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礼记》的一席话，虽说是对上古之事的美好设想，我们也可从侧面看出肇自上古的尊老思想。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更能清晰地看出中华孝文化的独特性。相比于西方的国王下令抛弃六十岁以上老人的寓言故事，我们却自古以来就重视老人，尊敬长者，中华敬老传统的历时之长，影响之深，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独有的。 今天，且让我们回首历史，谈一谈历时悠久的尊老。  一 中华民族的尊老传统溯源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必附着于独特的文化土壤，尊敬老人而能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化特色，绝非单纯的亲子天性所能解释。窃以为，古代中国的尊敬老人，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社会形态。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不同，中国人民安土重迁，农为国本。广阔的平原和密集的河流为农耕提供了极为优渥的条件，中国人民过早地定居下来，进化为农业社会。也因此，父系氏族时期的一些特点被很好地继承、发扬。例如宗法、父权。在宗族社会里，长者自然地成为权威。发短心长的人有着充足的时间积累物质财富与精神威望，让人们相信他们能在权威者的带领下更为强大。 其次是国家的引导。应该指出，国家在古代尊老、养老的实践中始终扮演了一个积极的角色。统治者们很早就意识到了“敬德保民”的重要性，关心民生，抚恤孤老是他们得民心的有效途径。在大一统的时代，提倡尊老能够借此重申三纲五常，安定民心，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统治；在混乱的年代，提倡尊老又成为圣主明君的标志，能够更好地塑造个人形象，便于招贤纳士、积累政治资本，进而“以图宝器”。  另外，文化上的潜移默化也是重要的原因。儒学的思想根基在于春秋战国的社会现实，孔子笔削上古典籍，保存文脉的同时未必没有夹杂私货。然而，无论如何，儒家的主张间接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美好愿望，对于三代以上的记述，即便不尽不实，也可看做人们对远古的美好设想。因此，儒学的主张——当然，这里主要说尊老敬老、抚育孤寡——也就偶然地连接了古今。三代的观念在汉代以后落实成为规定，适得其所。 尽管各家治国理政主张不同，但敬老养老几乎是诸子共识，只不过儒家更为突出。在汉代及以后，儒家成为思想正统，对于敬老、孝顺的要求也就越来越严格。 当然，我们仍不应忽视亲子天性。“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母出于爱养育了孩子，孩子又在长大后回报父母，这是良性循环。更何况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下，涌现了更多孝义的民间故事实在是不足为奇的。  二 养老制度的产生及发展上文提到，中国悠久的养老传统是官方与民间相向而行、共同努力的成果。作为其中重要的一极，政府敬老养老的主要方式是制定政策、形成制度、加以引导。由于国家的重视，历朝历代，养老制度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 事实上，在尚无信史可据的氏族社会，尊敬老人、团结宗族就已经作为一种美德用以赞美功德人物。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帝舜“父顽、母嚣、象傲”，然而舜依然恭谨事之。 到周代，鹿台的一把火对周人的天命观产生了极大影响，于是人们开始由事神敬鬼转为敬德保民，民本思想萌芽，对民生、对养老都做出了突破。 秦以前的养老零散见于诸子典籍，由于分封制的特点，各地养老政策又有很大不同。 《礼记》说，鳏寡孤独，“此四者，天下之民穷而无告者，皆有常忾。”这是保障了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这是在政治上给予老年官员的尊荣；“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这是在社会责任上给予长者的优待。另外，周天子还设立三老五更制度，将养老与学校教育联系在一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应当说，先秦的养老政策虽然还不成体系，但已经在国家层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对其后各朝代的养老思想、养老政策都有不同的影响。  秦汉以来，较好地继承了先秦民本思想，正式确立了国家养老制度。 汉代“以孝治天下”，尤其重视对老人的奉养。特别是由于多年战乱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汉代的平均寿命很低，因此，汉代将老年人的标准提前，扩大了养老范围。汉代继承了先秦的免税、免除徭役等政策，还正式将先秦典籍中的“赐杖”制度化，这对抚恤民生，巩固儒家的社会地位，进而缓和社会矛盾、延长王朝统治是极为有效的。 汉季衣冠南渡，然而文脉未废，各地朝廷使养老制度取得新的突破，为隋唐的整理继承奠定了基础。北魏首创“存留养亲”制度，规定即使是犯了“流”、“死”这样的大罪，如果家中老人无人奉养，也可以“权留养亲”。南朝梁武帝首创“孤独园”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养老院，这一制度在后世逐渐发展起来，后来的悲田院、福田院、居养院、养济院等，都要追溯到梁武帝时期。 在养老上，唐代承上启下，推陈出新。  相对于前朝来说，唐代继承了“赐杖”“免税”等传统做法，同时开创性地提出“色养”，也就是精神养老，使老人的晚年更为舒适。唐代还推行了“补给侍丁”制度，安排专人奉养孤寡。 唐代以后，经济逐步发展，民间的养老机构兴起，官方、社会、家族的养老形成了新的良性互动，养老政策却没有大的变动了。 三 道德与法律对子孙的奖惩中国总的来说是一个宗族社会，素有“皇权不下县”的政治传统，因此，国家重视养老就决不能忽视家庭、宗族与子孙的存在。在古代法律中，对家庭的养老，国家也作出了种种规定，社会上对孝子的表彰和对不孝之人的惩处屡见不鲜。 道德上孝子贤孙享受的福利以汉朝最为典型。统治者们往往把忠孝联系起来，他们相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通常“求忠臣于孝子之家”。在战争年代的军功爵制度不再适用之后，以孝治天下的大汉天子顺理成章地推出察举制，以德选官。孝顺于是跟个人的官运紧密相连。  在这里，国家的要求、社会的倡导、个人的欲望实际上构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孝顺的福利不再局限于饮食或者一家之中有几人可以免除劳役，而变成了更大的诱惑。于是有为父母守孝十年者，有悲痛至形销骨立者……在著名的《二十四孝》中，汉魏的孝子往往孝行闻于天子，郡举孝廉，然后功成名就。 法律上，不孝是足以身灭的罪行。早在远古时期，《汤刑》《禹刑》就将著名的奴隶制五刑施加在不孝之人身上，虽然典籍散佚，但基本的思想是可以领会的。秦代以法治国，以吏为师，虽然变法后实施了很多例如强行分家之类不利于团结宗族的措施，使得民风为之一变，出现了父子别居，子不养父，甚至借一把农具都要视作施恩的咄咄怪事，然而，打击地方宗族和重视孝道、养老并不冲突。 秦律在法律上做出的许多规定维护了老人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例如父亲对子女的财物不告而取不视作盗窃，实际上跟古罗马时期维护父权有异曲同工之妙。汉代更不需多说，东汉“春秋决狱”“以礼入法”后，敬老之风尤重。唐律可谓中华法系之集大成者，提及不孝之子，往往不乏“流”“徒”“大辟”之类。  显然，对于不孝之人，世人不吝严刑峻法。 当然，虽然养老制度的制定者是国家，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宗族的作用。在广大的基层社会，宗族聚族而居，兴办乡学，举族养老，划归族田……族长负担起了国家不能及的责任，给予诸多福利，有利于团结宗族，维持秩序。 总之，出于个人对父母尊长孺慕的天性，以及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民间氛围，加之政策的倾斜，在国家这样“枣子加大棒”的引导下，孝文化也就源远流长，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基因之一。 古代对养老敬老的重视，对现代养老也有着相当的启发。在新思想，新文化不断涌现的今天，或许能给我们带来有益的思考。 参考文献： 1.五花八门的古代养老政策 中国知网 2先秦时期对老人的救助制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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