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瘟疫对人类历史产生了重要影响，间接或直接影响了历史的走向。《黄帝内经》中的《素问》指出瘟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从西周到清代，瘟疫次数达到300次左右，瘟疫年份达到600多年。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经历过三次瘟疫高峰期。一次是3~6世纪，主要涵盖了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部分时间段；一次是12~15世纪，主要涵盖了南宋、金、西夏、蒙古、明朝；一次是16~17世纪，主要是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需要指出的是，古代的疫病实际上对应的今天的很多种疾病，并不专指传染病，治疗手段也应该区别开来。针对长时间流行的瘟疫，中国人从手足无措到取得一定经验，在治疗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促进了我国医学的发展。   一、认识原始和手段稚嫩的最初阶段 从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来看，夏商周时期，时人将瘟疫称之为“疠”，《周礼》、《尚书》和《山海经》三本书都提到了瘟疫。当时的防疫手段还比较原始，基本上只能听之任之。当时的人一般认为是鬼神导致，加上当时医学不发达，很多医生其实都是巫师，所以他们主要通过举行祈祷仪式以消灭瘟疫，但是他们也已经知道要通过药物来治疗疾病，比如当时曾用鱼和枣来治疗疾病。当时的人们对于医疗保健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他们重视环境卫生，设置了专门官员进行管理，安阳殷墟还出土了勺、盂、铜洗等洗漱工具。为了避免河流污染，当时的人还学会了开挖水井，《易经》还提到了井水沉积物污染水质时不要饮用，安阳殷墟还发现了排水管道，说明商朝人已经注意到了排除污水，至于周朝人就更不用说了。  春秋战国时期，麻风病、疟疾、霍乱、伤寒、寄生虫病等成为当时的传染病。此时，中国人已经知道通过注意个人卫生、保证食品和饮用水的清洁等手段预防瘟疫。这一时期出版了《黄帝内经》，其理论对于防疫有指导作用。该书认为，生病是由于体内平衡被打破，人本身有抵御疾病的能力，只要自身巩固就不会轻易得病，还主张并要在未病之时。其认识到了痢疾、霍乱、虐疾等传染病，明确指出其症状，分析病因，还指出了黄疸、蛔虫病等，该书还介绍了通过运气来预测疾病是否发生的办法，但尚不具备说服力。这一时期人们依然是通过巫术来治疗疾病，但医生治疗疾病越来越普遍。各级政府也设立由专业医生领导的防疫组织，基层防疫人员也十分齐全。 秦汉三国时期，瘟疫屡次见于史书，仅仅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中就有32次大规模瘟疫流行，小规模的更是不可计数，总的趋势是越往后瘟疫发生频率越高。越是发动战争，越是乱世，瘟疫就越频繁发生，而且多发生在南方。公元前181年的那次瘟疫，成功地阻止了汉军对南越国的攻击。史载“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署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越，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乃乘黄屋左盘，称制与中国侔。”瘟疫从此成为中原政权进军热带地区的一大障碍，后来武帝复征闽越，淮南王刘安还因此劝谏武帝不要发兵，这一时期征讨南方遭遇瘟疫的还有王莽征西南夷，结果大军因为在瘴疠之地得病而死的达到70%。东汉伏波将军马援讨伐越南叛军，深知传染病的厉害，与家人生决，但士卒还是因病死亡达到40%-50%，通过薏苡仁才得以缓解，后来马援还是因为瘟疫死于讨伐五溪蛮夷的战役。 在卫生习惯方面，秦汉也形成了注重沐浴的习惯，官员一般5日休息洗沐。他们已经认识到不能吃腐败变质的和被老鼠苍蝇污染过的食物，及时清理垃圾，建造下水道排除污水等，处理粪便等污物也更有经验，当然这些仅适用于上层，广大人民能否在生活重压下注意到卫生，尚不可知。但朝廷一般会在民间疾疫流行的时候派遣使者给医药治病，如果碰到老百姓因为瘟疫而流亡，统治者一般还会施舍钱财、赈济灾民。如1975年云梦出土的秦简规定，要设置“疠迁所”作为收容麻风病人的地方，可以采取活埋或者溺死的办法杀死麻风病人：“（1）病者有辜（罪），定杀。定杀可（何）如？生定杀水中之谓殴（也）；或曰生埋，生埋之异事殴（也）；（2）甲有完城旦辜（罪），未断，今甲疠，问甲可（何）以论？当迁病所处之；或曰当迁迁所定杀；（3）城旦、鬼薪疠、可（何）论?当迁疠迁所。”汉朝皇帝还会下令设立专门机构收容病人，给予医药补助。如汉平帝就下令，一家死6人以上赐丧葬费5000文，4人以上3000文，2人以上2000文，又建造200间房子赐给贫民居住。官员也会积极参与救治，如公元38年会稽太守钟离意、汉桓帝时人曹褒、162年将军皇甫规在军中设立庵庐收容生病将士。除此之外，由于医学技术不发达，汉朝皇帝还采取下罪己诏、革新政治的办法来祈禳灾祸。甚至还举行大傩仪式，时人流行“疫鬼”为有形之瘟疫源头，通过仪式将其杀死。  此时医学已经注意到了多种传染病，如在武威张掖出土的汉代医简中，提到了伤寒、大风、肠辟，痉、心腹大积、狗啮、疾死、疾温、伤寒、伤汗及肠辟等传染病。治疗瘟疫的杰出医生是张仲景，其《伤寒杂病论》是治疗瘟疫的优秀代表作，辨别了瘟疫的六种类别，提供了白虎汤、麻黄汤等方剂，还指出了疟疾和霍乱等治疗方法，为中国历代控制和治疗瘟疫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东汉末年流行瘟疫，曹植在《说疫气》中说，公元217年左右“病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国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曹丕《与吴质书》认为“建安七子”中的四位（徐干、陈琳、应场、刘桢），也都死于疫疾，曹操讨伐孙权时，军中爆发了瘟疫，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也在军中，就此因病去世。据《中国人口史》的记载，在汉灵帝光和七年时，人口约有5500万左右，但是到东汉灭亡时，人口迅速锐减到了只有1500万，人口减少过半。这场流行五十年的瘟疫加上东汉贪婪无度的地方官员，催化出了灭亡东汉的黄巾起义。 二、防治瘟疫走向科学正规化的第二阶段 从魏晋南北朝到五代760年时间，大概发生了69次局部或全国大疫，但前期因为朝廷无暇顾及防治疫情，所以缺乏有效措施。导致西晋开国后十年全国大疫，晋武帝本人都差点病死。这一时期流行疟疾、斑疹伤寒、麻风病、狂犬病、寄生虫病、结核病等。为此，各朝都有相应医官制度，设有太医令和太医丞等职务，还设有太医署作为专为皇室服务的太医署。南朝疫情主要集中在刘宋时期，后期逐渐减少。因而南朝宋治疗瘟疫手段繁多，也比较有积极性和主动性，齐梁陈三朝就不够主动。一般来说，南朝宋皇帝都会在疾疫流行的时候派遣使者施舍医药。虽南朝齐宗室还专门设置养病场所救治病人，施舍医药。北朝疫病流行较少，可能和气候有关系。 进入隋唐五代，隋朝时相关制度更加完善，命太医署归太常寺统领，设太医令（从七品下）2人、丞〈从八品下）2人、主药2人、医师200人、医生120人、药园师2人、医博士2人、助教2人、按摩博士2人、咒禁博士2人，共330余人。隋炀帝时又增医监5人、医正10人。太医令掌诸医疗之法，并掌管该署之政令，丞则为其助理。医师、医正、医工主要为人诊疗疾病。由于医药学进步，救灾较秦汉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唐朝，政府救灾措施较为得力，减少了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稳定了社会秩序。唐朝在隋朝的基础上增设府2人、史4人。设医、针、按摩、咒禁4科，各科均有博士、助教以教授学生，有医工、医师辅助教学。唐太医署又有主药、药童管理修合药材，药园师、药园生、掌固等栽培收采药材。 当时规定太医令、丞每季度考核诸医针生1次，加强了太医署的教育职责，还在地方州府设立医疗机构治疗疾病。公元723年唐玄宗下令地方每州必须设立医学博士1人，739年规定10万户人口以上的州设医学生20人，10万户以下设12人。他还组织抄写《神农本草经》和《百一集验方》等简便易行的药方，并将其和经史类书籍放在一起。为防止贫民无法利用，于是派遣专员将其抄写在村口。唐朝时佛寺还会设立疠人坊和悲田坊收养病人，在武宗灭佛后李德裕将其改为半官方机构，法律中也规定御膳中若有不洁之物和病肉，则要对当事人予以处理。这一时期，部分政府官员和宗教人士也会在政府没有号召的情况下自行救济，政府派官舍药已成为定制，还会免除灾区人民赋税，掩埋骸骨。当然，和秦汉时期一样，也有驱傩仪式和宗教祈禳以安慰人民心灵。人民也知晓了饮食和环境卫生的重要性。为了防止瘟疫造成的孤儿贫苦无依，官员会让其亲戚收养12岁以下的孤儿，还会支付两个月的口粮。 这一时期也涌现出了葛洪、巢元方、孙思邈等杰出医生，他们较为重视预防瘟疫。葛洪撰写《肘后备急方》，认为传染病病因在于“疠气”，提高了对病毒的认识，有内服外敷等多种方式服药，药方也有辟瘟疫药干散、度瘴散、辟天行疫疠方等预防方剂，还有治疗瘟疫的方子“千金煮汤，苦参一两，以酒二升半，旧方用苦参酒煮。令得一升半，去滓，适寒温，尽服之。当间苦寒吐毒如溶胶，便愈”。隋炀帝时太医博士巢元方撰有《诸病源候论》，阐述了1739种病的病因、症状，他明确区分了传染病和非传染病的病因，认为前者是“乖戾之气”引起，还认识到了9种寄生虫，强调要增强体质，进行养生预防。名医孙思邈则撰写了《千金方》，指出疾病是一种自然现象，还十分重视预防疾病，《千金方》就举出了33条预防疫病的方子，比较著名的就是屠苏酒，熏烧的有太乙流金散、杀鬼烧药方、虎头杀鬼丸、辟温杀鬼丸等，外涂的有雄黄散，粉身的粉身散，还有可用于驱蚊虱的药物等。对于疫病，孙思邈提出五种症状，主要以针灸治疗。这一时期，医生已经认识到了天花、瘴疠、疟疾、尸体传染病、结核病、血吸虫病、虱病、恙虫病、麻风病、霍乱、痢疾、黄疸、狂犬病、丝虫病等，并都有相应治疗方法，以麻风病为例，孙思邈根据治疗600名患者的经验，认识到治愈率大概在10%，他还医治过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可惜卢照邻还是投水自杀。  三、防疫手段进一步发展 宋金元时期有记载的瘟疫就有59次，这一时期医政制度的发展促进了医学的发展，两宋皇帝较为重视医学，设置专门机构，兴办医学教育，创办官营药局，编撰医书。尤其是政府出面出版医书，这是宋朝在中国和世界史上的创举。宋太祖在位期间，宋朝出版了《开宝本草》，较《唐本草》增加155种。公元992年，宋太宗组织人员修订了之前的诸多医书，如《补注神农本草》、《脉经》、《外台秘要》、《黄帝内经〉、《素问》、《广济方》等。1057年宋朝还设立校正医书局，专门整理出版医学书籍。宋徽宗在位期间组织出版《圣济总录》，收方20000余。大观年间，宋朝编成《和剂局方》5卷，作为官方药店的配方规则，后来在1151年增补为《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不少大臣也通晓医术，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说法，如苏颂、林亿、文彦博、范仲淹、苏轼、沈括等都精通医学或养生，这段时间还出现了著名的金元四大家。 唐代虽然设立地方医学博士，但于史少见，给散医药也不是定制，但宋则普遍建立了医疗体系，中央有负责医官教育和行政的专门机构。仅仁宗年间定额就有142人，到徽宗年间增加到350人，实际人数则在1200人左右，但到了南宋定额医官就减少到不到100人。992年，赵光义命各地设医学博士。1044年范仲淹奏准招募学生进行医学教育，考试合格后入太医院。徽宗时向地方派遣医学博士，设立地方医学机构。总的来说，宋朝热衷于向地方推广和普及医学，尤其是岭南等偏远落后地区，不少地方官员也积极推广药方防治疾病。普遍医疗体系的建立，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治疗疾疫的作用。 宋朝还设置了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等机构来救治病人，掩埋尸体。和前代一样，宋朝在瘟疫流行的时候也会派遣医生和发放药物，这已经形成了规章制度，宋朝政府大规模地救治传染病，仅见于正史的就有22次。如在1009年，宋真宗“诏医官院处方并药赐河北避疫边民”。在疫情高发时节，宋朝还会事先给民间、官员、军队散发药物，从公元1057年开始还有专项经费用于医药救济。每次宋朝首都流行疾病的时候，太医局就会上门诊治。此外，为了预防监狱瘟疫，宋朝要求在暑季来临之前结案，以免犯人因监狱恶劣的环境而死，犯人若生病也要请医生治疗。 除了官方对于疾病防治非常重视外，宋朝官绅也致力于预防瘟疫，推广药物。唐朝时期就有的病坊在宋朝继续设置，如苏轼在担任地方官司时，就设置了病坊，利用僧人管理维持，成为安济坊的前身，他还在病坊施药圣散子方，吸引佛教徒捐钱维持病坊。被贬岭南后，积极参与当地瘴气防治，不仅提供药方，还向地方官说明自己的经验。宋朝还会对病坊治愈病人进行考核，如果每年能治好1000人，能当上官员，宋徽宗年间还规定了病坊所需资金、粮食、医药数目，表明宋代对此类场所的管理已经走入正轨。此外，民间卫生习惯也有所进步，人们讲究环境卫生、饮食卫生，出现了商业性的浴室，火葬也广泛推广起来，当然宋朝人也因为瘟疫的伦理争议而产生了伦理争议。 在药物的防治方面，宋朝人普遍用香药来防治，现代著名的霍香正气散就是宋朝时候流传下来的。这时产生了运气学说来研究瘟疫，当然这在当时也起了很广泛的争论，不少人心存疑虑。金元时期较有影响的医家有韩衹和、庞安时、朱肱、郭雍等，他们都主张对于瘟疫要辩证治疗。除此之外，还产生了河间医派、易水学派等治疗瘟疫的学派，他们各有所见。在这一时期，宋朝人还明白了对于痘疹、瘴病、瘴疟、痨病等传染病的防治。 在卫生方面，宋朝人已经建立起了“百沸无毒”的观念，这就有利于预防消化道疾病和传染病。宋仁宗时期曾公亮在《武经总要》中规定，军队不得饮用死水和河流中涨的黑水，漂浮着尸体的水也不可饮用，只能打井取水。宋朝启蒙读物《童蒙须知》教育小孩上完厕所要及时洗手，宋人还将粪便、吃不完或者腐坏的食物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会有专门人员收取一定费用将其运走。对于疟疾的传播媒介——蚊子，宋人经常用艾草、樟脑、砒霜、硫磺等制成药物熏走。除此之外，宋人还重视预防狂犬病毒，主张不要饮酒。  辽金元在继承前代防疫思想和举措的同时，在防治疫情方面依然有很多积极举措。辽金医政机构影响力不如宋朝，但元朝医政尚可一说。元代太医院长官正二品，甚至有正一品的，元代特色是医户制和医学学校的设立，一般来说医户占当地户口的2%——3%，元代没有中央医学学校，但地方普设地方医学校，并与三皇庙合一。元人自己也认可本朝医政，吴澄认为“今在朝有太医院，而普天之下各道、各路及府、州、县，莫不有医官焉，或以治为职，或以教为职。” 四、防疫手段达到新高度 明代建立到鸦片战争前，据正史可见规模大、死亡人数多的瘟疫就达到31次，仅在东南就有1538县次疫病发生。洪武朝和建文朝并未发生大规模瘟疫，大概和这一时期政治清明有关，也有可能是隐匿不报。1408年明朝福建和江西爆发了有记载的第一次瘟疫，死者78400人。此后瘟疫屡有发生，到了万历年间形成大规模。万历八年到十年山西大疫，蔓延到河北、河南二省，染病的人一两天脖颈肿胀而死，有可能是鼠疫。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瘟疫高峰期，尤其是崇祯十年以后北中国流行瘟疫，尤其以崇祯十六年到十七年为烈，有人怀疑是腺鼠疫。当时名医吴有性认为有瓜瓤瘟、疙瘩瘟、大头瘟等瘟病，和现代医学的腺鼠疫和肺鼠疫一样。 据史书记载，崇祯十年（1637年），⼭西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传到河南后，“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1636年贵州大疫，“十丧其九，禁门启迟,聚棺不计其数”。1641年2月山东等地，“春二月,瘟疫大作,有一家而死数口者,有一家而全殁者，白骨山积，遗骸遍野，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隶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瘟疫也大大削弱了北京的守卫力量，历经几次清军入关都没能攻破的北京城，在大顺军面前一击即破。 与激烈发展的疫情相比，明代也建立了完备的医疗制度。明朝医政制度延续元朝，中央医学机关为太医院，官员和级别如下：院使（正三品）、同知（正四品）、院判（正五品）、典簿（正七品）。洪武十四年（1381 年），太医院设太医令1人，丞1人，吏目1人，属官御医4人。明代继续实行元代的医户制度，普遍设立医学教育机构，医官由太医院统一培训委派，数量一度多达150人。但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对地方医学的重视不如元代，管理比较松弛，到了后期，地方医学逐渐衰亡，明朝初期的惠民药局到后期也只有少量，仍在开办。虽然官方医学衰落，但家学和师傅培养的医生逐渐占据主导。明朝中期，医疗体系逐步完善，太医院的太医规模达到300多人，一旦暴发疫情，皇帝就会调拨一批太医深入民间去问诊治病、送医施药等。除此之外，皇帝还会亲自颁布药方，如公元1541年京城暴发瘟疫，明世宗亲自动手研制了药方《济疫小饮子方》并下令向民间发放。  清代医政没有多少变化，医药管理机关也是太医院，于1644年沿袭明制设立。初设院使1人（正五品），左右院判各1人（正六品）掌太医院事。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又任命满大臣1人管理院务。太医院内有御医、吏目、医士、医员、医生等，负责供奉内廷和各级衙门、科场等，并掌管医学教育，有时奉旨救疗民病。清代医政又不如元代，地方惠民药局多废，清代只是在瘟疫流行的时候临时救济。清代初期抗疫措施除了施舍医药、减免租税外，还有一点就是大力推广种痘技术。  当时天花比较流行，人们已经知道隔离来避免染上，清代宗室染痘者甚多，顺治帝据传就是因为天花死亡，他本人8子6女中3子5女因病而死。英亲王阿济格家人也有因天花而死的，顺治时期亲王、郡王因病而死的达到20人，康熙帝所以能上位，部分原因就是出过痘，对于天花，清人一般采取种痘法予以治疗。康熙帝十分重视对天花的防疫工作，他曾下令内藩蒙古4９旗及喀尔喀蒙古都要种痘，而且接种过的效果很好。虽然康熙并大力推广种痘法，但是他的后代同治帝却依然死于天花。人痘术传到海外后，英国医生发明了牛痘术，回传到中国后效果较好，因而取代了前者作为中国预防天花的主要方法。1820——1825年从海外传入霍乱，蔓延速度快、范围广。这一时期中国医政并没有沿袭元朝定期组织医学交流的场面，地方医学也逐渐废弛，医术传承依靠民间师徒传授，导致医生水平良莠不齐。不是没有人看到这种情况，比如明朝人吕坤、金希元、周孔教都曾上书谈到这种局面，但最终也只是有一时好转，不久仍恢复原状。 明清时期政府的应对措施和之前没有什么差别，一旦发生大疫，朝廷一定要进行祈祷仪式。1444年御史王英到浙江地区祭祀，1471年北京地区发生大疫，顺天府尹上奏要求在城隍庙进行祈祷，1641年、1643年、1644年，明朝官方和民间都曾延请道士设坛作法，当政者也必须上奏弹劾自己，做出承担责任的姿态。除此之外，朝廷依然会派遣医生到疫区给予救治，但主要是在京城，地方疫情则由地方官员救济，救济力度和效果无法和唐宋相比。甚至就连京城救疫有时候因为施舍医药不对症，还闹出过问题，而且灾民聚集又引发了疫情新发展。地方救疫受限于医疗水平、医药资源、医生技术等诸多因素，官员大多不甚关心，明人陈龙正曾说，地方官员能找一些药方制成药品送给灾民就不错了，由此可见地方疫情能否好转，大部分都是听天由命。除了救济活人外，掩埋尸体也是防疫的一项工作，若不及时处理得当，疫情将会越发迅猛。 地方官员既然没有意愿和能力处理灾情，中央又不想处理，那么地方防疫就只能由民间自救，这主要由有威望的退休官员主持，如杨东明在1604年针对老家因黄河泛滥导致的疫情，采取了修城垣，置社仓，赈饥荒，助婚葬等措施，还创设了医疗救助机构“广仁会”，说服地方富绅给予赞助，向地方民众提供药方和医疗救助，忙时每天接待病人约700人。到了清代，很多医疗救助机构还兼办教养、殡葬等慈善事业。一些地方还建有隔离医院，还是有部分官员不避生死进行救疫。 这一时期一些卫生知识如饮屠苏酒已经变成人们的一种习惯，还有走百病、熏虫儿、避毒、曝衣、扫疥、收瘟鬼等习俗，这些习惯大多有利于健身。人们非常重视水源卫生，认为沿河居民倾倒污水和排泄物是传染病发生重要原因。明代北京城构建了明渠和暗渠，朝廷会组织人员定期清理，清代北京城还曾在路旁放置水缸，间断进行洒水工作，以防尘土飞扬，还会定期清理水沟。此时已经出现了收费公厕，对于蛇虫鼠蚁等致病昆虫动物，人们也知道进行预防，还会火化尸体。每年端午节，宫内还会饮用雄黄酒、菖蒲酒，夏天疫情高发季节以吃解暑避热食物为主。 对于疾病的认识也比前人更加丰富，对于瘟疫的防治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当时人们根据病因、病症、预后、发病季节等区分各种疾病，专门研究疫病的书籍也增多，既有研究专门疾病的如吴有性《瘟疫论》、万全《痘疹心法》，也有综合性医书《景岳全书》，还有很多药方、医案流传。明末著名医生吴有性《瘟疫论》指出，瘟疫、温病和伤寒是不同疾病，适合不同治疗方法。他认为瘟疫的病原是天地之间一种杂气，将其区分为常疫和疫疠，认为口鼻是最重要的传播途径。清代主要流行鼠疫、霍乱、肺结核、麻风病等疾病，医学家对如何预防和治疗疾病进行了深入分析，后来又兴起了温病学派。叶桂（字天士）、薛雪（字生白）、吴瑭（字鞠通）、王士雄（字孟英）对温病学派的成熟作出了重要贡献，故有人称他们为“温病四大家”。该学派明确了伤寒和温病的区别，确立了温病的治疗体系。清代还对霍乱、烂喉痧、白喉、瘴气、疟疾、麻风病、梅毒、肺痨、麻疹、水痘、大头瘟、蛤蟆瘟、羊毛瘟等疾病有了一定的研究和治疗方法。  明末名医吴又可《疫方论》 五、结语 地球上生活着无数微生物，由此导致了诸如霍乱、天花、麻风病、鼠疫等传染病，人类自始至终都在和传染病作斗争。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从商代开始就有疫情的记载，受瘟疫影响也较为严重。中国的抗疫史基本上贯穿上下五千年，最初向鬼神祈祷，逐渐向科学化和正规化转变，人们擦干眼泪，继续与瘟疫战斗，总结出来不少预防和治疗的有效方法。 例如对于天花，中国医学家使用“稀痘法”治疗，孙思邈则开创了给病人接种脓毒这种和人痘接种法类似的方法，救活人命无数。加之历代名医坚持不懈地改进医术，因此传染病对中国造成的危害就远不如西方那么强烈。此外，官民对于疫情也痘非常重视，大部分皇帝在位碰到疫情发生通常要给医给药，地方官员也不敢轻视，通常会和地方绅士、富商等筹集善款治病救人，也知道设立隔离场所等有效方法。民间则注重饮食卫生、环境卫生和饮水卫生，在端午和重阳等节日用艾草熏蒸，饮用屠苏酒和达元散等预防。 为了寻求心理安慰，他们还有送瘟神的习俗，举行驱傩仪式，用符咒等道术也是民众的一种防疫方式。受限于不发达的生产力，每次疫情发生总会造成严重后果。如果中央政府及时抗疫，也许能将后果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如果碰上东汉末年、明代末年这种政府失能的情况，就会毫无疑问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乃至改朝换代。政府能否及时抗疫，全靠当时皇帝是否重视，除非疫情发生到了足以危害皇帝统治的地步，否则他们的救治也只是做做姿态，就算政府及时施舍医药，能否达到救治效果也很难说。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完整的医疗体系，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消灭传染病运动。经过艰苦奋斗，过去危害人民健康的诸多传染病大部分已经降到了很低的水平，如天花、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已经很少见，中医药也在其中发挥了更大作用。但是人类在发展，病毒也在发展，要战胜传染病，我们还有很长一条路要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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