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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自人类社会形成以来，疾病便一直伴随左右。疾病之于人类，既是危险，也是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机遇。 中国人在上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一直与疾病做着斗争。其中，流行性传染病的危害无疑是最为剧烈的。 避 古人面对瘟疫等流行性传染病，本能的反应是远离易受疾病感染的地区。 在古人的观念中，疾病往往以「气」的形态散布于人们周围，一些较为偏远、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那里的「气」通常也被认为是不洁净的，瘴气侵入人体会引发疾病。 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古人将南方腹地称为「烟瘴之地」，将潮湿的环境直观的视作瘴气聚积的表现。 以现在的眼光看，虽然古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潮湿地区易生的蚊虫才是传播疾病的真正原因，但是这种原始的躲避瘴气的思维也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预防疾病传播的作用。 行军作战，最易接触到野外的瘴气，因此在兵书中较早地体现出了预防意识。 如宋人许洞撰写的《虎铃经》中，就明确提醒军队在外驻扎必须远离山川交错、地势低洼的区域，以免「湿燉毒气袭人口鼻」。 躲避瘴气的认知也会影响到人们的住所。如果人们发现居住地周围的环境存在传染疾病的风险，会有意识地改善环境，甚至会选择迁移以避疫。 《文苑英华》记载，唐代鄂州城地处洲渚之上，凹凸不平，又易积水，城市周围肮脏潮湿。地方官采取的措施与今日治理水土流失颇为相似：他率众填平洼地，疏浚水道，种植树木，城周环境为之一变。 《全唐文》中则有一段迁城的故事：漳州城原本建在漳浦水北，因靠近河流，地多瘴疠，百姓苦不堪言，后来地方官上书朝廷，朝廷作出了迁城的决定，百姓称其为一大善政。 治 瘟疫爆发后及时救治，是古人应对瘟疫的又一重要策略。 古代中国政府救治瘟疫的相关措施主要有：施药、隔离、赈恤等。 在古代，人们并没有系统的预防观念，缺少行之有效的措施将瘟疫消灭在萌芽之中。 与现代的防控最为相似的是朝廷在地方设立一些医疗机构， 定期给民众施医送药。责任心更强的医疗机构会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边，以示民众，供紧急情况时使用。然而这类医药更像是给予民众的日常保健品，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但并不是针对某种流行瘟疫的特效药。 通常，只有在瘟疫爆发后才由官府与社会力量一同寻找合适的治疗药方，这种方法很难及时起到救治效果， 因此古代瘟疫的致死率远远高于今天。 隔离，是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的一种有效防控疫情扩散的方式。 公元2年，汉帝国蝗旱并起，瘟疫流行，朝廷下令建立临时性的公立隔离医院，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小汤山医院」。 汉朝的做法被北魏、唐、宋等王朝沿袭下来，到了清代，传染病门类渐渐明晰，清朝政府对于患有天花、麻风病等烈性传染病的病人进行严格的隔离控制。 成书于清代的《防疫全书》总结了隔离的 「四毋原则」，即 「毋近病人床榻，毋凭死者尸棺，毋食病家时菜，毋拾死人衣物。」彼时的隔离观念已经相当成熟。 瘟疫期间往往民生困苦， 赈恤百姓是官府的必要措施之一。 赈恤的首要方法便是给予疫区救灾物资，并一定程度蠲免赋税，保证百姓的生活水平，减少百姓的经济负担。 此外，随着古代国家体制的不断完善， 一些专门的福利机构诞生，在赈恤上起到重要作用。这些福利机构在功能上包括安置无家可归的病人、收留鳏寡孤独之人、帮助掩埋尸体防止疫病扩散等，体现了对生命的关怀。
宋代福利机构 值得一提的是，政府的救治力度是不稳定的，当战争导致国家统治秩序不稳固，或者朝廷认为地方疫情不足以威胁到统治基础时，救治力度会大大减弱。 一旦政府甩锅，救治的责任就落到了民间。 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的疫情救治中，社会力量逐渐超越政府扮演了主要角色。 此时政府设立的许多福利机构大多依靠社会力量的支持来运作；一些有责任心的医家会自发地制作防疫卫生宣传单，告知邻里乡亲防疫之法；民间医疗队伍壮大，医家通过研究总结出具有科学性的防疫理论……人们对抗瘟疫已经离不开民间的自我救疗了。 这启示我们，即便是在当下， 国家能力已经相当强大的情况下，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疫情防控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明 吴又可撰 《瘟疫论》 祈 面对难以对抗的瘟疫，古人往往会选择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凶猛而又来去无常的瘟疫会被视为恶鬼，人们请神祈祷，希冀神灵能在冥冥之中驱散鬼怪。 「痘神」便是最具代表性的神灵之一。曾经的中华大地上流传着不同的痘神传说，人们塑造了各种各样的痘神形象，目的便是祈祷痘神能使人们避免患上天花这一危险疾病。
痘神像 另有一些节日民俗，最初是古人总结的一些躲避瘟疫的手段，最后才演变成为在固定日期行使一些具有仪式感的行为。虽然今天的我们已经渐渐遗忘其防疫的意义，但这些风俗原本承载着人们驱除瘟疫的愿望。 重阳节登高，主要目的就是躲避瘟疫。古人认为人口密集的平原地区容易爆发疾病，于是选择去山中躲避，渐渐成为民俗。 过年时燃放鞭炮也有驱除疫鬼的目的。《荆楚岁时记》载：「庭前爆竹，以避山臊恶鬼。」人们认为「山臊」是一种携带寒气、热气的鬼怪，会使人患病，祈祷鞭炮能驱赶鬼怪。 端午节配香囊、喝雄黄酒，实际上也是为了避「邪」。许多传染病，古人难以明确病因，因此一概称之为「邪」，香囊、雄黄酒就有祈求神灵驱邪护体的作用。 防 由于缺乏对疫病的科学认知，早期卫生观念与部分传统信仰习俗的防疫作用实质上并不稳定。 一方面，出于各种因素，在防治流行病中发挥的积极意义的习俗一旦被移除，疫病就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再度降临到人们身边；另一方面，也不乏一些经验主义的医学理论和顽固迷信的行为准则，很容易招致新的疫病。 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论及东北鼠疫史时，提供了典型的例证： 「基于将土拨鼠视作先祖化身的观念，中国东北地区的牧民对待这种时常携带鼠疫杆菌的动物格外小心，从而减少了与疫鼠接触的机会。」 然而随着清王朝的土崩瓦解，大批关内人移民东北地区、设陷阱捕杀土拨鼠，哈尔滨迅速成为了鼠疫中心区，疫情还沿着新建的铁路向外扩散。 今天，在流行病的防治中， 更多是律法依据和公权力指导，代替了风俗习惯和个人行为，为科学举措发挥效能提供了极大保障。 晚清时期西方细菌学说与卫生防疫制度的传入，开始启发新的卫生观， 促使国家行政积极介入卫生、健康等公共事务。 加之甲午战争前后东北、东南等多地鼠疫、霍乱大流行的契机，清洁、消毒、检疫和隔离等强制性的检疫措施和制度陆续出现。后者源自欧洲各国同黑死病的斗争，构成18世纪中期前后近代防疫机制形成的基础。 同时， 种痘、清洁等预防措施被明确视为防疫的重要内容，并被纳入卫生行政体系，这种以「防」为重的观念是传统抗疫观念中所鲜见的。
防治东北鼠疫的消毒处 然而，民国时期的卫生制度和传统社会的行为方式之间还存在有较大的冲突，很多地方的公共卫生行政近乎一纸空文。 直到建国后，社会秩序安定，在行政组织能力、工业生产能力、科学技术发展等的多线保障下，兼顾「预防」与「治疗」的现代卫生组织与现代卫生制度，才生长起来。 这在新中国第一场全民疾病战争—— 血吸虫防治战中已经清晰可见。 1955年11月，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领导小组成立，中国共产党首先扛起了统筹领导抗疫的职责。小组及水利、农业、卫生等部门，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与制度保障下，能够高效组织人民群众共同投入抗疫战争。 1957年4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将消灭血吸虫病视为「当前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掀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群众抗疫运动。 这场「群防群治」集中激活了基层组织中的巨大能量，孕育出了规模空前的灭螺行动——钉螺是血吸虫唯一的中间宿主，以及紧急救治血吸虫病人的基层治疗模式。运动的参与者们被称为「血防人」。
油画 《送瘟神》 （中国血防纪念馆藏） 此前，血吸虫在我国水乡湖沼地区存在有千年之久。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我国吸血虫病患病人数下降了93%，钉螺面积下降了73.5%。 1958年，江西余江县消灭血吸虫后，毛泽东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中「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称赞的就是血防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和群众工作。 1961年摄制的电影《枯木逢春》中也真实地再现了百万人在积极疗救后断绝瘟疫困扰，重获生机的经历。新中国战胜了众多诸如血吸虫病一类的传染病，积累了丰富的现代化防疫手段与防疫经验。 一部抗疫史，也是一部别样的人类史。无论「避」、「治」、「祈」、「防」，都记录了人类在抗争疫疾中的试错历程或成功经验，都承载有中华民族抗灾救险的无畏精神。 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的最后，曾提醒人们：「先于初民而存在的传染病，将会与人类始终同在，并一如既往，仍将是影响人类历史的基本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的入侵，某种程度上也是与千百年间人类祖先曾历经的灾疫相似的一场现代遭遇。 眼下我们交出的是属于特定时代的答卷，加强科学预防和现代卫生观念、积极主动开展治理，依然是防疫抗疫的主流；而我们共同期盼的，亦即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谱写属于我们时代的最好的答案。 参考资料： 黄勇：《汉末魏晋时期的瘟疫与道教》| 求索，2004年 江宇：送瘟神——当前防疫与防治血吸虫病的历史经验 | 保马 李良松：《略论中国古代对传染病人的安置及传染病院》| 中华医史杂志，1997年 李曼曼：《唐五代瘟疫与社会研究》| 安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林金祥 等：《我国消灭血吸虫病地区的现状和对巩固血防成果的建议》 | 海峡预防医学杂志，1996年 于赓哲：古代的防疫经验和社会力量 | 搜狐新闻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余新忠：中国历史上的瘟疫、检疫与卫生 | 澎湃新闻 余新忠：《从避疫到防疫：晚清因应疫病观念的演变》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 张志斌：《古代疫病流行的诸种因素初探》| 中华医史杂志，1990年 [美] 威廉·麦克尼尔 著，余新忠、毕会成 译：《瘟疫与人》 | 中信出版社，2018年 文字｜神秘大橘 小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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