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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8日，张爱玲在美国洛杉矶悄然离世，享年75岁。9月19日，遵照张爱玲遗愿，林式同将其遗体在洛杉机惠捷尔市玫瑰岗墓园火化。9月30日，张爱玲冥诞，林式同与数位文友将她的骨灰护送出海撒入太平洋。没有开追悼会，没有墓碑，也没有亲人送别，她以这种“自我疏离”的姿态为其传奇般的一生画下了一个诡异的句号。 也许人生只求这样恣意生长一次，纵情地绽放，从容地作别。 张爱玲是属于40年代的旧上海的。她把上海滩那一抹感伤和绮丽发挥到极致。有人说，随着张爱玲的去世，一个时代便终结了，那个十里洋场的城市也倾覆了。而我只能是沉默着，宿命般地等待着才女的传奇继续，旧上海的绝唱重闻…… 在想象中，一间老旧的屋子，一个着旗袍的女子，一面昏黄的铜镜，一铺香熏的牙床。或者老的留声机，雕花的麻将桌，下雨天用的油布伞。有没有落日无所谓了，但是空气一定要低迷；有没有风景无所谓了，但是桌上一定要点起好闻的沉香，在专门的炉中幽幽地燃着，也许是青瓷的，也许是景泰蓝的。别样的时代，别样的氛围，映衬着张爱玲独特的才情与气质。 斯人虽逝，传奇未央，有关她的论述、传记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不断出版。笔触伸向的不仅仅是她生长的新旧结合的家庭、冷艳的性情、苍凉的文风、不如意的恋爱与婚姻，更有她游离在主流文学之外的作品以及她在中国文坛所占的无人可替的重要一隅。 一、成长如寂寞的烟花 1920年农历8月19日，张爱玲出生在上海的麦根路（现在叫太兴路）。张爱玲的家世，可称之为传奇。她的成长却是这部传奇中最寂寞的那朵烟花。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1848—1903)是清末同光“清流派”的中坚人物，同治辛未翰林，官至侍讲，署左副都御史。她的外曾祖父李鸿章更是鼎鼎大名。张佩纶因在统率中法“马江之战”中败北而被朝廷问罪，流放北疆。但李鸿章赏识并器重他，张佩纶刑满归来后即被李鸿章收为幕僚，并以小女李菊耦相许。于是，李鸿章的女儿成了张爱玲的祖母，张爱玲的血管里流淌着“贵族的血液”一说也正由此而来。 张爱玲2岁时，全家搬到天津。当时，古老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祖上的荣光虽一去不返却仍可为她提供一个感官乐于沉溺的物质世界，使得她熟悉自己笔下的遗老遗少、王孙公子、太太媳妇、小姐丫鬟，熟悉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心理。而静谧迟缓的生活节奏养成了张爱玲精致纤巧的趣味，这直接促成了她描写细节时的工笔画风致，没有经过钟鸣鼎食，末落大家余晖氤氲浸染的人，写不出那样精致的颓废。后来，张爱玲在回忆时不无留恋地提到这段岁月，形容那个家里弥漫着一种惬意的“春日迟迟”的空气。 但这已经是幸福家庭的尾声了，张爱玲8岁时，全家搬回上海。由于家里“战争”不断，不久后“父母终于协议离婚”。 张爱玲的父母自上海迁居天津初期摄于英租界住处的花园。左二是她父亲张志沂，右一是她姑姑张茂渊，右二是她母亲黄逸梵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字廷重（1896—1957）是典型的遗少式人物，基本上延续了父亲后半生的落寞守成、碌碌无为。曾在津浦铁路局做过短期的英文秘书，除此之外没有过正式的职业，主要靠其母留下的遗产生活。他有旧式的文化修养，会吟诗做赋，并且最初对张爱玲很小就显露出的写作才能颇有几分得意，曾为张的少时戏作《摩登红楼梦》拟过回目。但他也有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鸦片、养姨太、逛堂子，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可以说，张爱玲从他那里领略到的封建家长式的专断、粗暴、虐待多于父爱。 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则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女儿，一个崇尚西洋文化并具有良好西式教育的新潮女性。出于被迫嫁给张家，所以与丈夫一向不和，在张爱玲４岁时就和小姑张茂渊出国留学去了，张爱玲童年的记忆中很少有她的影子。离婚后她很快又去了法国。从童年到少女时代，张爱玲在母爱和父爱稀薄的时空里，孤寂地生长着。 父母的离异是一个转折，由此，家庭生活在张爱玲的印记中开始严重褪色，有一种叫做“亲情”的东西，正在她身上慢慢消失。一切易变的主题中只有一样亘古：逝者如斯。何况父亲的家中已没了“春日迟迟”的氛围，取而代之的是“日之将丧，暮气沉沉”。 父母离婚后不久，父亲就再婚了。后母待她和弟弟极其不好，后来有一次，为了一点小事诬陷张爱玲，致使张爱玲遭到父亲的毒打，被囚禁在一间空房子里，在她一病半年差点死去的情况下都不请医生。这段生活是张爱玲一生中的梦魇，她看到了“板楼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当时她只有一个念头：逃出去，离开这个家。 中学时的张爱玲(左)与姑姑张茂渊合影 然而逃到离婚独处的母亲那里，她也未见有多快乐。母女二人的作派都和对方的想象格格不入，这使她在孤寂中郁郁寡欢起来。她曾在文章中用“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来形容自己的不安全感。没有得到渴望的温暖，但至少她学会了自立。中学毕业时母亲让她选择：“嫁人”还是“读书”？张爱玲选择了后者，很明显她对婚姻心怀恐惧，在毕业调查表的“最恨”一栏，她赫然填着“一个天才的女子忽然出嫁了！”然而读书却并非一帆风顺，张爱玲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只能懊恼地去了香港，因为抗战的爆发让她不能远行，当她已被殖民地的特异风情所吸引的时候，她的港大生活也在炮火中戛然而止了。 张爱玲在大宅门里坚贞孤独地长成着，童年的一切给了她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这个作家成长最需要的生态环境。一边是幽暗的迟暮的古典，使她谙熟古老中国的生活方式，举证旁征左右逢源；另一边是耀眼的活跃的现代，是孕育着作家希望与力量的绿色摇篮，在此基调上，她受的西式教育给了她一个强有力的支点，使她可以跳出圈外，借洋人的眼光以局外人的身份对中国的生态做一番反省。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她在这种成长氛围中养成了多疑、内省的性情，让她很早熟地用深刻甚至尖刻的思想分析、研究人的心理。 这似乎冥冥中注定张爱玲的性情和文风中抹不去冷艳、苍凉的底色。 二、灵魂深处的那抹冷艳 张爱玲灵魂深处渗透出的标高孤立、超凡脱俗人所共知。她的气质，忧郁中带着叛逆，冷漠中含着柔情，骨性高傲，又率真恬淡。也难怪她把生命理解成爬满虱子的一袭华美的袍。冷漠茫然、悲天悯人是她的心理定势，正如她的文字有一种冷艳、傲然、惨淡和苍凉。 这无意中成全了她所追求的“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的境界。 在公开场合，张爱玲显露出她矜持孤傲、难于合群的性情。但凡她出现的场合，即使做不了主角，她也绝不甘于给别人当配角。不论话多话少，或是默默不语，她必使人意识到她不容忽视的存在，所谓“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当然，若是她会受冷落的场合，她也不会来。她模仿不了一团和气的神态。若是与人不合，写起文章来她可以暗下针砭，不着痕迹。她的声音冷冷的，往往是最不和谐的那个音调。连她自己也说：“我有时觉得，我是一座岛。” 张爱玲之弟张子静后来曾回忆说：“她的脾气就是喜欢特别，随便什么事情总爱跟别人两样一点。她曾经跟我说：‘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人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这也许就是她做人的哲学。” 这种不和谐还表现在她在着装上刻意追求标新立异。 年轻时，她向往“梳爱司头，穿高跟鞋”。她本能地演绎着一个寻求“质感”的女人，至于后来的以奇装炫人，才气放恣，甚至跋扈地自恋，这些只是“质感”的表面征象。 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厂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工。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18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张爱玲自有一番解释道：“我既不是美女，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 她可以随手拿起大红大绿的床单，经过自己简单缀连做成旗袍出门上街，完全不顾那个时代女子的“含蓄内敛”，表现出比现在的时尚女性还‘另类’的潮流勇气。她也曾经为了参加一个宴会，临场拿起沙发罩布做披肩，也许因着她的美丽和不可阻挡的气质，她竟会让宴会所有的人惊艳、赞叹。 她的着装，唯美时雷霆万钧，玲珑时万里无云，既有“名门之后”的华丽雍容，又有“自食其力小市民”的通达俗媚，或许只有她敢于在20世纪40年代把服饰表现的如此大胆与性感，只有她敢于不顾世俗以自己独特的对美的感知和追求创造着亦真亦幻，多姿多彩的感官世界。 海派的文化给了她对服装感觉的天赋，文字的聪慧孕育了她直觉的敏感，她将自己的‘活色生香’与传统的东方文化完美的结合起来，不流俗，不噱头，既有感性的叛逆，又有希望被观瞻的女性特质，用一种“挑剔”的优雅，雕塑出一个个性十足，引领潮流的张爱玲。 张爱玲的着装就是这样，就像她一生追求那种超凡脱俗的爱情一样不问缘由，不问经历，跨越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阶级与信仰；也像她的作品，让人魂魄颤栗，既将生活艺术化，又满怀凄艳哀绝；又像现在流行的概念词汇，她即是“小资”，又是“小布”，她就是这样游刃于大俗与大雅之间，享受于灿烂夺目的孤独之中。 她的着装，与态度有关，与名气无关，与个性有关，与潮流无关——她就是这样裹挟着自我光辉才情维系着她对服装、个性和生活的坚持。 然而她也是有着“世俗的进取心”的。 钱是最具俗气的象征，而张爱玲对钱的嗜好，从不讳言。张爱玲的姑姑曾嗔怪她：“不知从那里来的一身俗骨”，认为张爱玲的父母纵有缺点，但都不把钱当作一位事，都不俗。而张爱玲却公开宣称“我喜欢钱”，“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张爱玲对金钱的直率与执着，终使她对母亲“罗曼蒂克的爱”变成了“琐屑的难堪”，并一点一点销蚀，“毁灭了我的爱”。“能够爱一个人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张爱玲如是说。但是，在人生的大关节上，钱对她似乎从来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否则，十九岁时，她何必离开富裕的父亲，投奔没有什么钱的母亲？她母亲还特地警告了她：“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 三、“趁早成名”是她的一个情节 说到这儿，还要再引用她的这句话：“一个人假如没有什么特长，最好是做得特别，可以引入注意。我认为与其做一个平庸的人，过一辈子清闲生活，终其身默默无闻，不如做一个特别的人，做点特别的事，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这是张爱玲的做人哲学。成名是她的一个情节，甚至她在成名还没有一点影子的时候就已经为自己设计成名后的举措了。 在《传奇》再版的序言中，张爱玲毫不隐瞒地表达了她对出名的急切： “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词是“苍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张爱玲的实际与功利，来自于她意识深处的危机感。她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对于政治时局从不关注，只沉浸在自己的传奇世界里。但出身满清官宦世家的张爱玲，对朝代更迭之间一个古老文明的走向毁灭，有一种迫在眉睫的恐惧，更有一种洞烛先机的预言。她的聪明让她意识到人在风雨飘摇的时代背景下，恰如汪洋里的一条船，在时代的浪潮下，人是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虽然开得太早的花总是易败，但它毕竟开放过了，胜过来不及开放。 事实证明，张爱玲绽放了，而且还是那片废墟上绽放的最冷艳的罂粟花。 长按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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