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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容忍黑格尔的精神哲学里开出的现象学系列，影响到至今（包括大批马哲研究者），为什么就不能容忍马克思主义有三大分支（在现实层面只能如此罗列，没有办法将其贴上正反合的标签而高悬于学院门廊上）呢？而且科学社会主义恰恰以合题的方式凸显了“改造世界”的行动哲学的意义。所谓囫囵个儿的马克思主义是预设了逻辑完备并且先在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当然不会在第一个环节上止步，“哲学的世界化”和“哲学的终结”是伴随着而不是“指导着”现实历史发展而必将出现的事实。 【本文是作者常与共对察网的独家投稿】 对于马克思思想面相的时间维度问题，大体可以肯定，他是一个为未来立法的哲学家。关于青年老年的比喻，其实是马克思惯用的解说方式，或者说构成他的思想叙事的主线-辩证法。青年-中年-老年，这不是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吗？而这里的老年又显然是孕育了新希望的合题。这不正是马克思在现实中历史地发现出来的那个人类共同理想吗？这理想也同样是无国家的原始社会—有国家的阶级社会—无国家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和逻辑的必然落脚点。 了然与此，我们不能不再次重申，在马克思那里作为真理而不是幻想的共产主义，一定是经验上和逻辑上可能性聚集的。同样也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在历史和现实中看破了人性和社会集群的未来走向的思想家那里，辩证法占着怎样的地位。 据此，我们可以去考察被现在的学院教授们广为诟病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划分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依然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辨证运动，这运动跟黑格尔的逻辑学（理念自在）——自然哲学（理念异在）——精神哲学（理念反身）是一种致思路向，这不过把理念换成“物质世界”即可。如果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明显的辨证联结，那我们就无法整体把握它。但是，如果据此否定分头研读的合法性，那也完全是非历史的眼光。 我们能够容忍黑格尔的精神哲学里开出的现象学系列，影响到至今（包括大批马哲研究者），为什么就不能容忍马克思主义有三大分支（在现实层面只能如此罗列，没有办法将其贴上正反合的标签而高悬于学院门廊上）呢？而且科学社会主义恰恰以合题的方式凸显了“改造世界”的行动哲学的意义。所谓囫囵个儿的马克思主义是预设了逻辑完备并且先在的。而马克思恩格斯当然不会在第一个环节上止步，“哲学的世界化”和“哲学的终结”是伴随着而不是“指导着”现实历史发展而必将出现的事实。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丝毫理由拔高哲学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的地位，将其整个思想（哲学=思想的公式太晦暗不明，“哲学是思想”还算勉强可以接受，在“是”表示“归属于”的意义上）聚合在哲学旗号之下的理由。 最近有著名学者提出，张教授的文章提出，“在既往马克思文献的中译本中,德文原文中‘定在’‘社会定在’等概念均译为‘存在’和‘社会存在’，这遮蔽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原则的深层思想构境。……不是抽象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社会定在决定意识，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这一观点是否正确，以我们这些根本不懂德语、也不大能够跟得上这位“大师级”学者思维的阅读者来说，实在无从判别。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随着这样的基于翻译问题的新文章越来越多，而且人家都掌握着语言这个据说是绝对的权威，以至于我们这些后辈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被一点点“破坏”甚至“击溃”。 我们学习了很多年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难道“错了”吗？近年来，因为翻译问题，比如，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献词，第一版是“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到了今天通行的第二版，就成了“唯心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这就造成了很大的误解。而对于一般的没有德文原文基础的学习者来说，这真的让我们无所适从，难道要每个人都从德语的ABC开始学起，才能接触到完完整整、原原本本的马克思主义？ 而且面对有这样主张的学者，我们这些普通群众根本没法去辩论，因为我们不懂外文。可作为无产者圣经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难道真的就归了“著名教授”了吗？作为个体阅读经验来说，就像之前读熊伟先生翻译的海德格尔，要比倪梁康、孙周兴、陈嘉映等先生们翻译得更容易“理解”，读李秋零先生翻译的康德，比读另一位世界闻名的教授翻的更容易“多读几页”，我们阅读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翻译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哪怕书页泛黄，也更容易“激动”，新版的文字读起来给人感觉就是刺刺愣愣头的、好像是在拿着词典一条一条硬拼，借用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话说，就是“不圆润”。翻译语言的不圆润，到底是为了凸显翻译者本人的思想深度，还是为了曲线涂抹某种经典真理的“本来面貌”？实在难懂。 伟大导师恩格斯于1888年1月30日在《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亚美尼亚文译本原应于几个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印出，但是没有问世，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出版人害怕在书上标明马克思的姓名，而译者又拒绝把《宣言》当作自己的作品”。译者拒绝把《宣言》当作自己的作品，在当时一定有各种具体的理由，但今天看来，这未尝不是一种美好的德行。反过来说，翻译家把原著当成自己的作品，甚至把自己对原著的解释当成普天下第一正确的“达诂”，未尝是一种对图书出版界和思想追寻者的负责任的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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