，客观中肯的谈了几点看法。顺便说一声，这一餐由栏目组买了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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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代，长沙市民把青年男女谈对象叫做谈朋友，“谈朋友”比起“讨堂客”和“嫁人”要含蓄得体多了。

当时社会上流行这么一个顺口溜段子，女方要求男方“一军、二工、三干，就是不嫁庄稼汉”；男方要求女方“政治可靠，年轻美貌，身体健康，自带饭票”。这些条件，也都是依客观存在所决定的。如果有了后来的科学种田养殖的农民企业家和自主创业出国留学，那就另当别论了，不过回想起来也挺有意思的。

七十年代第四个夏天，男大当婚的我，尊双方父母之命，一个妹子时常来我家和我谈朋友。她家住在六堆子，常到游击坪我家来玩，以那时的距离感觉也有那么远。因为我太不主动，妹子来了就在家里干坐。一天我的好友张扬君正巧来了，他得知此情下达命令：“你们两个游马路去！” 怎奈我硬是放不开，执意拉着张扬君一起“游马路”，还要他走在三人中间，弄得张扬君事后对我嗔言道：没出息！

青春记忆中的这次“游马路”，我就是从解放路走到蔡锷路的水风井，把妹子送到中山路上分手再返回。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当年的那个妹子安好？

过去的蔡锷中路，在我的印象与感受中，是平淡并近乎恬静的，但它与繁华的黄兴路一样，都深深地融入我对往昔的记忆之中。

附：郑寿山手绘蔡锷中路记忆点图

END

本文由城市记忆CityMemory独家发布，作者 | 郑寿山，编辑 | 城小忆（微信号：chengshijiyiwh），文中标题为编者所加，未注明出处图片均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