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我国第一家国有的古旧书店，在北京提起中国书店，即使你不喜欢古籍也必有耳闻。可你知道这所书店的前身是什么？其奠基人又是谁吗？ 虽说中国书店始建于公私合营，是整合了京城许多经营古旧书刊、古籍善本之店铺的重生体，但回顾其历史，“来薰阁”无疑是中国书店的主要前身（至今，在中国书店的门匾上方，仍旧悬挂着“来薰阁”之旧额），而来薰阁主人，被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徐雁誉为“一代坊贾”和“琉璃厂旧书业史上的一个传奇”的陈济川无疑是中国书店的主要奠基人。 他是“来薰阁”的再造者 陈济川（1902—1968）名陈杭，字济川，河北南宫县人。清咸丰年间，他的祖上在北京琉璃厂开设了以经营古琴为主的“来薰阁琴室”，至民国初年（1912年），陈济川的叔父接管时，因为时逢乱世，雅仕归林，生意惨怛，改为经营古旧书籍，并更名为“来薰阁琴书处”，不过此后的来薰阁生意依旧不见起色。到了民国十四年（1925年），为了让来薰阁这块传承了近百年的牌子重获新生，陈济川的叔父找到了正在北京隆福寺文奎堂旧书店做学徒的陈济川，提出让其来店内协助经营；此时的陈济川学徒早满，虽有一腔抱负却苦于无用武之处，因此叔侄俩一拍即合，经过一年左右的接触，叔父决定把来薰阁全部交由陈杭经营，自已则回南宫老家，乐得养老。 南宫是明清“冀州商帮”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商人以“农商并举”“情深义重”闻世，“以农民种地般的春敬秋畏之心来做生意，凡事能吃苦，守根本，信结果，讲道义，以扶持众物，而使自身育发”是冀商的天然基因，陈济川家族世代经商，甚知此中奥妙。在接管来薰阁后，因为陈济川业务水平甚高，尤其精通明清戏曲、小说版本目录的源流考学，再加之他本身为人正直厚道、不计小利，脑袋也确实比常人的大些，所以得了个 “陈大头”的雅号，为来薰阁积淀了深厚的无形资本。所以，随着鲁迅、胡适、老舍、魏建功、傅惜华、赵万里、吴晓铃、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等一批中外学者均成为了来薰阁的常客，他的旧书生意也日渐红火。 从1925年接收来薰阁到1949年，陈济川不但把来薰阁做成了北京最大的古籍书店，当选成为北平书业同业公会会长，还把分店开到了天津、上海、杭州、台北，更四次东渡日本，在销售中国传统典籍的同时收购留存海外的古本旧书，开创了中国旧书海外经营的先河。 他是“中国书店”的副经理 解放以后，陈济川应邀参加了在中南海举行的全国知名人士座谈会，被选为全国出版会议代表。1950年底北京筹组第一家公私合营的出版社——新大众出版社，成立资金为旧人民币两亿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为了响应号召，陈济川带头以来薰阁的名义，一个人就出资2000万元，后又向其他40家书店集资4000万元，才促成了新大众出版社的成立，而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新大众出版社经理。此后，在他策划下，新大众出版社出版了杂志《说说唱唱》，即今日《北京文学》前身。 1956年国家实行公私合营，旧书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陈济川对此是举起双手热烈欢迎，因此他率先将自己的来薰阁交给了国家。这时，他的来薰阁北京、上海两店公私合营后核资定产，各为5万元，居旧书业之首。也正因如此，公私合营后，他被任命成为北京市中国书店副经理（负责书店除人事行政以外的所有经营业务）。 从1956年到1966年，作为中国书店的实际经营者，陈济川一心扑到了拯救古籍的事业上，他一是培养新人、选派有经验有魄力、精通古旧书刊业务的骨干人员出外开拓，成功使中国书店开到了广州、兰州筹地；二是对历代典籍、书刊进行了卓有成效地发掘和抢救。因为工作成绩出色，他曾数次被邀去中南海怀仁堂，并与毛主席合影。 不是“求利而并非唯利是求”的商人 作为“书林英豪”，陈济川虽是商人，但他身上流露出更多的是侠气。比如： （一） 陈济川个子高，头大，人爽朗，大嗓门，爱说爱笑，因而得了个外号“陈大头”。表面上，陈济川一天大大咧咧、忙忙叨叨、风风火火，见了人，不管是谁，总要打招呼，但说不了几句又忙着走了，都以为他是个粗线条的人。其实他心里很细，是非分明，好多事情，他不言不语安排得熨熨帖帖，做得有情有理。有一次，来薰阁的店员老家来人探望，在宴请店员和来人的酒桌上，他隐约感到店员的老家好像出了事；经过事后探听，他了解到店员家人生了重病，借了高利贷，已到了不还就烧房子的地步。虽然那个店员自始至终都没有向他提要求，虽然这时他因为投资购书已经没有多少资金，但他还是东拼西凑，悄悄派人替店员还了那笔巨款。 （二） 正如《百年琉璃厂》一书所记：“在旧书商中，陈济川的民族正义感是较强的，在暗地里悄悄地做了一些对抗日有利的事。他除了在上海想方设法帮助掩护进步的文艺人士外，还通过谢国桢教授的关系，把一批敌伪禁运的图书偷偷运送到解放区。虽然数量不算大，但等于渴中送水，一定程度缓解了解放区缺乏图书的困难。”抗战爆发后，有抗日言行又发表过大量爱国抗日作品的郑振铎先生，在上海沦陷区遭到日本侵略者的通缉搜捕，处境十分危险。陈济川毅然决定让郑振铎隐藏在来薰阁上海分店的库房内很长时间。其间，郑先生还以来薰阁为聚会点，联络进步文化人士经常秘密聚会。1942年来薰阁上海分店收进一部《太音大全集》两册，明正德、嘉靖年间刻本，附有精美插图百余幅，还有历代名家题跋。郑闻讯大喜，奈何囊中萧索，力不从心，陈济川见此，不但以低于收购价的价格把书卖给了郑振铎，还决定为其集相关古籍，耐心留存，并平价将古籍卖给郑振铎。作为书商，陈济川不抬价居奇的行为，郑振铎后来曾不止一次提起。 （三） 因为真心喜爱古籍，所以在陈济川的主张下，来薰阁以收售学术价值较高的古本秘籍，远近闻名，登门求书者络绎不绝。当时的来薰阁，不但在古旧书籍的收售生意上，如鱼得水，得心应手，还特别留意影印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古本。遇有珍本孤本，即便其属于海外私人藏书，无法收购至店中，亦必设法影印数部发售，藉以嘉惠学林，以广流传。此中苦心，陈济川的好友，日本文献学家在他的《中华民国书林一瞥补正》中曾感慨说：“来薰阁陈氏（陈济川）欲求利而并非唯利是求，他将明嘉靖中官刊黑口大字本《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卖给文求堂，却并不知晓其实际价值，而其他贵重书籍，在与我们联系前，则先请马隅卿、王孝慈等人过目。据称天下只有两本的二十卷本《平妖传》，也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了隅卿。我想他是知道这书的真正价值的。当时，我常出入于隅卿处，隅卿常把从他处购得的善本给我看，令我羡慕不已。” 他是一个时代的“书林”背影 陈济川曾在薰阁影印的《金本诸宫调刘知远》跋文中说：“愚居书林，日日过眼经手，一袭成规……” 作为久居“书林”的人物，陈济川虽然只活了六十六岁，但他留在“书林”逸闻趣事却很多，比如他在困难时期资助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全家生活必需品；比如他“不计买主之有无”的去收购古籍珍本；比如他为了重印藏在日本的《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三渡东海；比如他在辛亥革命之后，国学摧夷，旧书几成冷物的时期，毅然倾尽家资的去收购古籍善本，以存国粹；比如抗战初起时“大后方”书籍十分匮乏，他冒着被日寇查封的危险，向重庆、昆明、成都等地寄书，且分文不取……所以史学家胡厚宣能当众说：“来薰阁书店陈济川先生的这种深情厚谊，我非常感激，终身难忘。”所以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先生临终前能对子女言：“你们以后不能忘了来薰阁书店的朋友和陈杭一家。”所以日本者吉川幸次郎能在著作中说：“陈济川，是我最想见的中国人之一。” 向大香风弹老调，以全义气沽旧书。作为商人，陈济川先生用一座来薰阁演绎了一段让后人高山仰止的动人篇章！而他，也因此化作了一个时代的“书林”背影。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