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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近年来各级政府对旅游业的功能定位，可以发现，几乎毫无例外强调了经济功能，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旅游业在国家和地区中的战略定位。在国家层面，自1986年被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之后，旅游产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被确立为第三产业的重点产业、第三产业新兴产业序列第一位、国民经济增长点、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在地方层面，有20多个省份将旅游业确定为支柱产业或先导产业。 为什么旅游的性质突然由“事业”转向了“产业”？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整体上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意识条件下，旅游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等条件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没有经济动因，各地不可能有积极性将资源投入到旅游业当中，旅游产业体系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在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旅游产业化进程，具有一定的时代性特征。 30年来，中国旅游业正是沿着这条产业化的路径，取得了今天的成就。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许多地区，不恰当地过度强化经济功能，使之被无限夸大，旅游业被迫背上了许多难以承担的重任，在许多领域，旅游业被过度产业化，导致本应具有的社会、文化功能无法有效发挥出来。 产业化意味着以需求为导向，以实现效益为目标，依靠专业的服务和质量管理，提供市场认可的产品和服务。产业化本身并无不妥，但旅游业在许多领域具有非常强的公共事业属性，属于政府应当提供给全体公民的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如博物馆、世界遗产、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然而在许多地区，出于经济利益的目的，这些领域也不恰当地产业化了。 游客作为旅游市场的需求方，注重的是文化和内涵体验，而地方政府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游客希望景区门票价格低，不要过于拥挤，而目的地不断推高门票，并且不进行景区流量控制。在中国许多地区，出于追逐经济效益的需要，优质资源被地方政府当作摇钱树，将它当做旅游开发的商业品牌，过度包装，大肆炒作。在旅游资源所在地及周边，建宾馆，建商店，盖高楼，大拆大建，使其变得面目全非；过度的商业气息，纷至沓来的投资项目，使当地政府及群众眼里只有经济效益，铜臭味盖过了文化气息。这和游客的追求显然存在矛盾。 以众所周知的丽江古城为例，曾经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也是滇西一个商业重镇，最大特色是商业与居民生活打成一片，居民对文化非常有追求，如精致小巧的民居建筑，小桥流水人家的街市布局。而如今的丽江，古城原住民早被挤出古城，商业店铺铺天盖地，酒吧饭馆鳞次栉比，经营者而是来自全国各地，商品也不是本地的金器银器等特色土产，而是来自义乌批发市场。 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导致了中国旅游业出现一些全世界罕见的怪现象。例如： 团队旅游不健康的运行方式。主要表现为“零负团费”、“买团卖团”、“欺客宰客，强迫购物”。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90年代中期以后，团队旅游市场逐渐形成了“零负团费”、“买团卖团”、“宰客欺客”的潜规则，组团社和地接社之间低于成本价格的“零负团费”，地接社和导游之间“买团卖团”，大部分导游失去了工资保障，只能凭借强迫购物等手段宰客欺客。这些行为不仅严重降低了旅游服务质量，而且也损害了正当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公共景区门票随意涨价，严重侵害旅游消费者利益。景区是核心吸引物，是旅游者的刚性支出。目前中国旅游景区门票相对于居民收入水平来说，已经是全世界最高，并且每三年一次的听证会变成涨价会。门票价格和居民收入不成比例，引起广泛的诟病。剥夺了许多公民本应具有的教育、求知权利。 景区为了经济利益不进行流量控制，导致人满为患，降低旅游体验。高等级景区太少，旅游需求太旺盛，加上假日制度的原因，旅游需求集中在一定时间段，造成景区人满为患。而景区为了经济利益不进行流量控制，造成“大人看人头，小孩看屁股”的旅游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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