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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会议是指1932年10月3日-8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的全体会议。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全国红军与革命根据地大发展，“左”倾冒险主义者迫切希望尽快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此时，毛泽东主张红军需要时间休整和巩固革命根据地；而作战要向敌人薄弱的赣东北发展。1932年10月3～8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江西宁都县的小源召开。此次会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议上坚持不同意红军无条件离开苏区出击强敌。与会者中大部分都站在“左”倾冒险主义一方，希望积极进攻城市。之后，会议讨论方向变成对毛泽东个人的批判。部分委员指责他“消极怠工”，并提议让他撤回后方。在此情形下，毛泽东提出“请病假休养”的要求。最终，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病假，并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解除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1]
1事件概述1932年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小源召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对于这次会议，毛泽东一直以来都是耿耿于怀并曾多次提起。像1964年，他在接见外宾时就曾谈道：“宁都会议后，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应该说，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之间的这段时间是毛泽东一生中最为失意的时期。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2召开原因宁都会议实际上是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军事战咯和王明“左”颁冒险主义的政治军事战略长期争论的爆发。这场争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由于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以后1931年底全国红军与革命根据地的大发展，由于“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岗涨，冲昏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头脑，使他们更加急于想争取中国革命的速胜。1932年1月9日，继续推行“左”颁冒险主义政策的党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个决议，一方面夸大了国民党的“整个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形势”，错误地认为“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夸大了红军与根据地力量的发展。因此要求红军“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训令来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捆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而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在大江以北，应以邵豫皖区为中心，而将皖西北、鄂东、鄂豫边、湘鄂西苏区联系一起，造成威胁武汉、长江上下游及乎汉铁路的形势。：”这个决议的口气，不亚于李立三中央时期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大计划，而且它还配合以更严重得多的党内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 正是按照这个决议的精神，中央于1932年1月给中央局发来“急攻赣州”的命令，要红一方面军主力去攻打额南首府赣州城。在他们看来，只要把赣州打下来了，把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搬进这个中心城市，就可以说是实现了“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只能叫做“一厢情愿”。 对于中央的这一套政治军事战略，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很不赞成。他主张在第三次反“围剿”以后，红军一方面休整，肃清根据地内的地主豪绅的土围子，巩固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作准备；另一方面，采取有阵地的、波浪式的形式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打通中央区与赣东北根据地的联系。他尤其不赞成去夺取敌人的中心城市。因此对于中央和中央局打赣州的决定，毛泽东同志是表示反对的。但党中央与中央局根本不听这个意见，于1月中旬贸然下令进攻赣州。由于赣州城高墙厚，敌军工事完备防御力量较濒而红军既缺乏攻坚的战术经验，又缺乏攻坚的武器装备，围攻一月余不下，反使部队遭到严重伤亡。而蒋介石派来增援的陈诚、罗卓英部队约三师两旅已开到赣州附近，对我攻城部队形成威胁。 3月8日，红军撤退到赣县江口一带。中旬，毛泽东同志应邀抱病赶赴江口，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玉稼祥同志一起参加中央局会议，研究行动计划。在会上，毛泽东同志再次提出红军集中力量向赣东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蛤山脉以北的广大范围内，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正确意见。但是，中央局继续坚持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的计划。会后，将中央红军分成东路军、西路军， “夹赣江而下”，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后因形势变化，中革军委乃决定东路军东征入闽。毛泽东同志随军东征，并于3月30日建议夺取漳州，中央局接受了这一建议。4月间红军攻克漳州。此战胜利，不但鼓舞了红军的士气，获取了大批物资给养，而且帮助恢复和扩大了阎西、闽南根据地。下一久毛泽东同志仍主张红军撤回中央区，肃清苏区的白匪据点，休整部队，总结经验教训，准备迎击敌人的下一次“围趴；同时仍主张向赣东北发展，打通赣南与赣东4晒B，使中央 苏区得到扩大与巩固。 但是上述主张和行办却遭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指责。在1．932年4月4日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的《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中，他们认为毛泽东同志的主张不符合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点名批评毛泽东同志的主张是什么“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丸等待新的胜利”，指责毛泽东同志“把‘巩固根据胁当作符咒一样的去备把消灭‘土围子’当做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救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 5月20日，中央又给苏区中央局发了一封很长的指示幅直接指责毛泽东同志在三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认为“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指挥者”们的“消极态度”，是当前“极大的危险”’ “主要的危险”，并“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 “可以引到极大的危险结果与苏区土地之丧失”。对于与毛泽东同志的分歧，中央又指示中央局“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 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中央这封信，实际上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政治军事战略主张的全盘否定。但此时他们还想说服毛泽东同志转而拥护他们的主张。
1932年7月问，中央红军开始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前期战衅。红军奉命从闽南漳州千里回师北人于南雄之水口击败粤军十七个团以后， 8月中旬到达乐安附近，随即进行了乐宜战役和南丰战役。8月24日抵南城近郊。这时，中央局与前方领导人对打不打南城的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机并且争论逐渐激化。 从漳州回师，毛泽东同志虽随军行动，但没有担任军事领导职务，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参与作战指挥。这对前方指挥有很多不便。7月下旬初，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同志以中央局代表身份到前方。他很快了解到前方情况和改我态势；因此，他完全赞成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我军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7月25日，周恩来同志和毛泽东、朱德、王稼洋同志联名致电中央局，明确提出了北上作战计划。同时，周恩来同志赞佩毛泽东同志的 军事指挥才能，也在同一天，由周、毛、朱、王联名向中央局建议： “为前方作战指探便利起见”， “部队改设政委制”，并提出“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色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但忌中央局代书记项英同志不同意这一提议，而提出以周恩来同志为总政委。周恩来同志复于7月29日写信给中央局，强调“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坚持由毛泽东同志任总政委， “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在周恩来同志的坚持下，中央局同意了。8月8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发布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命令》。同时还成立了最高军事会此由周、毛、朱、王四人组成，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 在用、毛、朱．王领导T，红军北上作战取得了很大胜利， 8月17日起，一周内连克乐安、宜黄、南丰、宁化(阂西独七师于19日占宁化)四城。这些胜利不仅援助了赣东北、赣西北，也直接援助了鄂豫皖、湘鄂酥而且还调动了全江西与粤边的敌军纷纷移防布置，并使粤敌难于深入中央苏民给河西(湘赣)苏区及红八军以发展机各并可逼近亩安，对进一步巩固与保卫中央苏区有相当重要之作用。 红军进抵南城城郊时，发现敌军已集结十七个团兵力坚守南城，而且城防工事坚固，强攻不利，乃决定不攻南城，改令红军在商城、南丰、宜黄间工作几X，分兵筹款和发动群众，并由周恩来同志向中央局报告。 中央局对前方决定红军不攻南城，而改在南城、南丰、宜黄间分兵筹款，很不满意，并认为这是一个错傀未占南城未能达到‘圆满胜利”。8月28日中央局复电前方，不同意红军“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而主张将主力绕至乐宜一带迎击谁备大举进攻中央苏区的敌军。 红军遵命向宜黄方向移办遭敌在宜黄之袭九乃撤至广昌、宁都、东韶一带，随后又集结黄被进行休整和开展后方工作。中央局这种脱离实际的指挥，造成了红军的被动，使红军这一阶段作战很不顺利。9月23日和25日，周、毛、朱、王两次联名致电中央民一再说明：在“现有力昼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色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主张“赤化北面地区，逼近宜、乐、商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具体布置。我们更主张，第一期以赤化南丰之西、宜乐之南一片地区，并作战争之准备”，强调以此行动“促起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这两件电文所提出的计划，正是毛泽东同志自第四次反“围剿”前期战斗开始以来的一贯主张井深得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向志的赞同和支持。但是中央局不同意这一计划，9月25日复电云： “我们认为红军主力应配合现联系力量，积极的出击敌军”，并要红军立即“失去袭击乐安之九十师给以订击”。26日，周、毛、朱、王再电中央局，说明中央局的这个计划不能执行。电报仇 “乐安吴奇伟风非高树助一旅可比，前次攻乐犹费时两日，如攻乐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丸转增不利”。并强调说明， “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接着打强大增援改队，此诣中央局特别注意”。 就在同一无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发出了《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 (以下简称训令)。
这个训令共有七条，主要内容有下列四点： (1)对敌人第四次“围趴策略的分析 训令指出，敌军策略“在行动中表现是：以优势的兵力，向我鄂豫皖、湘鄂西苏区与红军积极进攻，而对我中央苏区的进攻，目前则采取坚守据点，封锁围困，于其据点附近游击进况镇压群众。同时非常积极的准备着全国反动力氨 以求很快的向中区实行大举进攻。在此时期，对于赣东北与湘鄂赣进行积极的摧脱以便利其大举进攻中区时无侧后的顾虑”。这一分机格敌军策略揭露无遗。在这之前，无论是中央或中央局均未能对敌军策略作过这样完整准确的分析。 (2)对我军战略任务的规定 训令坚持强调向北作战的方针。命令红军在乐、宜、丰做·—时期(十天为一期)分兵赤化群众的工作，其具体任务是： “消灭敌人的零星的游击的力邑肃清这一地区的反动武装，争取和赤化北面敌人这些据点附近的地区和群众整顿扩大和建立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并且用战斗的准备，随时可以打击和消灭敌人的出击部队以至造成更有利于与北面敌人决战和消灭敌人主力的条件”。这一战略部署，是将正规部队、地方武装与人民群众三者的力量结合起众并创造一个良好的作战地区，以便有把握地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将战争的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 (3)关于未来决战战场的预定和战备工作的部署 训令决定：选定以宜黄、乐安、商丰一带地区作为未来和敌军决战的战场， “当敌军实行对中央苏区与红军总攻时，要有把握的在宜黄、乐安、南丰一带地区粉碎敌军四次‘围剿’”。训令还对战场布置的组织工作作了部署：要求各军以师为单位分开，派一师为掩护队其余各师分兵赤化群众，组建各地游击队，并加紧进行部队自身的各种军事训练；要求以军团为单位，组织“参谋旅行团”，去各地进行社会调查、地理调查、军事调查及作战侦盔为制定作战计划提供可靠的根据o (4)对部队作战和工作区域作了详细划分(略) 这本来是—个十分正确的战备计划。后来的实践证明：整个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作战过程，正是按照这一英明预见而发展的，连决战的具体战场也一如所料。 但是这个训令却遭到中央局的反对。 9月29日，中央局电周、毛、朱、王云： “9月26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9月30日，中央局单电周恩来同志论 “我们现重新向你提出，前次分散赤化南丰河两岸，做一时期扩大苏区工作等意见是对形势估计不足。”同一天，中央局向前方转发了“中央来电”，等于说明训令与中央精神是不符的。10月1日，中央局又电周、毛、朱、王，再次表示： “我们坚决不同意9月26日训令的军事布置。” 中央局为什么这样反对训令呢?我认为，第一，中央早就决定了整个政治军事战略，即所谓“积极进攻路线”。其中心内容一是要红军不断地、主动地找敌军主力决肋二是要夺取中心城市，特别在苏区内不允许有敌军占领的一切中心城市存在。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一个大国统治者的样子，才能迅速实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训令却主张对第四次反“围剿”妥做充分的准备工作，不能急于去进攻中心城市和找敌军主力决战这就与中央的“左”顿方针大相径庭了。第二中央在7月21B结苏区中央局的长信中，曾估计敌军进攻苏区当从吉(安)樟(树)问来，指示红军要在这一带“发展胜利的进攻”，以堵住敌军的进攻；而训令却分析改军将从乐、宜、丰方向来，并决定在这一带布置战况这与中央指示又是相违背的。中央在9月29日电报中说的“离开了原则”， “极危险的部署”，以及在宁都会议上指责毛泽东同志是“专以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等等，均是指此而言。 为了解决这一分晓于是才有宁都会议之召开。原来从9月25B起，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同志曾三次向后方中央局提议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解决目前行动问题，并要讨论接受中央指示红军行动总方针”。但中央局一直不同意，以项英、邓发要去闽西参加会议和前方同志亦须随军行动为理由，认为“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而当他们接到洲H令》后，陈大加指责外；并通知立即召开中央局会议。 3事件过程会议前夕宁都会议前：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间的路线分歧
“苏区中央局”成立后，毛泽东与中央的分歧并未因此而消失，相反却日益扩大。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中央苏区的扩大方向和红军作战的行动这两个方面。早在1931年底，在一次“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曾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提出：“要实现中央苏区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就必须确立一个沿着福建、广东、江西和湖南边界的山区建立苏区的计划。”对此，王稼祥首先起来反对。他反驳道：“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毛泽东同志的这一路线就是为了规避占领大城市这一目标。这不仅是错误的，也是违反国际路线的。中央苏区扩大的方向，应该是在赣江两边之间建立联系并在它的上游占领最重要的城市。当然，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也必须同李立三攻占大城市的冒险主义路线进行斗争。然而，目前的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应该同过分害怕攻占大城市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对于王稼祥的发言，与会者绝大多数表示赞同，最终这次大会通过了王稼祥的意见并决定攻打赣州。对此，毛泽东被迫做了策略性的妥协。但随着红军攻打赣州的失利，毛泽东又再次坚定了自己以前的看法。在稍后的“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对攻打赣州的行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再次重申自己以前的观点。他说：“攻打赣州城的行动，是李立三路线的继承。即便要攻打赣州，我们也必须在攻打赣州的同时，派部分部队去东北方向扩大苏区。我建议在福建、江西、浙江和安徽的边界地区建立大片苏区，并制定了十个月的工作计划。从目前的政治形势来看，我们在今年年内是不可能占领大城市的，因此，我们必须向其他的农村推进。”但是，毛泽东的发言再次遭到了与会者的批评，他所提出的建议也被认为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通过这两次会议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成为上述分歧的焦点并逐渐成为了“苏区中央局”中的少数派。为了消除“苏区中央局”内部的分歧，中共中央一度出面加以调解。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再次做出妥协，从而保证了“苏区中央局”内部的团结和行动一致。对此，“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6月9日致电中共中央时指出：“毛泽东已从前线返回，全会已经结束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全会一致同意中央的指示信，坚决揭露了以前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确定了当前政治工作的积极进攻方针和在江西省取得首先胜利的行动方针。在全会上，毛泽东表现出很好的态度，深刻承认了自己以前的错误，完全放弃了自己向东北扩张的意见。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们的讨论是在同志式的气氛中进行的，只限于中央局委员之间。这并不妨碍毛泽东的领导工作。目前我们正齐心协力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不会再有任何冲突了。”从表面上看，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其他委员之间的分歧已经完全消除了，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932年8月，红军先后发起了乐安战役和宜黄战役并取得了胜利。但是，红军在胜利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方向如何？围绕着这一问题，双方之间再次产生了分歧，并加剧了先前之间已有的矛盾和分歧。1932年9月30日，“苏区中央局”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以及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到东部山区的机会主义仍在继续，他常常试图加以实施，忽视党的领导，而提拔干部是从私人关系出发，而不是出于社会实践的需要。虽然莫斯克文同志（即周恩来）在那里，但他实际上很难贯彻‘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活动。因此，为了军事领导人观点的一致，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并想把他召回到后方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工作。” 从这一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之间的分歧已经公开化了，双方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此时的“苏区中央局”也已经动了撤换毛泽东职务的念头。为了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统一内部的认识，同时也是为了保证“苏区中央局”的一致领导，“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并立即召开中央局的全体会议。 会议过程宁都会议的召开：毛泽东与“苏区中央局”间的正面交锋
在这次会议上，争论的焦点最初是关于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前面我们曾经提到，红军于1932年8月发起乐安、宜黄战役，在胜利之后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方向如何？这引起了“苏区中央局”内部的极大争议。在此之前，“苏区中央局”在前方的委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从实际出发，并没有按照“苏区中央局”原定的计划向国民党军队重兵集结的江西吉安和抚州进发，而是将红一方面军的主力回撤到宁都县以北的青塘一带休整，以寻求有利战机。但是，在后方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的领导人却不同意前方的部署，认为这是一个“不正确的决定”，这一部署将会在群众中造成了一个“十二分不好的影响”。因此，他们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以威胁南昌，从而达到减轻国民党“围剿”军对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的压力。当然，后者的军事作战方针也是根据中央的指示做出的。就在“宁都会议”召开期间，中共中央仍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强调指出：“目前的形势要求我们依靠现在的根据地，采取强有力的防御措施，同时准备进行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战，消灭尽可能多的敌军，争取敌军广大的动摇与失望的士兵群众以及居民群众，扩大苏区，与其他红军部队建立联系。这种积极进攻的路线，是最有力的防御方法。……因此，我们必须向毛泽东及其纯防御战术的拥护者指出，他们没有充分看到国内力量对比有利于革命的巨大变化，以及南京政府的进一步削弱。”对于“苏区中央局”的批评，前方的委员周、毛、朱、王并不赞同，他们回电解释道：“现在如果能够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是直接的援助，并将开创一个向北发展的局面。但是，我们对此已经考虑再三，在目前敌情与红一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要想攻城打援，我们的部队是没有把握的。如果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但是，“苏区中央局”并不接受前方委员的解释。在“宁都会议”召开期间，上述分歧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会议争论的焦点。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坚持自己的观点，不同意红军无条件地离开苏区出击强敌。在针锋相对的辩论过程中，“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再次出现了分化，毛泽东结果又成了会议中的少数派。与此同时，会议讨论的方向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并在某种程度上演化成对毛泽东个人的批判大会，以前之间的其他分歧也被高调提出。如在这次会议上，多个委员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指责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而且，将毛泽东正当的辩解斥责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当然，也有少数委员表示反对这一方案，他们认为，“毛泽东同志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未来的战争有较在的帮助。”但是，多数与会委员认为：“毛泽东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果让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毛泽东主动提出了“请病假休养、必要时上前方”的要求。当然，毛泽东此时提出“因病休养”要求也不完全是一种托辞，而是对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客观表述。早在1932年6月10日，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时就曾经提到：“毛泽东同志的身体极弱，他现在仍留在高山地区工作，他患有失眠，胃口也不好。”这次会议讨论的最终结果，不仅通过了对毛泽东的批评意见，而且也批准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上前方”的请求。 应该来说，中共中央虽然支持“苏区中央局”的路线方针，但并不赞同对毛泽东进行公开的批评和撤销职务。就在“宁都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曾致电苏区中央局并指出：“至于与毛泽东同志的分歧，我们再重复一遍：请尝试用同志式的态度来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现在我们反对将他从军队中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的话。”但是，在“宁都会议”之后，临时中央政府即宣布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至此，毛泽东被完全排挤出了红军的领导层。 会议结束宁都会议后：毛泽东采取“韬光养晦”的策略 早在成立之初，“苏区中央局”即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这一机构设置，从而达到了削弱毛泽东在党内权力的目的，而“宁都会议”的召开，又进一步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这样，就剥夺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权。面对上述变故，毛泽东应该如何对待？ 一方面，毛泽东决定泰然处之，服从组织安排。离开了红军之后，毛泽东首先到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进行休养。稍后，出于工作的需要，毛泽东听从组织的安排回到后方领导政府工作。这一时期，毛泽东严格要求自己，坚决服从组织纪律，做了大量的政府工作，例如查田运动，就是在他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通过广泛的查田运动，推动了中央苏区的政治动员、筹款以及扩红等工作的开展，从而保障了反“围剿”战争的顺利进行。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工作表现，不仅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度觉悟，而且，这一经历也为之后的革命与建设提供重要的经验借鉴。多年之后，毛泽东曾经指出：“土地革命战争的阶段。……党开辟了人民政权的道路，因此也就学会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党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因此也就学会了战争的艺术”。正是这次由领导军事工作到领导政府工作的转变，才使毛泽东真正有机会学习“治国安民艺术”。 另一方面，毛泽东处处谨慎行事，严防惹祸上身。在当时，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呈现出不断扩大化、频繁化的趋势。如这一时期的反“罗明路线”、“托洛斯基主义”、“自由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官僚主义”以及“贪污腐败消极怠工”等运动。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成为肃反运动的牺牲品。对此，毛泽东处处行事谨慎，不主动与他人交往，以免授人于柄。当然，这也是为了保护其他的同志。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曾经谈到，“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我也不找任何人，因为说我搞宗派主义，什么邓、毛、谢、古。其实我连邓小平同志的面也没有见过。后来说在武汉见过，但是，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可能见过没有谈话吧！”正是因为毛泽东行事如此的谨慎，才使自己得以躲过这一时期频繁的肃反运动。对此，毛泽东本人也曾觉得幸运。1965年8月5日，他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又谈起那段被打入冷宫的历史，他诙谐地笑道：“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当然，这不仅仅是一种幽默，相反，也反映了一种客观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这一时期能够独善其身，这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尊重与支持也是分不开的。共产国际虽然也认为毛泽东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但考虑到他在中央苏区的地位和威望，因而反对公开批评毛泽东和撤销他的职务。对此，共产国际代表埃韦特曾在“宁都会议”之后致信中共中央并指出：“在事先未做准备和未告知我们的情况下，做出了撤销职务和公开批评的决定。不用说，对问题的这种态度在目前会向敌人暴露我们的弱点，……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此为实行正确路线而与他进行斗争时必须谨慎行事。所以我们反对决定的这一部分。要求消除领导机关中的意见分歧，反对目前撤销毛泽东的职务。我们要使他改变观点。”除此之外，共产国际还对毛泽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像1934年9月16日，康生和王明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时曾指出：“毛泽东同志1934年1月23日的报告，中文的已经在苏联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的美观的书，与这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三篇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装潢与报告是一样的。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上述支持，自然也在一度程度上影响了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的态度。[3] 4事件结果会议最后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左”倾领导人则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到后方去做政府工作。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便违心地提出请“病假”的要求。 宁都会议后不久，临时中央先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接着任命了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参考资料：1.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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