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下）

在花都什农场插队的日子成为我此生最深刻的回忆之一，虽然很辛苦，却也充实。在那段岁月里结实的朋友，至今也仍时时想起。体育比赛、文艺演出、骑马看青等等，还有，那个年代的爱情故事，都成为了人生的宝贵财富。

开挖大壕

俗话说：“托坯打墙，活见阎王”。这句话在别处讲得通，但在花都什农场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因为在那里托坯、打墙只能算见小鬼，而挖大壕才是最累的农活。农场多是二阴地、粘土板，在田里开渠很困难。那些年头，学大寨叫得震天响，搞农田基本建设时兴搞大会战。大队伍几百人，小队伍也有几十人。队伍拉上去后，排成一线，红旗招展，很有气势。挖大壕队伍以基干民兵排为单位，每个排一杆红旗二十几个人。我们排担负了大壕清淤任务。大壕宽六米，深二米，需清除淤泥有一米多深。

那时抵制“三自一包”，不敢讲包工计件，只讲分段包干，提倡“龙江风格”，自己干完了再帮人家干。队上给每人发了一把筒子铣。这种铣宽20公分，长约40公分。挖泥时一般不用脚蹬，而是靠两个胳膊的力量，直上直下地往里插，挖一铣上来就是几十斤重的大泥块，体质差的干上几铣就气喘如牛了。我那时个头虽小，但干活也不示弱，更不会使奸耍滑，一气活干下来，觉得身子骨都像散了架，胳膊腿都是疼的。歇工时，把铣枕在头下倒地便睡，这样的活我干了半个多月，那些天晒得又黑又瘦，累得筋疲力尽，而那些女知青，身体吃不消，真有累哭鼻子的。

打赌吃饭

插队青年都十八九岁，那时年轻气盛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劳动时你追我赶，吃饭时狼吞虎咽。挖大壕时每个知青平均得吃二斤半大米饭。可笑的是饭量大也成了吹嘘的资本。记得有两个知青，姑且隐去其姓名，一个“瘦高个子”，一个“独生公子”。他们两个一个吹嘘一顿能吃二斤米饭，另一个不相信，提出打赌说：“如果你一顿能吃二斤米饭，我白请三天伙食，反过来也如此。”前者提出的挑战条件得到了后者的认可，于是一场吃饭打赌比赛在食堂里拉开了序幕。

我们所有知青都是见证人，围在一边看热闹。只见大师傅将四碗大米饭一溜摆在桌子上。“独生公子”二话没说端起来就吃，头两碗没费劲就进了肚，第三碗看上去费点劲，但也吃下去了，待到第四碗才是关键，他费了九牛二虎劲才吃下半碗就停住了。前者则将军；“停时间长了不算，打篮球还讲三秒呢！”后者骑虎难下，只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吃到最后还剩一勺饭，简直一口也吃不下去了。“独生公子”撑得只翻白眼，但因有言在先，况且不进则退，于是鼓起勇气继续吃。这碗饭吃了足有二十分钟，眼看只有一汤匙米饭，胜利在望，无奈进食艰难又卡住了。“瘦高个子”又开始讲“三秒”，扬言时间再延长就取消打赌。“独生公子”一听哪里肯前功尽弃，他一咬牙，一闭眼，硬是一粒一粒地塞进嘴里，二斤米饭全都下肚，全场哗然，众目睽睽，大家为证：“瘦高个子”输了。

此后三天“履行合同”，“独生公子”不顾那几天脾胃不和，以胜利者的身份，大模大样吃了三天白饭。“瘦高个子”当“账房先生”当场结算。正巧那几天食堂杀了猪，伙食好，每天伙食三块多钱，直吃得对方叫苦连天。他逢人就讲：“我这三天活白干，顶算替人家扛了三天活”。大家有意气他，七言八语：“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当初咋讲，就得咋办！”还有的说；“你觉得吃亏不会再打个赌赢回来”，他只好连连摇头，自叹倒霉。

体育比赛

花都什农场在丰收年景有召开农民运动会的传统。一般在西瓜熟了的时候召开，当地人习惯叫“吃瓜大会”。记得下乡第二年十月一日，全场农工放假三天，开展了体育比赛。运动会办得很隆重，很热烈，有开幕式、闭幕式。场部领导很重视，亲自抓这项工作。

运动会是在场部前面的一片空地上举行的。工作人员用白灰浇出了场地。围观的群众有上千人，西拉沐沦河北的也有来看热闹的，趁此机会也有推销农副产品的。

比赛项目有篮球、乒乓球、拔河、越野、摔跤、短跑等项目。这场赛事知青受到重用，大多裁判员出自知青，运动员里也有相当部分知青。有的项目，像乒乓球、短跑的前几名都让知青垄断了。在篮球和摔跤项目上，有些当地农工表现极佳，敢于与知青或平分秋色，或一争高低。我那几天什么项目也没有参加，有时站在一边当啦啦队，摇旗呐喊，有时同周围群众一起看热闹。运动会结束时颁发奖品，有背心、短裤、钢笔、手帕等。东西虽然不多，但这样的运动会很能振奋人的精神，不知现在花都什农场还办不办这样的体育盛会？

文艺演出

插队那二年花都什农场文艺活动开展挺活跃，一是因为群众文艺活动基础好，二是因知青插队注入了新的活力。文艺活动有两类：一是样板戏，二是歌舞。乐队不成问题，我所在的三队就有一个农民乐队，会吹打弹拉的有十几个人。我们青年点的几个学校乐队的骨干很自然也成了三队乐队的骨干力量。知青去后样板戏不大唱了，被“忠”字舞代替。插队第二年元旦，场部组织了文艺晚会，各队出节目。我们知青也出了节目，演出前排练了十几天，队上给记工。我也被物色当了舞蹈演员，大家都认为我行，可惜我实在不是那块料，排了一个晚上连一个舞蹈动作也没学会，尽管有负众望，也只好作罢。演出那天，搭了一个大台子，赶来看热闹的有上千人。

节日会餐

元旦开展庆祝活动，除了载歌载舞外，伙食也比往日好。食堂杀了一口大肥猪，买了面粉包饺子。青年点四五十人，这么多人吃饺子光靠食堂几个人是包不过来的。于是队长号召：不分男女全动手，都到食堂包饺子。大家围坐在食堂的餐厅里，有剁菜的、和面的、擀皮的，动手包的，很热闹。我那时不会包饺子，擀皮还凑合，一个人擀，供几个人包，累得满头大汗。当时食堂里有两个一米左右直径的大锅，锅盖都用来放饺子，放不下了又往缸盖和面案上放。煮饺子时两个锅同时煮，满屋子热气腾腾，一片欢声笑语。节日的气氛很浓，那是一种大家庭的气氛，一种团结和睦的气氛，一种同甘共苦的气氛，下乡知青的友谊也在这种气氛中加深了。毫无疑问，是共同的生活和命运把我们凝聚在一起。

闲暇读书

插队二年多，我的业余生活和爱好除了弹琴外，就是读书了，政治书籍有毛选四卷，是下乡时发现的，平时政治学习，主要是学这几本书，其他书籍多是从家里带去的。有王力的《古代汉语》，有《贺敬之诗选》，有一本讲语法的书，还有几本小说。有时还向当地农工借书看。雨天、雪天、歇工天，都是我的读书天。那时看的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几本，其中之一就是王力的《古代汉语》，读了这本书，使我对古代汉语，特别是诗词音韵方面的学问有所了解，回过头来再看自己写的几首诗实在算不上诗了。因为古代诗人对诗词中的平仄音韵是很讲究、很严格的，我写的那些东西实在经不起音韵方面的考究和推敲。总之，这本书犹如拨云见日般地使我看到中国古代汉语之精深，作古典诗词之难，增加了自知之明。现代诗歌，我最喜欢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这首诗不愧出自大手笔，写景江山如画；写情淋漓尽致；写意回肠荡气；写人高人一筹。读起来朗朗上口，我平时反复吟咏，觉得韵味无穷。

当时，我还读了一本苏联小说《真正的人》。这本书记述了一个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飞行员驾机屡建战功，在一次战斗中不幸被敌机击中，跳伞时身负重伤，以顽强的毅力爬回营地又重返蓝天的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这个人的坚强性格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自己如何战胜困难、正视现实很有启示。如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样，这本书能激励人们在生活的道路上争当强者，勇攀高峰。高尔基说过：“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的确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它给我的教益是终生难忘的。

旱田耕作

我们插队第二年，花都什农场就改种旱田了。之所以改种，是因为西拉沐沦河水保证不了灌溉。春天种地时，我干的农活不是打簸梭，就是跟着点籽的人散粪堆。农作物主要是苞米、谷子，待长到几寸高的时候，就该拔草间苗了。那活不算太累，但总是蹲着身子往前蹭，干一天下来也是腰酸腿疼。耪地时就更累了，每天早晨顶着露水珠就干，中午不下山，食堂给送饭，一律是玉米大发面，还有一挑子开水，咸菜自带。由于劳动强度大，我那时一顿能吃二斤发面，到晚上收工时还觉得饿。农场的土质很黏，杂草又多，拽一天大锄下来累得不行，发誓不再上山。然而又不准请假，只好硬着头皮顶下去。干着耪地的活，再重温那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著名古诗，那体会是够深刻的。待后来干追肥、割地的活就不算太累了。

骑马看青

农活中看青是比较轻松的活了。不知为什么，我被队长相中了当护青员。与我同时任命的护青员是个老头，人称老梁头。他年已花甲，但身体很结实。他在花都什也算作是一个名人，出名就出在他有十二个儿子，这在全旗恐怕也是子女最多的冠军了。他也时常拍打着胸脯子说：“杨家将才有七个弟兄，我有‘一打’儿子，正好一个班。”面对计划生育“国策”没有实行之前创造的如此显赫的“人口战绩”，任谁也得“刮目相看”了。

起初，生产队给我们做了分工，我负责看护村前的庄稼，大约有七八百亩地，主要是防止猪鸡糟蹋庄稼。老梁头跑面，他骑着一匹大白马，负责看护上千亩庄稼。我每天拿个棍子站在道口，堵截猪鸡等家畜家禽，道口两边筑有两米高的坝沿，一般猪鸡都过不去。因此我把住路口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了。干这个活，一是要有责任心，二是要眼勤、手勤、腿勤，实践证明，这两条我还算具备，因此，得到队长的赞许，干了很长时间。后来老梁头跑不动了，主动找我换换岗，我欣然同意。从此，我就骑上那匹只会跑不会走，眼神差，打前失的老白马巡视原野。有时在大坝上跑上几百米，敞开胸怀，耳边生风，心中很是得意。不过平心而论，我还算得上是尽职尽责的，我当了半年多护青员，生产队的庄稼比往年损失少得多。据群众讲，往年老劳头子拿着洋炮连打带震唬，牲畜也没少糟蹋庄稼，今年小青年一枪未动，庄稼照样护住了。这几句话对于一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来讲，莫过于最大奖赏了。

印尼华侨

插队时我曾经结识了一名印尼归国华侨，他名字叫何瑞义，那年三十多岁，中等身材，长瓜脸，面皮白净，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镜。老何工作单位在盟气象局，他到花都什是走“五七”道路，插队锻炼。他与我们同住一个青年点，同吃一个食堂，给我们当了一段带队干部。他为人和蔼可亲，说话慢声慢语的，一点架子也没有，举手投足都讨人喜欢。老何极爱干净，他穿的衣裳很简朴，但是经常换洗。他有个照小镜子的习惯，上工前几分钟也要照照镜子，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总要擦点什么护肤脂之类。他饭量不大，但是很珍惜粮食，哪怕掉一粒米饭，也要捡起来吃了。接触长了，我们之间的感情逐渐接近，最后竟交上了朋友。他总是叫我小翟，像对待小弟弟一样对待我，我则称呼他为老何，像对大哥哥那样尊敬他。

我感到他思想很进步，虽然在农村插队很苦很累，但是没有任何怨言。他对自己要求很严，经常讲自己是知识分子，要努力改造世界观，要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同时还勉励我在农村要好好锻炼。他很少谈及国外的事，我出于好奇，一再追问，他才说自己出生在印尼的一个华侨家庭，1962年回国，海外还有亲属，别的闭口不谈。其实也难怪，在那帽子满天飞的年头，海外关系与里通外国几乎是同义词，弄不好“特嫌”的帽子就会戴上。置于当时的政治气候下，他的小心谨慎绝不是多余的。

老何不但思想进步，而且劳动态度也好。他看上去体质很差，像个文弱的书生，但是干活肯下力气，能吃得下苦。上工起早，下工贪晚，跟我们一起摽着干。耪地时我们俩垅挨着垅，他特别认真，一棵杂草也不放过，干得汗流浃背，不时用手绢擦汗，就这么拼命干，从不偷懒。连当地农工对他都投以赞赏的目光。队长私下对我讲过；“这干部别看洋里洋气的，可不是秧子，挺能干。”

老何在花都什干了三个多月，走时晒得又黑又瘦，但看上去很健康。他走前我们谈了半天心，彼此依依不舍。老何对我讲了很多鼓励话，并且留下了通讯地址，后来我们还真通了几封信。前些年去赤峰办事打听过他的下落，据说他从国外继承了一笔巨产，已经到江南某地经商了。目前，大概已经是百万富翁了吧！

自由恋爱

记得有一首歌词这样写的：“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小伙子二十刚呀刚出头，如金似玉的好年华呀，献身革命最风流”。插队时，我们这帮小青年最大的不过二十岁，最小的才十六七岁，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不过，那时除了献身革命外，仍然无法摆脱尘世间那个谁也回避不了的永恒的主题——爱情。那时青年人不像现在这样开放，但是鸿雁往来、暗送秋波之类的恋爱前奏曲似乎已在鸣响。正所谓“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一些蛛丝马迹若明若暗，时隐时现，待发展到瓜田李下，月照河边，那恋情奏鸣曲也进入高潮。不过那时谈恋爱隐蔽得很，绝无接吻拥抱之类的风流镜头被摄入眼底，充其量不过是你偷着给我送点吃的，我悄悄地为你缝补衣裳之类，“俗气”得很。那时自由恋爱有三种情况；一是知青找知青，二是知青找职工，三是下乡青年找当地青年。据我了解，仅我们三队知青就有十对结下百年之好，占青年点人员50%左右。远的不讲，在我们宿舍的五人之中就有四人谈恋爱，成功率是100%，后来都已经结婚成家。其中有两对知青找知青，一对知青找当地教师，，一对是知青找当地农工。至于他们之间的恋爱故事，当时曾在青年点广为传播，作为打趣逗笑的资料没少“哨”着玩。毫无疑问，恋爱的第三部曲就是结婚，像春种秋收一样，有情人终成眷属。

那时知青在当地结婚，也是一件比较轰动的大事。入乡随俗，吃喜糖，喝喜酒，闹洞房是少不了的。不过，也有刚结婚不久就尝到爱情苦果的。插队的第二年国家便从知青中招工招生，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未婚。看到一批又一批知青走上工作岗位，推荐上了大学，许多已婚青年追悔莫及。一些正处于热恋中的知青审时度势，悬崖勒马，不再向往第三部曲。因此，知青点出现了一批老青年，一直等到二十五六岁，走上工作岗位才完婚的。

回顾过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别了，花都什，大雁落脚的地方；别了，我的第二故乡。然而，不管将来我走向哪里，我的脑海里将永远铭刻着你的名字，连同我那绿荫里的追想！

本文摘自《知青岁月》  翟大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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