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大“输血”——新中国干部南下

0925海洋 2020-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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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南下干部”是一个历史称谓，指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为顺利接管广大南方新区而派出的干部队伍。他们来自老解放区，冒着没有散尽的硝烟，背上行装扛起枪，浩浩荡荡向南方挺进，如同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输向南方新解放区。南下后，他们担任了新区各级领导职务，不仅保证了新生的共和国政权迅速建立，还推动了南北融合和文化交流。历史不应忘记南下干部这样一个特殊群体及他们所作的贡献。

南下缘起

在中共历史上，共产党常因形势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调配干部。首次大规模外调干部是在抗战胜利后，为与国民党争夺东北，中共中央迅速组建东北局，并向东北地区派出了为数众多的干部队伍。这些干部为共产党胜利夺取东北奠定了重要的干部基础。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全境解放，中共中央又从东北抽调了大批干部随军南下。

随着国共和谈全面破裂，内战很快全面爆发。在经过两年拉锯战后，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解放军总兵力从内战之初的127万增至280万，并从最初的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状态。攻守势易的同时，是解放军占领面积的迅速扩大。而随着接管面积的扩大，就出现了接管干部难以满足形势需要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干部配备问题。在解放战争后期，为顺利接管新区，中共中央从东北、华北等地抽调大批干部南下，进行城市接管和政权建设。这些干部就是共和国史上著名的“南下干部”。

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是党内较早注意到接管干部匮乏这一问题的高级干部。早在1948年8月24日，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明确建议注意提前准备接管干部，并介绍了中原区的经验，那就是提前根据行政区划配备好县区以上的领导干部，随军行动，“一路展开，收效必快”。尽管如此，接管干部仍然不足，“我们总感到干部补充甚不及时，影响工作甚巨，特别是财经干部太少，更感苦恼”。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其失去了军队庇护的各级政权纷纷垮台，一时间各地出现了不少政治真空地带，而向中共中央要求派遣干部的电报更是如雪片般飞来。

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此次会议除讨论军事斗争方针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为广大新解放区准备接管干部。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为保证新旧政权顺利过渡，战争的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三万至四万下级、中级和高级干部，以便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这些干部能随军前进，能有秩序地管理大约五千万至一万万人口的新开辟的解放区。按照“九月会议”的方针，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

按照中共中央的预计，到1950年，解放区人口将从1.6亿增至3.3亿，而下属县市则将增加至1000个。根据县、地、区党委和中央局、大城市接管所需的干部计算，共需5.3万人。为迅速准备上述干部，中共中央按照区域进行了任务分解：华北1.7万人，华东1.5万人，东北1.5万人，西北0.3万人，中原0.3万人，并要求各地在1949年12月前完成干部抽调任务。

但由于战争形势变化太快，三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在南方的各级政权迅速崩溃，新解放区面积急速扩大。为抽调干部接管新解放区，自“九月会议”后，中共中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再次发出了三个抽调干部的指示，分别是《中央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1949年2月3日）、《中央关于解决粤桂滇川黔宁青等七省所需干部办法的指示》（1949年5月30日）、《中央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的指示》（1949年6月11日）。

东北、华北、华东等解放区的党组织迅速行动起来，采取各种举措对干部进行动员，力求在规定时间内顺利完成外调干部任务。

南下前的干部动员

此次调配干部的范围十分广泛，上至中央局的领导成员，下至区乡级干部。县级以上干部文化层次总体较高，无论是政治觉悟方面还是认知能力方面，对于南下基本不存在问题。但对于一些文化层次较低的本地区乡级以下干部来说，抛弃家业，前往遥远和未知的南方，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顾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南方存在错误认知，故而对南下心生疑虑。在河北，人们通过《三国演义》中“孔明七擒孟获”等故事得出“南方是瘴气弥漫、人畜难以生存的地方”；在冀东区，民间流传着“南方热死人，太阳下的石头可烙熟饼，蚊子比麻雀还大”等传闻；在晋绥区，不少干部听说到南方后要“天天吃大米”，这对于习惯吃面食的他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语言不通、方言难懂也是其顾虑之一。

安土重迁思想较为明显，担心南下后影响家庭生计。据1948年冀鲁豫区党委给华北局的报告称：该区农民干部较多，大都是土改时提拔起来的，文化层次较低，土改分得土地后一心想“发家致富”，“只挂着他的小牛、小驴、孩子老婆”，面对组织的南调颇为消极。一些农村干部家庭主要劳动力缺乏，存在较大的生活顾虑。还有一些人没有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家属拉腿哭叫”，使他们打起退堂鼓，出现一些自报南下的干部又不去的现象。

还有一些基层干部文化水平很低，有些甚至是文盲，对南下工作存在自卑心理。如冀鲁豫区，一些工农干部称自己“不会写不会算无用处，不如知识分子，就是进了大城市，咱还不是扫大街吗？不如现在回家，免得将来老了无人管”。

针对这些问题，各级党组织做了充分而细致的动员工作，解除其思想顾虑。主要措施如下：

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提高其觉悟。在鲁中南区，区党委书记傅秋涛在思想动员中称，全国即将解放，党需要大量的干部去管理南方，而作为具有优良革命传统的鲁中南干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去，谁去？”同时，各地对南下干部举行大规模表彰活动，起到了明显的激励作用。此外，纠正干部中存在的对南方的错误认识。1949年3月，冀鲁豫区党委举行欢送南下干部大会，南下干部支队政治部主任申云浦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就不是现在吃的窝窝头，喝的‘黄金油’（玉米糊），而是有大米吃，有鱼吃。”听得大家哈哈大笑。据在晋绥行署机要科任职的郝成祥回忆，晋绥分局抽调的南下入川干部在临汾集训，贺龙在动员大会上讲话，介绍四川的情况：“四川是个好地方，人称‘天府之国’。云南四季如春，你们以后回北方探亲可以坐火车、乘飞机。”大家听后十分兴奋，群情激昂，口号震天：“我们一定要解放大西南！”郝成祥说：“当时热烈的情景，至今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鉴于一些南下干部担心南下后家庭生计无着，1948年10月底，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此后调往新区的干部，“其家庭一律按军属待遇”。在太行、太岳区，特别对南下干部制定了5项照顾政策：1、南下干部家属按军属待遇；2、家庭经济困难的可以给予补助；3、家中缺乏劳动力的，由区、村给予代耕；4、南下干部家属在农村的，可以批准回去探亲、安家、告别，限期回单位；5、女干部不能跟队行军的，暂不南下，等新区环境安定后，派专人来接。在晋绥区，为使干部放心南下，在临汾、宝鸡和西安设立了留守处，将大部分有孩子的妇女干部和一些体弱多病的干部家属留下，待四川局势稳定后再前往新区。晋南行署还给每个南下干部的家庭发放了“军属优待证”，作为优待凭据。

一些干部不愿南下，对于组织调动明确表示拒绝，有的则在南下途中私自返家。对此，各地党组织严格执行组织纪律。1949年3月，华北局发出了《华北局关于逃跑干部处理的指示》，明确规定在集中南下或南下途中擅自脱离队伍者，视为“逃兵和开小差分子”，除非有特殊理由，否则坚决开除党籍，“取消革命职员成分”，并送政府法办。同时规定，对于私自返乡的干部，“未经上级党委同意，一律不得留用”。各地严格执行纪律，对一些心存侥幸的干部予以威慑，使他们逐渐放弃开小差思想，勇敢南下。

在各地采取细致具体的动员工作后，大规模的干部调配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南下干部团（队）奉命开赴新区，接管建政，为南方新旧政权的平稳过渡奠定了重要的干部基础。

南下干部团的组建及其区域分布

此次干部南下，接管区域并非杂乱无章，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其中一个特点就是提前组建干部（工作）团（队），跟随部队前进。例如部队占领一个县城后，负责接管该县的干部队伍随之进入，宣布成立县政府，接管干部按照提前的职务安排分别就职，接管建政的工作随之展开。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这些南下接管的干部队伍及其接管的区域分布大体如下：

（一）东北南下干部大队

“九月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从东北抽调6000余名干部，以省委为单位组成干部大队南下。为完成这一任务，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的张秀山从下属的9个省级行政区抽调干部，并按照行政区划组建9个大队，组成“东北南下干部大队”，共计6000余人。据张秀山回忆，这些干部都是经过严格审查后选拔出来的区级以上干部，还有一部分是抗战时期从关内前往东北的老干部。该大队跟随第四野战军南下，主要负责江西一些地区的接管工作。

（二）四野南下工作团

第四野战军入关以后，负责攻略两湖两广等地，接管面积随之扩大，原有的东北南下干部大队难以满足需要。经中共中央同意，第四野战军司令部组建南下工作团，以谭政和陶铸为正副总团长，面向京津地区学生和知识分子招收南下干部，附带华北地区抽调干部共计1.2万人。在对这些成员进行培训后，按照“总团—分团—大队—分队—小队”的组织结构进行归类，分别对应区乡级以上政权。在经过甄别后，共计9000人。该工作团主要负责接管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含海南）。

（三）南下（西进）支队

根据“九月会议”关于抽调干部的决议，华北局负责完成1.7万人的任务。华北局于1948年10月底向各地发出指示，同时按照区域分配任务。华北局在指示中要求各地组建从区委到区党委的领导班子，如北岳、太行、冀南、冀鲁豫等5个区党委各抽调一个区党委班子，随时准备南下。经过各地紧张的调配，1949年2月华北局基本完成抽调任务。这些干部跟随二野前进，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南下支队”，负责接管赣东北。随着二野进军大西南，该接管干部队伍更名为“西进支队”，成为接管贵州的主要干部群体。

（四）长江支队

在向所在区域发出抽调1.7万名干部的指示后，鉴于南方接管形势紧迫，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华北局于1948年12月再次南调干部，主要抽调区域为太行和太岳区。此次主要抽调区党委、行署以及机关干部，包括一个区党委（行署）、6个地委（专署）、30个县委（县政府），200余个区委（区署）。1949年3月22日，这些南下干部在河北武安县集合，对外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简称长江支队，共计4500人，支队负责人为冷楚和周壁。长江支队原定接管苏南，但因战局变化，大部分被派往福建，成为接管福建的重要力量。

（五）晋中南下工作团

1949年2月，晋中区党委决定从现有干部中抽调一半南下，同时合并来自太行、冀中区以及察哈尔省的南下干部，组建“晋中南下区党委”，后更名为“晋中南下工作团”。下设6个地委（专署）、36个县委（县政府）以及200余个区委（区署）班子，共计3000余人。工作团负责人为武光、周小舟。在石家庄集中训练后南下，负责接管湖南长沙、衡阳以及会同等地。

（六）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华东局在收到“九月会议”相关决议后，于1948年12月25日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中央下达的一万五千人的抽调任务。由于在华东区，山东是老根据地，干部队伍较为成熟，因此该地是华东局抽调干部的重要区域。在山东分局努力下，华东局最终抽调干部两万余人，远远超过中央最初下达的一万五千人的指标。不仅如此，山东分局此后还完成了华东局下达的后续抽调任务。这些外调干部集中培训后，组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四个支队，主要接管上海、江苏和浙江。

（七）华东随军服务团

根据中共中央部署，第三野战军粟裕、张鼎丞所部负责攻取福建。由于前来接管的长江支队干部数量有限，而随三野南下的干部，加上当地游击队，仅仅勉强配备县区以上党政主要干部，其余专业类干部则十分匮乏。福建尚有几十个中小城市，如福州、厦门、泉州等，近代以来对外经济颇为频繁，因此需要一批有较高文化且熟悉城市特点的干部前来接管。为解决这一问题，1949年6月17日，华东局建议在上海招收3000名知识青年或职工到福建，并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经上海青工委和学联发动，招收学生2000余人，加之抽调干部200多人，共计3000人，组建华东随军服务团，以张鼎丞为团长，于10月抵达福建，负责接管福建。

（八）西南服务团

西南服务团是华东局和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为了接管大西南而组建的一支干部队伍。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二野负责进军大西南。为了准备接管干部，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的华东局决定在上海和南京招收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随军前往大西南。该接管队伍被命名为西南服务团。1949年6月12日，西南服务团在上海正式成立，成为接管川东、川南、贵州、云南等地政权的重要干部来源。

（九）西北入川工作团

与西南服务团负责接管川东、川南等地不同，川北、川西和西康省则由晋绥分局组建的西北入川工作团负责接管。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平山县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列席会议。中共中央给晋绥分局的任务是抽调干部组建工作团，经秦岭入川，接管成都平原以及西康省。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晋绥分局从晋西北、晋西南抽调地委、县委及以下领导班子，共计3600余人。在经过短期培训后，跟随十八兵团南下，对外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又称西北入川工作团，以李井泉为团长。工作团到达西安后，在李井泉主持下召开南下干部大会，宣布中共中央的决定，接管川西、川北、西康省和成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