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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后，便开始向各农村根据地贯彻推行。 在大革命失败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创立了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到1930年时，开始创造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时的毛泽东，目光敏锐，虎虎有生气，他提出要反对本本主义，认为中国的事情只有中国的同志通过调查了解，才能办好。然而，这是'左'倾教条主义者们所绝不能容忍的。因此，他们开始排挤和打击毛泽东，以便在根据地推行'左'的一系列错误方针和政策。 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贯彻到中央苏区之前，毛泽东、朱德等人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领导红一方面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反革命'围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出现了大好形势。他们在军事上通过反'围剿'战争实践，初步总结了一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工农红军的作战原则，这包括；着眼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红军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是红军战胜敌人的最好战法。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是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除了军事方面，还在经济建设、土地改革和其他方面制定出一套比较正确的政策和措施。 但是，王明在1931年初上台后，一直在加强控制中央苏区。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即共产国际）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随着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日益显得重要，在共产国际天平的分量上要超过王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于是，王明又急于紧紧控制中央苏区的领导权。恰好在这时，红军在东固歼灭了国民党军公秉藩师，缴获了一台100瓦特的收发报机，有了这台大功率收发报机，使苏区终于跟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电台接通了联系。毛泽东曾向无线电台报务员们的出色工作表示热烈祝贺。可是，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空中捷径，却给王明提供了莫大的方便。这一回，他可以用无线电报直接迅速地对中央苏区实行'遥控'。这正是王明求之不得的。 1931年10月，就在王明准备动身去苏联的前夕，他还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发来了一个又一个电报，硬要把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强加给中央苏区。在王明以中央名义发来的第四号电报中，又一次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931年11月1日至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会议，史称'赣南会议'。这是一次开始排挤毛泽东，贯彻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会议。会议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这中央'三人团'主持。在会上'三人团'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 一曰'狭隘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二曰'富农路线'。因为当时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认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 三曰'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必须实行'先发制人'、'积极的进攻路线'。 会议作出决议：'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发展到最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 这么一'集中火力'，就把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撤消了。这样，毛泽东失去了中共苏区最高首长的地位。 紧接着，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被选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日子。 为了排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第一号电报还指示：'革命军事委员会设主席团，决定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宣告正式成立，主席、副主席完全按照中共中央第一号电报开列的名单任命。总政治部主任由王稼祥兼任。'中革军委'成立后，宣布取消原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所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全国红色军队集中统一于'中革军委'统辖指挥，统称中国工农红军。这样一来，毛泽东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也被撤消了。 毛泽东遭到了排斥，失去了党内、军内的重要职务。至于毛泽东后来仍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那是由于他在红军和中央苏区广泛的影响，由于他领导三次反'围剿'连连取胜而赢得的声望。此后他就被迫离开红军专门去做政府工作。 赣南会议后，毛泽东心情十分忧郁，不愿再住在叶坪村，因为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都集中在那里，于是，他带着妻子贺子珍以及警卫班13人到东华山去了。 东华山在瑞金东面二三十里处，山上树木翁郁，山顶有座古庙。毛泽东看中古庙，住了进去。在那里，他读书、看报，每日还花四个小时教卫战士文化课，上午两小时文化学习，下午两小时时事学习。有时，他还带着战士们一起出去砍柴。 毛泽东人虽在山上，心却在山下。他不断地看报纸，看文件，记挂着山下那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  1931年9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由博古负总责。博古完全执行王明的指令，实行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一味强调在国内革命战争中采取所谓'进攻路线'，要求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使中共临时中央颇受鼓舞，头脑热了起来，在1932年1月9日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认为：'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因此，决议对苏区工作作出了指示：'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斗争，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这么一来，又重谈起李立三的进攻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老调来。 周恩来到苏区前曾主张进攻中心城市。他到苏区后，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根据对实际情况的估量，致电临时中央，明确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当即复电：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中选择一个城市攻打。周恩来再度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的答复很干脆：'不行！一打准输！'周恩来和苏区中央局多数人觉得，拿这三个城市来比较，赣州处在苏区的包围中，攻下它可以使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连成一片，加上他们对赣州守敌的兵力又估计过低，错误地认为赣州是可以打下来的，所以多数人赞成攻打赣州。毛泽东坚决反对攻打赣州，但他处于少数，他的意见被否定了。于是，便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了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训令中说： '继续着一九三一年工作，贯通了闽赣苏区，目前应该更进一步的贯通湘赣苏区，造成以赣州为中心联系到汀赣、闽赣的广大版图，进而威胁吉安，向闽北发展，使革命发展更迫进争取一省和数省有首先胜利的前途。' 根据这一训令，决定以第三军团为主力，由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于2月3日起，打响了围攻赣州的战役。 这次战役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发展。原来估计赣州的敌方守军只有8000人，事实却有1.8万人，超过预计的一倍以上，而攻城的红三军团却只有1.4万人。赣州的地势又易守难攻，它处于章、赣两水的汇合点，三面环水，只有南面是陆地，城墙高达二丈，素有'铁赣州'之称。毛泽东极力反对攻打赣州，一方而他吃过打长沙、攻南昌的'苦头'，一方面他在两年前﹣-1930年3月中旬，也曾打过赣州，当时他一看赣州易守难攻，迅即下令红军撤围，所以他认定打赣州非输不可。 果不出毛泽东所料，战斗打响后，守军以优势兵力据险防御，自然难以攻克。红军以顽强的精神苦战一个月，四次用爆破发动强攻，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仍没能把城打开。赣州是赣南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敌人怎会轻易放弃。3月初，敌方援军﹣﹣陈诚部主力第十一师的两个团偷渡赣江，突入城内，第十四师随后开到，这两个师的兵力约2万入。红军腹背受敌，不得不在3月8日撤出战斗。这次战役历时33天，攻城未克，伤亡很大，并且丧失了扩展苏区的有利时机，最后以失败告终。   油画《攻打赣州》 赣州撤围后，红军集结在赣州以东以南地区整训，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首脑们都集中到江口。此时，周恩来派出项英，风风火火赶往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因此毛泽东也来到了江口。在前敌总指挥部，周恩来主持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亦即'江口会议'。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项英、王稼祥、彭德怀等人都出席了会议。会议总结了攻打赣州城的经验教训，研究了此后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 会议讨论的第一个议题就是要不要再打赣州。当时仍有人主张打。毛泽东发言说：'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背去吧！'毛泽东的一席话说得主张再打赣州的人哑口无言了。 接着，会议讨论了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指令仍占上风，即'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又一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认为：'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在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但是，与会者大都主张应贯彻中央指示精神，毛泽东再一次陷入了孤立。 会后，3月17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起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训令》，在《训令》中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如果认为这次攻打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撤围赣州后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便成为红军及党内的主要斗争。'这就把毛泽东又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 《训令》还作了如下部署：'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工农红军应当发展革命战争，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在江西红军应当扩大苏区贯通赣江两岸的苏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来包围赣江流域的几个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樟树，以便利于我们迅速的夺取这些城市，这样来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按照这一战略部署，红军又重新编成三个军团，即一、三、五军团，分三路进发。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向赣江西岸出击，然后向北发展，称为'西路军'。中路军由红一军团组成，由林彪任总指挥，任命刚到苏区不久的聂荣臻为政委，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从赣江东岸向北发展。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总指挥，萧劲光为政委，在赣南苏区协调西路军和中路军。 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的身分随中路军行动，红一军团实际上就是由井冈山部队发展起来的，都是他的部下，他随军行动，实际上就成了红一军团的总指挥。 红一军团出发走到半路时，毛泽东说服林彪和聂荣臻，改变行军的方向，放弃原定北进计划，改为向东，朝闽西、闽南进军。 据聂荣臻回忆，毛泽东是这样陈述自己的见解的： 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如此清楚地分析了向西、向北、向南的不利和向东的有利，林彪和聂荣臻拥护他的主张，觉得应该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于是，经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同意，中路军改成了东路军，和红五军团一起，向东进军了。 这样，东路军实际上就在毛泽东的掌握之中了。于是，他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又'导演'了一出不亚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好戏'来。 福建是当时敌人军事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除福建军阀号称'闽西王'的张贞的第四师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这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 张贞何许人？他是福建最南端诏安县人。1918年，35岁的张贞趁着军阀混战，在闽西拉起了一支'民军'，曰'福建靖国军',由此起家。后来，他到北京陆军大学'镀金'，回到福建后便成了'福建自治军前敌司令'。名声虽好听，手下其实只有几支收编的土匪民军而已。北伐时，张贞成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师长。1929年，蒋介石任命张贞为'福建省剿匪司令部司令'。 张贞的部队，名为正规军，实为杂牌军，而且还有一雅号曰：'战无不败的豆腐军！'毛泽东选择了东进，选择了张贞的'豆腐军'为攻击目标，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才智。 3月30日，毛泽东从长汀致电周恩来，主张东路军'必须直下漳（州）、泉（州），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并说明漳州的地形'难守易攻'，于我有利。4月1日，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听取了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同意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的计划，具体部署了前后方的各项工作。第二天，东路军立刻掉头南下。果然，红一军团跟张贞部队在福建龙岩一接触，首战告捷，歼敌680余人，一下子就攻占了龙岩县城。接着，毛泽东又确定了下一个目标，并率领部队直插到闽南重镇，张贞的老窝漳州的城郊。 漳州的屏障是天宝山，张贞派了两个旅固守。在毛泽东的指挥下，4月19日，红军突袭天宝山，痛歼敌军。张贞闻讯，吓得抱头鼠窜，逃往厦门。翌日，红军攻占漳州。这次战役的胜利，消灭了张贞的大部分兵力，剪除了敌人的一翼。同时又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获得大量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的补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毛泽东所率东路军东征取得的这一胜利，又一次表明了他的战略眼光确实高人一筹。与此同时，彭德怀部西路军在湘赣边区也扩军40个营。5月3日，毛泽东在给中央局的电报中对这次军事行动作了充分、肯定的评价： '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圈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此次东西两路军的行动完全是正确的，东路军深人漳州决不是主要为着筹款，西路军的分出也没有破坏集中的原则。我们已跳出敌人的圈围之外，突破了敌人的东西两面，因而其南北两面也就受到我们极大威胁，不得不转移其向中区的目标，向着我东西两路军的行动。' 就在毛泽东率部东进节节胜利的时候，远在上海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中共临时中央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接连提出严厉批评。 1932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上发表了一篇代表中共临时中央的权威性文章，题目是：《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作者'洛甫'。'洛甫'，就是张闻天，是中共中央的一支笔。当时的他，跟王明、博古站在一起，唱着'左'的高调。张闻天在这篇文章中不点名地批判毛泽东： '很明显，中央苏区的同志在这里表现出了浓厚的等待主义，等待敌人的进攻，等待新的胜利。他们始终没有能够利用客观上的顺利环境去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他们把巩固苏区根据地当做符咒一样的去念，把消灭'土围子'当做了巩固根据地的中心工作，以等待敌人的新的进攻，新的'坚壁清野'，新的'诱敌深入'与新的胜利。这种观点，实际上同样是对于反动统治的过分的估计所产生。……目前的主要危险，是对于国民党统治的过分估计，与对于革命力量的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紧接着，5月20日，临时中央又发给苏区中央局一份长长的指示电。在这份电文中，居然点了毛泽东的名。 电报称，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所采取的战略是完全错误的，是'纯粹防御路线'，是'游击主义'。电报指出，'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与不能扩大与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主要的危险','是过分估计与夸大敌人力量，是纯粹防御路线'，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 电报还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领导，要'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斗争的路线，使他在红军及群众中宣传积极路线，争取党和红军的干部说服他的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与危险；公开讨论泽东的观点'。 这份电报，极为清楚地说明了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如果毛泽东不转变立场，站到王明'左'倾路线这边来，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极大的危险'予以解决。当时随军行动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中共临时中央的这份电报，他仍忙着指挥作战。 这时战争形势也有一些变化。5月下旬，敌方陈济棠两个师从广东北上，侵占了赣南西部的大片地区，另以一师侵占信丰，向于都窥进，使赣南根据地受到巨大威胁。同时又得到消息；国民党政府已令有较强战斗力的第十九路军开赴福建。于是，5月29日，东路军奉中革军委的命令，撤离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6月中旬，周恩来在汀州主持召开了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贯彻临时中央指示的问题，17日，作出了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会议决定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仍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 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牵涉到一个敏感的问题：谁人任总政委？ 因为原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总政委是毛泽东，这次恢复建制，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兼任总司令。照理，应当也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朱毛红军'名震中国，便是因为朱是总司令，毛是总政委。可是中共临时中央5月20日的电报，使中共苏区中央局不敢恢复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中共苏区中央局曾提议周恩来任总政委，为周恩来所谢绝。于是，采取了回避之策，即恢复建制时，不设总政委。这样，毛泽东依然被安排在红一军团随军行动。 随后，第一、第五军团经过酷暑下的长途行军，赶到广东的乌迳地区，对付入赣粤之敌。7月上旬，同粤军在水口地区遭遇，进行一场异常激烈的恶战，击溃粤军20个团。当时担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后来说：'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这次战役的缺点是：因兵力不够集中，成了同敌人拼消耗之战，没有能大量歼灭敌军。当红三军团赶到水口时，双方都已退出战斗。随后，红一、三、五军团在赣粤边界的信丰、南雄一带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于月底前渡赣江北返。  水口战役中红军与粤军激烈争夺的水口桥 这时国内政治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蒋介石在一度下野后，于1932年3月6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5月5日，国民党政府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出卖淞沪权益的停战协定，这样，他们又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向红军进攻。6月16日，蒋介石调集大约50万兵力向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也就是1932年下半年，他们对中央苏区暂取守势，而以主力向鄂豫皖、湘鄂西两个苏区发动猛烈进攻。从全国范围来看，苏区的形势显然比前一阶段大大吃紧了。 水口战役后，周恩来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分赶往前方，由任弼时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来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后，在跟朱德、王稼祥和毛泽东的交谈中，都发觉毛泽东以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行动，确实多有不便。 这样，7月25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应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这就是说，红一方面军的'作战指挥权'属朱德、毛泽东，'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朱德，而'行动方针决定权'则属周恩来。 中共苏区中央局复电不同意这一建议，仍坚持任命周恩来为总政委。为此，7月29日，周恩来又写信给中央局坚持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反复陈述：如果由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经周恩来的再三坚持和力争，中共苏区中央局终于同意，任命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于是，中革军委于8月8日发布如下通令： 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现毛同志已到军工作，我第一方面军全体战士，今后应坚决在朱总司令毛总政治委员领导之下，一致为发展革命战争，争取革命在江西及邻近几省的首先胜利而努力。仰我全体战士一体知照。 中革军委主席 朱德 副主席 王稼祥 彭德怀 就这样，毛泽东终于恢复了他在赣南会议前的军内要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与此同时，'军事最高会议'在前方建立，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毛泽东复职后，红一方面军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佯作向西行动，主力却隐蔽地急行北上。随后，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等人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发动了乐安、宜黄战役，并攻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座城市，俘敌500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 乐安、宜黄战役后，红军本想乘胜攻取江西重镇南城。但当红军来到南城近郊时，发现南城守敌有三个师的兵力，且已有作战准备，地形于我不利，敌人的工事又很坚固，势必形成相持对垒的局面。而敌人在乐、宜战役后受到很大震动，担心红军乘胜北取抚州，威胁南昌，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增援。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周、毛、朱、王一致主张不打南城。周恩来致电后方，说明改变计划的原因。 但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却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昌，认为这样才能减轻敌人对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根据地的压力，给这些根据地以直接支援。并指责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良影响'。 这样，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在前线的周、毛、朱、王为另一方，在红军的作战方针上形成了针锋相对的看法。9月23日，周、毛、朱、王致电中央局并告临时中央进一步陈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共同看法：'出击必须是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严重错误。''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使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战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这一布置，虽不是立即出击敌人，但仍是积极进攻的策略。''在这一行动中，必须估计到敌情将有变化。当其有利于我们出击时，自然要机动的集中兵力去作战。' 对于湘鄂西和鄂豫皖中央分局，周、毛、朱、王也分别去电提出他们的意见。认为：应集中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打击消灭其一部，各个击破敌人。分散与持久硬打是给敌人各个击破我们以及分进合击的最好机会。 这么一来，临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同前线军事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就迅速激化起来，从而种下了宁都会议的根子。 9月25日，苏区中央局复电周、毛、朱、王：'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解释这为积极进攻策略的具体布置与精神，这在实际上将要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这可能'演成严重错误'。 同日，周、毛、朱、王再次致电中央局，坚持原来的看法。他们在复电中痛切地指出：'现在如能马上求得战争，的确对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开展向北发展的局面。我们对此已考虑再四。但是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不利局面。'他们还指出：'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更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须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北面地区，逼近乐安、南丰，变动敌情，争取有利于决战以消灭敌人的条件。' 9月29日，苏区中央局回电，蛮横地断定：'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几天后，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召开，这便是中共党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旧址  宁都会议旧址  影视图片 宁都会议 江西宁都，位于瑞金之北，广昌之南。1931年2月14日，驻守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和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等人领导下发动起义。当时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以养病为由泡在北平，将指挥大权交给了赵博生，面赵已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日晚，赵博生'盛宴'全军团以上军官，在酒酣之际逮捕反动军官，宣布全军起义加入红军。于是，第二十六路军易帜成为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赵博生任副总指挥，萧劲光被派去担任军团政委。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宁都起义'。 而眼下，宁都因这次'宁都会议'又一次被载入史册。因为这次会议是一次集中火力批判毛泽东的会议，是撤掉毛泽东军职的会议。 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自然，代表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的后方首脑们占了上风，任弼时、项英、顾作霖仿佛组成了新的'三人团'，以猛烈的火力批判毛泽东。 后方首脑们在'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及时和无情地打击一切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认为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他们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并主张要对毛泽东进行组织处理，撤除毛泽东的军职﹣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把毛泽东从前方调往后方，让他专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就在这时，原'三人团'成员之一的王稼祥，作了不寻常的发言，明确地支持毛泽东：'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由中央派来苏区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攻打赣州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能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 王稼祥主张：'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后方首脑的批判，毛泽东的反驳和王稼祥对毛泽东的支持，使会议一度陷入僵持的局面。 这时，周恩来表态了。他先是在口头上承认了'前方同志在会议前与发言中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但他不同意把毛泽东召回后方的意见。他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供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在两种办法中选择一个：'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不论哪种方案，周恩来都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要毛泽东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他否定了后方首脑们要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的意见。但会上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和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方法。这样，会议最后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就这样，宁都会议以后方首脑们的胜利而告终，而并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成功地指挥了三次反'围剿'的毛泽东，痛苦地被剥夺了军权，默默地回到曾栋材家的黄泥草屋。 周恩来后来赶往草屋，看望、安慰毛泽东。毛泽东也对周恩来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会后，苏区中央局一些人对周恩来仍很不满，致电临时中央，抱怨他在会上'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认为他'在斗争中是调和的，是模糊了已经展开了的斗争战线。'周恩来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也说：'在会议中我对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对他的组织观念错误批评得不足。另外却指正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中共临时中央复电明确支持周恩来，表示指周恩来是'调和派'是不正确的，强调前后方领导加强团结是目前最重要的。这么一来，后方中央局的咄咄逼人的气焰，才有所收敛。 根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指示，10月12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公开了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工作岗位的消息。全文如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通令： 当此革命猛烈向前发展的时候，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是十二万分重要的。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特此通令各军，希转伤所属知照。 主席朱德 副主席王稼祥 彭德怀 这份通令采用了婉转的'外交辞令'，将毛泽东的被撤职写成是'正常的工作调动'。10月14日，红一方面军发布的战役计划上，最后仍列三个人的署名：'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周恩来在计划上注明：'如有便，请毛主席一阅。'直到10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来电，正式撤消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任命周恩来兼任这一职。 这样，前方的电报由'周、毛、朱、王'，变为'周、朱、王'。 至此，围绕毛泽东职务去留的一场争斗，才算结束了，毛泽东再次被剥夺兵权。  宁都会议被撤兵权后的毛泽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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