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尤其是唐代中后期，饮酒之风盛极一时，人们不仅一家一户酿酒，自产自销，置肆沽酒更是愈来愈多，刘禹锡就曾作诗，“长安百花时，风景宜轻薄，无人不沽酒，何处不闻乐”来赞美这一现象。
唐以长安城中的酒业为最盛。据《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歇马杯”条所载: “长安自昭应县至都门，官道左右村店之民，当大路市酒，量钱数多少饮之。”在长安城外尚且如此，在东、西两市的商业区中，就不仅有大量的卖酒铺面，还有许多酒楼。在《太平广记》卷四四《穆将符》中，就有“长安东市酒肆姚生，与其友善”的记载; 而在《太平广记》卷一五七《李君》中，亦有“可西市鞦辔行头坐”登楼饮酒的记载; 类似记载在《太平广记》一书中，还可见于卫庭训、虬髯等人的传记中。种种传记足以表明，东、西两市的酒肆已经成为唐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但当时的酒肆并非纯粹卖酒，亦兼营但当时的酒肆并非纯粹卖酒，亦兼营其他行当，也有部分商铺兼营卖酒。在《太平广记》卷三九《刘晏》中就有记载药铺中贩酒的事例，刘晏“遂至一药铺，偶问，云: 常有三四老人，纱帽拄杖来取酒，饮讫即去，或兼觅药看，亦不多买，其亦非凡俗者”。药铺等其他商铺亦沽酒，由此也可见唐代从事与酒有关工作的人员之多。
除却东、西市的商业区，外郭城中的一些里坊也分布着一些酒肆，其中以常乐坊虾蟆陵为最盛，“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就是唐代僧人皎然对其的赞美。自城门去曲江的道路旁，亦是酒贩云集之所，李白有诗曰: “何处可为别，长安青绮门。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在《资治通鉴》中也有记载: 顺宗永贞元年，求当权者王叔文、王伾办事的人极多，“于是叔文及其党十余家之门，昼夜车马如市。客候见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饼肆、酒垆下，一人得千钱，乃容之”。而在贞元二年( 786) ，长安缺粮，军心不稳，“上忧之甚，会韩滉运米三万斛至陕”，皇帝大喜，命太子“时禁中不酿，命于坊市取酒为乐”，可见酒肆在市坊之中亦有分布，且酿酒量较大。
唐代几乎各个阶层的人都喜爱饮酒，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甚至包括僧人和尼姑，人们非常热衷在节日或是一些特殊时节饮酒。说到唐代爱饮酒者，必提李白，余光中先生就称赞其为“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还有三分啸成剑气，秀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李白也以《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直言不讳地评价自己为“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除了李白，白居易作诗也是离不开酒的，他在亲友相聚吟诗作赋之前，“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诗箧”( 《醉吟先生传》，载董诰等: 《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 年影印本，第 6955 页) 。唐代著名画家王洽也是如此，性情豪放豁达，作画之前必饮酒，“兴酣之后，先已泼墨”( 《太平广记》卷二一三《王墨》) 。
唐人不仅好饮酒，而且酒资花费也极大。曾有一唐人名阳城，“每约二弟: ‘吾所俸入，而可度月食米几何，薪菜盐几钱，先具之，余送酒家，无留也。’”且他家中仆从在家中断粮时，“以米易酒，醉卧于路”《新唐书·阳城传》。李白在《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中，亦写道“莫惜连船沽美酒，千金一掷买春芳”。
在唐代人看来，饮酒不仅是一种风尚，也是一种治病的良方。白居易曾将酒与药材相媲美，在《对酒》中写下了“唯将绿醅酒，且替紫河车”。王毂在其《赠苍溪王明府有文在手曰长生》中也写道，“但以酒养气，何言命在天”。可见在唐代人看来，适量饮酒是有助于身体健康的。但同样，唐代人也认识到了饮酒过量会导致“中酒毒”，白居易就曾认为自己“眼昏久被书料理，肺渴多因酒损伤”( 《对镜偶吟赠张道士抱元》) 。而要解酒毒，就要如唐人李建勋一般，“方为医者劝，断酒已经旬”( 《春日病中》) 。
饮酒之风的盛行，极大地推动了酿酒业的发展。在当时，一年四季均是酿酒时节，人们通常以麦、黍、稻等作为原材料，辅之以酒曲酿造，一些西域美酒则以葡萄酿造。自周代起就有记载称，人们用黑黍子和郁金香草酿造一种名为秬鬯的美酒，由于黑黍子为黍中上品，材料珍贵，主要供皇宫贵族饮用。以粮食酿的酒中以糯米酒为最特殊，白居易在等好友赠糯米酒后，写下了《刘苏州寄酿酒糯米……》这固然与白居易生活艰苦有关，但当时糯米难得，糯米酒的制作工序要求精良，用水考究，糯米酒自然也较为珍贵。但以麦、黍、稻酿的粮食酒虽珍贵，却不易保存，这类酒大多质地粘稠，“绿饧粘盏杓”、“醅浓盏底黏”，且若是搁的久了，难免如白居易般“酒瓮全生醭，歌筵半委尘”( 《卧疾来早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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