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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虽然很多人几十年不见遮天蔽日的蝗灾，但蝗灾作为数千年来的可怕记忆并未真正远去，比如在遥远的西部牧区，蝗灾不仅没有彻底消失，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其规模也许不足以席卷全国，但也同样令人触目惊心。 近日来，爆发于东非的沙漠蝗灾再度引起了世人的高度警惕，因为遮天蔽日的蝗虫不仅扫荡了东非大地，更漂洋过海经阿拉伯半岛南部、伊朗南部等地进入南亚次大陆，令巴基斯坦和印度损失惨重。 而因为蝗群过境寸草不生，所以对农业生产带来的摧残往往是灾难性的，国际粮价必然受到或大或小的影响。 而蝗群遮天蔽日、无所不噬的可怕形象，也唤起了我们内心深处对于蝗灾不堪回首的记忆。 作为文明古国及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国，我们自古以来就与蝗灾有着“不解之缘”，而很多蝗灾也间接导致了社会的变革，推动了文明的进步。 不过虽然农业文明足够辉煌，但由于生产力的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反复，使得先民虽然总结出了人工扑打法、壕堑掩埋法、篝火诱杀法、据虫除卵法等方法，但终归对偌大的蝗灾无可奈何。所以蝗虫才在古代成为上天惩罚的象征，而驱邪的蝗虫庙也在农耕区遍地开花。 这种人不如蝗的局面，直到共和国成立后才逐渐扭转。 由于长期的战争，尤其是黄河在花园口决堤导致华北平原生灵涂炭，这使得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蝗灾的重灾区，而这一局面直到共和国成立后仍然有增无减。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面，共和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治蝗灭蝗行动，并让遮天蔽日的蝗虫基本成为历史。 而如此辉煌成就的取得，主要是因为治蝗灭蝗行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涵盖全民的系统工程，它的高度计划性和组织性、“防重于治”的正确指导思想以及“科技治蝗”的正确方法，是治蝗成功的根本原因。 为了保证治蝗的成功，首先成立了专门的治蝗领导机构，建立责任制，比如划片包干、层层负责，以各级机构为骨干形成治蝗的统一战线。 由于蝗灾直接影响农业的健康发展，所以发动群众是灭蝗的主要方式，依靠着对蝗虫灾害的咬牙切齿，治蝗灭蝗真正成为一项旷日持久的群众运动。 治蝗领导机构的产生，打破了各地群众各自为战的情况，使蝗灾在大地无处藏身。 当然，人力灭蝗虽然有决心有干劲，但终归效率较低。在这样的情况下“药械治蝗”就成为主要手段。 虽然先民早有“捕蝗不如捕蝻，捕蝻不如挖卵”的治蝗经验，但经过早期试验发现耕卵挖卵无法达到防重于治的目标。 所以从1952年8月开始，农业部强调要用“药械消灭为主、人工捕打为辅”的战术，随后更是直接要求以药械为主。 最早使用药械灭蝗的国家是苏联，共和国成立后，在苏联帮助下也逐渐开始药械治蝗的手段。从1951年6月开始，药械治蝗手段陆续开始推广。由于平均每架飞机的工作量相当于5万人工捕打，所以高效的药械灭蝗手段迅速成为主流，从此治蝗战争开始逆转。 而苏联在当时不仅提供了药械治蝗的相关技术，更帮助建立和完善了蝗灾的侦查和预测预报制度，这使得治蝗灭蝗基本取得了主动权。 到1955年，供应的药剂和器械已能完全满足治蝗的需要，开始进入“以药械为主，机械化配合”的阶段。而随着1958年自主研制的“安二”型飞机开始投入使用，飞机治蝗逐渐成为主流。 因为治蝗灭蝗战争的辉煌胜利，粮食生产得到了极大保证。 而在机械化灭蝗的同时，共和国也从生态环境入手，通过改造蝗虫生长环境的方式达到治本的效果。除治理黄河，将大力垦荒，大量不宜耕种的土地改造成良田等。另外，水利工程设施的大量修建，也让水旱灾害得到了有效抑制，蝗虫失去了成灾的基本条件。 另外，广大群众还积极种植果树、大豆、苜蓿等蝗虫不吃的作物，不断挤压蝗灾的发生空间。 到1977年，我们彻底战胜了危害我们数千年的东亚飞蝗之灾，从此遮天蔽日的蝗灾景象基本成为历史。 从1979年开始，“三北”防护林开始建设，通过不断提高地产植被覆盖率，改善生态环境，蝗灾更没有了大规模发生的可能。 再加上如今蝗虫营养价值的发现，更让蝗虫不得不沦落到靠人工饲养的悲惨地步。 不过，如今的西部畜牧区，因为过度垦殖，依然被或大或小的蝗灾威胁着。但相比于建国前面对蝗灾束手无策的尴尬局面，我们有了足够自信的理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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