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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高祖刘邦厌恶儒生，而陆贾常常引用《诗》、《书》进言，有一次他骂陆贾道：“我的天下是在马上得来的，要《诗》、《书》有什么用！”而陆贾从容不迫地说道：“您从马上打下来的天下，难道还能在马上治理天下吗？。倘若秦国在统一天下后，推行仁义，取法先圣，天下又哪里轮得到陛下来执掌！”后来汉朝完成了从得天下到治天下的转变，国祚得以绵延四百年。 作为中国历史上国祚最为绵长的周朝，同样经历了从得天下到治天下的转变，相比汉朝来说，转变得更好，如果刘邦仅仅是马上得天下，周武王则是怀着仇恨从马上得的天下，周人能够走出仇恨，从得天下转向治天下，就显得尤为难能可贵，正所谓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设想，如果周人没有走出仇恨，恐怕就没有了这八百年的国祚。 周人从古公亶父起，就有一个宏大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翦商”，为周人的繁衍生息获得更大的空间，也可以说是蓄谋已久的目标。这么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确凿证据的。在《竹书纪年》这本周人自己的编年史里记载了黄帝时期的一个歌谣，“西北为王，期在甲子，昌制命，发行诛，旦行道”，这里的昌就是文王姬昌，发就是武王姬发，旦就是周公姬旦。且不论这个歌谣是不是真的是黄帝时期的，最起码表明“翦商”绝非一时心血来潮。同样在《竹书纪年》里记载了“季历之十年，飞龙盈于殷之牧野，此盖圣人在下位将起之符也”，这其实是周人跃跃欲试的野心的体现。周人自从古公亶父迁居周原，就和商朝发生了联系，这是个既斗争又合作的关系。 《诗经.大明》里记载了季历的妻子是来自殷商的太任，这也表明在季历时候周和商是有过合作的，这个时候周是承认商的大国地位的，商对周的称呼是周方伯，也表明商承认周是地方诸侯的。尽管有合作，周的目标显然不在于此。季历有两个哥哥，是泰伯和仲雍，在古公亶父时期，他们两个就到了吴地，据说因为周太王喜欢姬昌，想让姬昌即位，但是姬昌的父亲季历不是长子，泰伯为了让周太王实现心愿，就和仲雍自动逃到了吴地，短发文身，以表示不再即位。 那么泰伯和仲雍到吴国去，是他们两个人去的还是带着部队和人口过去的？从后来泰伯当了吴国的第一代国王，仲雍当了第二代国王看，不是他们两个人过去的，而是带着部队和人口去搞开发和立国的。他们兄弟两个跑这么远，仅仅就为了让位给季历吗？其实问题没有这么简单。泰伯兄弟到吴地立国，其实是周人“翦商”大计的组成部分。周原和吴地分别处于殷商的西方和东南，对商朝形成了掎角之势。 帝辛四十八年，武王第一次在孟津汇合八百诸侯，目的并不是攻打殷商，只是试一下自己的号召力，当看到有八百诸侯的时候，心里就有数了，接下来便是等待时机和创造时机。这个时机就是殷商主力部队攻打淮夷，这一年是帝辛五十二年，殷商眼里的淮夷其实就包括泰伯的吴国，很可能这个时候，吴国已经是周围小国的头领。殷商这次攻打淮夷是举了倾国之力，以至于朝歌空虚。帝辛当时的想法应该是西方和东南既然都已经形成祸患，相比来讲，东南的还小一些，先解决掉小的，再解决周的问题。这恰恰中了周人的计划，当殷商的大军全力攻打淮夷的时候，消息已经飞入周原，周武王抓住这个难得的良机，选出精兵良将，千里奔袭，将帝辛一击致命，砍下了帝辛的头，并给了他一个“纣”的恶谥，也算大仇得报。 在武王伐纣之前，武王的爷爷季历被商王文丁杀了，武王的父亲被商王帝辛祭天了，武王是用车载着文王的灵位在牧野战斗的，这里面复仇的成分是很大的。 能以仇恨激励士卒，消灭殷商，却不能用仇恨治理天下，用仇恨治理天下，会产生更多的仇恨。这个时候，周人灭商的真实动机就被隐藏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帝辛的无道和倒行逆施，这样，帝辛被黑也就顺理成章了。同时，泰伯和仲雍到吴地立国的真实目的也被解释成了“让贤”的模范故事。这样，商周易代的血腥和心机被改造成了温情脉脉的道德故事，这个改造没有编造什么，只是选择性地进行了记载，有意识地忽略了不利的因素罢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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