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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灾面前，哀莫大于心死，而心死源于无助。 1917年，中国再一次遭受瘟疫侵袭，这是民国以来的第一场大鼠疫。它爆发于绥远，继而蔓延至山西、山东、安徽、南京等地，构成全国范围的疫情传播。 当时的北洋政府任用伍连德，动员社会力量，颁行防疫法规，奋战10个月，在付出了14600人死亡代价的基础上，终于消灭了瘟疫。 在取得胜利的同时，也暴露出突出医疗防疫落后等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发现鼠疫感染者后，虽然立即采取了封闭隔离，但患者得不到有效抑制，只能靠自身免疫力硬撑，“隔”而不“治”，自生自灭，令人悲哀。 对于这场瘟疫，当时的《申报》《大公报》等媒体做了太多报道，其中有这样的描述：通州京通马路第七段工人住在官庄药王庙内，两名工人感染鼠疫，医官发现后用白布将二人嘴蒙上，连同其他80多名工友及该庙僧人，一律关在庙内。同时，在院墙上凿开一个小门，四名配枪的队员站岗，防止院内人员逃逸，令患者自生自灭。 第一：疫情爆发。 1917年8月，肺鼠疫首先在扒子补隆爆发，扒子补隆是蒙语，意为有官职之人居住的地方，是如今的内蒙古新安镇。 易于感染，被感染的人轻者三日、重者顷刻殒命，无可医治。对于这种莫名的瘟疫，人们陷入极大恐慌，四处远遁，但也把病毒带向四面八方。 9月，通过一支运输毛皮的马车队，瘟疫蔓延至包头，继而是呼和浩特、集宁； 10月，通过京包、正太、京汉、津浦一路南下，越过长江，瘟疫席卷大半个中国。 第二：北洋政府积极应对。 客观说，风雨飘摇中的北洋政府在这场天灾面前，其作为还是可圈可点的。其工作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成立防疫委员会，绘制《防疫配备简明表》。明确标注遭受疫情的地方、染疫时间、责任人、防疫的机构设置。 其二，专家领衔，消除杂音干扰。整个防疫战线分为三个单元，由著名医学专家伍连德、何守仁、陈邦祀全权负责。 其三，亡羊补牢，出台政策。迅速颁布《传染病预防条例》《防疫人员奖惩及恤金条例》《防疫消毒规定收费办法》《京汉铁路检疫暂行细则》《医员汽车检疫法》等一系列法规，将疫情防疫工作纳入规范化操作。 其四，隔离交通。切断疫地区与外地的陆路、铁路联系，同时派出军队设立检疫所，发现感染者立即隔离。譬如在在雁门关进入山西的检查处，全部人员“七日无恙方令前行”。 其五，讲卫生从基层抓起，全社会总动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这五条措施，为消灭疫情立下重要功劳，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伍连德在山西指导防疫 第三：暴露的问题。 其一，地方官员相互推诿，畏惧不前，医护人员孤立无援，甚至遭围攻。 丰镇有两人受感染而死亡，医官伍连德亲赴疫区解剖尸体，查找病源，却遭当地居民殴打。张家口聚集众多疫区来的旅客，却拒接检查、隔离。甚至烧毁防疫人员的专车。诸如此类频频发生。 面对冲突，地方官员要么不到现场，要么袖手旁观，毫无责任心。更有甚者，还纵容民众对抗防疫医员。 其二，“隔”而不“治”，自生自灭的悲哀。 由于缺乏特效药品，在当时的情况下，防疫方式主要是”堵“，为了确保疫情扩散，所有被确诊的病人，会被立即封闭起来，而这种举动，就等于宣判了死亡，简单粗暴又冷酷无情。 回到今天，我们还是要客观地说，一定程度上，这种“隔”而不“治”的无奈，与当时医疗的有限性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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