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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四百万字的《中国上古史》，为你讲述从黄帝到西周灭亡的两千年历史 请看上文 3、两道难关驱使帝喾做出定都于亳这样的决断，不惟是出自民生上的考虑，还有政治上意图。 两个理由，一个是明的，说的出口的。一个是暗的，说不出口。 明的理由，乃是在大好形势之下，“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彻底解决平而复叛、一再起兵的共工氏余部。 共工氏之子术器虽然被杀，但是余部反抗并不停息，他们从黄河中上游，跑到长江中上游一带发展。 为了让共工氏彻底臣服，帝喾建都于亳，可以将重兵迅速投放到战争的最前线。 暗的理由呢，则是帝颛顼在濮呆在太久了，整个濮地仅在帝颛顼一族的掌控之中，他们和南正重氏、火正黎氏两大家族互为婚姻，形成盘根错节的宗派。 帝喾要在那里发号施令，肯定要受到很多的干扰。 事实上，帝喾即位不久，就已经频频面临帝颛顼一族的挑战，其中第一个跳上前台的是火正重黎氏。 重黎氏是帝颛顼推行“绝地天通”的最大受益者，自然怎么看帝喾怎么不顺眼，再加上位居火正（相当宰相），专管民事，是个举足轻重的实权派人物。 这样的人物一旦和君主别起苗头来，那整个政府的行政运作的效率就大大降低了，内争必产生内耗。 帝喾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呢？ 很简单，他下了一道死命令，让火正重黎氏放下手中的政务，上前线去—— 要是共工氏一族有一人漏网，提头，提自己的人头来见吧。 帝喾让一个娴熟民政的政府首脑去打战，明摆着是借刀杀人，可是重黎氏根本没法推辞。 于是乎，受命讨伐共工氏的火正重黎氏固然带领的是黄帝王朝最精锐的军队，可是专业不对口，即便拥有军事上的优势，也只能和共工氏陷入了拉锯战。 黄帝一族伤亡惨痛，却不能彻底平底叛乱。重黎氏积累下来的政治威望也很快的消耗一空了，原本支持他的各氏族也在寒心失望之余，与他保持了距离。 如此一来，重黎氏在政治上成了孤家寡人，已经是帝喾砧板上之鱼肉了。 重黎氏久战无功，让黄帝王朝之战士伤亡越来越多，这些败绩遂让帝喾得以将重黎氏明正典刑，于某年某月的庚寅日诛杀了重黎氏。 这一手大大震慑了帝颛顼一族，从此之后，终帝喾一生，国中再无人挑战帝喾之威权。 当然，帝喾诛杀重黎氏的目的，并不是想要将重黎氏一窝端。 真要对着干，干到底了，吃亏的肯定是帝喾自己。因为离开了重黎氏这些大巫师贵族世家的支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就动摇了，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此呢，帝喾在狠狠的用大棍子敲打了重黎氏家族一记之后，又起用重黎氏的弟弟吴回接任居火正一职。 这意思也明摆着，只要你们重黎氏家族不和我帝喾对着干，我保你们家族特权世袭无忧。 帝喾为了把这层意思传达的更显豁一点，他不惟让吴回接任火正，还索性立吴回为祝融氏。 其时，南方正牌的祝融氏已然势微，帝喾将祝融氏的名号转手倒给吴回，倒没有遇到祝融氏太大的反弹。 帝喾的这一做法，等于是让重黎氏一族拥有三项世袭之祭天权—— 一是祭祀大火星； 二是祭祀四时神之夏天； 三是祭祀四方神之南方。[1] 这实是对重黎氏一族尊崇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帝喾这几手可谓是软硬兼施，挥舞大棒同时不忘了递上胡萝卜。重黎氏经过帝喾的这一番调教，也终于彻底老实了。 当然了，重黎氏一族身兼三任，尊贵无比，很有可能日后尾大不掉。这点，同样难不倒帝喾，他还有最后一记杀手锏——通婚。 帝喾迎娶重黎氏之女，生下了儿子阏伯。 其时尚是母系社会，阏伯一身兼黄帝、重黎氏之血统，等到重黎氏族长去世，则阏伯接掌重黎氏族长之位，出居火正，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帝喾登基之后遇到的第一个难关，就这样解决了。 横亘于帝喾面前的第二道难关则是因为搬家搬出来的新问题。 共工氏此时在军事上已经被彻底的打垮了打残了。帝喾搬到了亳，想法很简单，直接坐镇这里，共工氏就没有机会东山再起了。 然而共工氏世代居住于此，自身也有一本难念的经，那就是他们直接承受了活动于今陕、甘一带一支异常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压力。 这一支游牧民族由于本身飘忽无踪的特性，让进入王权时代之夏商周三代的历任君主头疼不已。 西周之所以灭亡，一大主因，便是这支游牧民族在对周王朝多年侵略骚扰的基础上，骤然发力。镐京因之陷落，西周王朝之末任君主周幽王也被这支游牧民族杀死于骊山之下。 西周镐京之陷落曾为周人内心留下了一道永远难以安抚的伤口，而倾覆西周王朝得以一战成功的游牧民族即是“犬戎“[2]————像狗一样卑贱的野蛮人。 这是周人对之贬低性的称呼，恰恰证明了周人对此一支戎族的恐惧。 根据文献记载，犬戎族就是自称自己的祖先是二白犬，并以白犬为图腾的西北最古老的游牧民族，属于西羌族。 帝喾对于这个比共工氏更难搞定的对手，一时之间找不到什么对策，派兵远征吧。谁不知道这些人是住哪儿，游牧民族嘛，本来就不设定居点。 防守吧，天天防，日日守，谁扛的住啊，不过日子，不种庄稼了啊。 应该说，黄帝王朝并不是第一次直接承受游牧民族的压力，在首任君主黄帝时代，黄帝即曾经北逐荤粥，荤粥据说即是匈奴之前身。 然而青阳时代、帝颛顼时代，大家都在中原之地瞎忙活，很久都不知道游牧民族到底长的是啥样了。 对犬戎不熟啊。莫名其妙的打了很多战之后，也就只根据一些俘虏的口供，知道犬戎带兵的将领，名字读音为“吴”。 相传，帝喾思来想去，挂出了招贤榜，只要有哪一位勇士能取得犬戎首领“吴”将军的脑袋，赏赐黄金千镒，邑万家，还把自己的小儿女嫁给他。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帝喾的帐下，有一个身份低下的仆人，名叫盘瓠。这位盘瓠自告奋勇，挺身而出。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呢？ 因为这个盘瓠本就是出自西戎，以犬为图腾，风俗语言和犬戎都很相近，是以找到并潜入犬戎部落，相对于多数人来说，就容易的多了。 盘瓠接受使命之后，踏上征途，历经种种艰险，终于取得了“吴”将军的手头。 帝喾大喜过望的同时，也多了个心眼，让手下大臣检验无误，终于确定了这确实是“吴”将军之人头。 然而真到了论功行赏，履行诺言的时候，帝喾做难了。 帝喾心想，盘瓠虽有大功，却是个下人，将女儿许配给他，未免太抬举了。再说自己的女儿能不能吃苦，愿不愿意吃这份苦呢。 做父亲的犹豫不绝，做女儿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却浮想联翩，盘瓠以身犯险，立下大功，足证其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子。 于是，帝喾的女儿便向父亲进言—— 父亲作为君主，金口玉言，一字千金，不可失信。 帝喾很舍不得自己这个心爱的女儿，听女儿这么一说，不得以之下，也就答应了这桩婚事。 盘瓠有了自由之身，又娶了帝喾的女儿，他的选择也很奇怪，不是老老实实的当女婿，而是背着帝喾的女儿，前往南方的大山之中，居住在山中之天然石室之内。 这对夫妻所呆的地方可谓险阻到了极点，乃是个人迹不至的所在。 帝喾听到女儿失踪，又是悲痛又是思念，派人出去寻找，可是那里找到啊。 每个使节回来之后，当然不能说自己没有用心去找过了，只能向帝喾汇报在寻找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把责任推给诸如狂风暴雨之类的客观因素。 又据说，盘瓠和帝喾女儿，在没人打扰的情况下，埋头猛生孩子，三年时间，就生下了十二个子女。 这是什么速度啊！！！ 而且还很凑巧，偏偏是六个男的，六个女的。这些孩子在父亲死后，自相婚配。 他们用木皮缝制衣服，还很臭美，用植物的果实给衣服染色，剪裁出来衣服，都有尾巴。 帝喾的女儿晚年回家探亲，将这些年来的经历告诉帝喾。帝喾一听，自己居然多出来了那么多子孙，很高兴，派人将自己的子孙叫到身边。 结果，帝喾看到的孙子们一身穿着稀奇古怪、听到的则是叽里呱啦的鸟语，又了解他们已经习惯了住在山里头，不喜欢平原的生活。 帝喾也不勉强，他将南方的名山大川赏赐给这些孙子们，让他们好好的生活。 无数个时代过去，在中国的南方就此多出了一个全新的族群——南蛮。[3] 讨平共工氏余部和击退犬戎的窥视，是帝喾生平两件值得一书的武功。 应该说，帝喾对于用兵之道并不是不精通，但是他打的每一战，都是被动出击。只要能够达成战略意图，便已知足。 帝喾深知，战争只是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而在很多时候，有比战争更好的选择。 现在，摆在帝喾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前任帝颛顼努力打造的国际新秩序并不是很成功，所组成的部族大联盟，即便是维持表面上稳定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难在那儿呢？ 无它，民族问题。 美国汉学家白鲁洵所断言的： 中国是一个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国家。 事实上，中国人主要是从文明国家的角度而不是从民族国家去看待自己的。 中国人的这一自我认同观念，远在春秋时代便已经定型。 具体的例证，我们可以从《左传》找到。 一方面，对于异族的压迫和侵凌，其时之中国人固然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异反应。 另一方面，则明白宣示“入于夷狄则夷狄之，入于中国则中国之”的信念， 前者自然是基于民族观念，后者则是文明观念。 这两种观念有时侯会同时出现，常常达致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 这里不妨举个例子： 清代雍正帝即位不久，有一位叫做曾静文人，手无尺寸之兵，居然筹划推翻清朝的统治。 当曾静听说当时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南宋名将岳飞的后代，想当然的投书岳钟琪，劝其起兵反清。 岳钟琪当即懵了，还有这样的呆子，当即上奏朝廷。 曾静被捕之后，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并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上谕），起名为《大义觉迷录》。 这本书谈的内容很多，其中很重要就是雍正为清王朝的统治的正统性辩白。 要反驳，肯定要先树立靶子，曾静的民族观念正是最好的靶子。 “中国内乱，夷狄（满洲）得以乘虚而入，占领了华夏，整个天地都被颠倒了。”[4] “分清华人和夷人之界限，大于君臣之伦理。华人相对于夷人，之间的分别就是人类和野兽的分别。”[5] 对于曾静这一套其重点在于强调民族气节，认为要分清华夷，然后才能讲君臣关系。 这一套“华夷之辩”，如果是在清朝前期特殊政治局势之下很是流行，理所当然。但是曾静所处的年代已经是雍正时代，上距满清入关，都有八九十年了。 这就让雍正很郁闷了，因此他不惜屈帝王之尊，做出针对性的回应。 雍正作为一个对研究儒学颇有所得的君主，功底很深厚，是以批驳起来那是行云流水、洋洋洒洒，落笔万言—— “你这个呆子，不懂本朝自称为满洲人，其实和中国人所常说的籍贯，概念上是一样。 古代的圣王，像舜本身是东夷之人，周文王姬发本身是西夷之人，他们的出身难道妨碍了他们向天下百姓施行德政，并造化后人么？”[6] 这话中把中国历史上的圣王舜说成东夷，即异族，把周朝的文王说成是西夷，也是异族，可这观念雍正是有所本的，乃是中国儒家之亚圣孟子在他的书中阐述过的。 雍正又说—— “再说了，上古时代的中国，所谓的一统，其疆域之幅员有其局限，地盘并不是很大。 对于那些无法征服，又不愿意接受华夏文明的国家，便诋毁它们是夷狄；比如上古时代的苗族、荆楚等等，说起来，也就是今天的湖南、湖北、山西之地。 那么在今天，我们是不是将这里的人看作是夷狄呢？”[7] 雍正这句话就更厉害了，如果中国人不是一开始就抱着平等的观念，对待异族人，便接纳之，融合之，则中国疆域断乎不可能由小而大，进而主宰东亚。 雍正的这番话虽然是在为自己为整个清王朝的统治合法性做辩护，我们还是得承认，他的逻辑确实很完美很漂亮。 他之所以能讲的这么漂亮，当然是有前提，那就是中国历史太长了，长到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现在，我们再回到帝喾所面临的困境上来，他可就没有雍正那么轻松了。 中国历史本就是从三皇五帝，从他身上开始的。 根据文献记载呢，再经过黄帝王朝历任君主的努力之下，到了大禹时代，据说尚有一万个诸侯（诸侯万邦）。[8] 如果一个诸侯，意味着一个民族，那就是一万个民族。 帝喾是帝禹的前前前任，治下所统治了民族比诸大禹，肯定只多不少。是以，帝喾自然也不可能唱雍正的那一套高调。 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帝颛顼时代已经将武力征服运用到了极致，效果并不好，不然也轮不到帝喾上台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请看下文 [1] 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 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 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史记·楚世家》 司马贞索引：今以重黎为一人，仍是 颛顼之子孙者。刘氏云：“少昊氏 之后曰 重 ， 颛顼氏之后曰重黎，对彼重则单称黎，若自言当家则称重黎。” [2]即猃狁，也称西戎。 [3]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曰盘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髃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 帝大喜，而计盘瓠不可妻之以女，又无封爵之道，议欲有报而未知所宜。女闻之，以为帝皇下令，不可违信，因请行。 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 帝悲思之，遣使寻求，辄遇风雨震晦，使者不得进。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 织绩木皮，染以草实，好五色衣服，制裁皆有尾形。 其母后归，以状白帝，于是使迎致诸子。衣裳班兰，语言侏离，好入山壑，不乐平旷。 帝顺其意，赐以名山广泽。其后滋蔓，号曰蛮夷。 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姎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沅陵县居酉口，有上就、武阳二乡，唯此是盘瓠子孙，狗种也。二乡在武溪之北。——《荆州记》 今日南方之瑶族，尚奉盘瓠为祖先，称之为盘王。每年农历十月，瑶族都要举办盘王节，唱盘王歌，跳盘王舞，缅怀盘王的功绩。 祭祀盘王先鸣火枪三响，接着，用簸箕装着猪头、糍粑、鸡肉、酒等，供奉于盘王像前，仪式十分肃穆。因瑶族居住分散，各地祭祀的仪式各有不同。 [4] 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大义觉迷录》 [5] 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华之与夷，乃人与物之分界。——《大义觉迷录》 [6] 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 ——《大义觉迷录》 [7] 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等，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大义觉迷录》 [8]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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