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从苏轼所写的诗词中，具体分析苏轼在咏花词中所展现的有情念远、乐观旷达和闲适敦厚的生命情思！  一、 有情念远的神韵深情苏轼的咏花诗既直赋其物，又能够有情感寄托，超然于外。苏轼在政治上所经历的浮沉失意与生命中的崎岖不平，使他几乎时刻都身处于一个充满压力的环境下。通常在官场上的生活压力，往往会造成文人心理上负面的情绪和负担，但是苏轼却能够以豁达的态度转换情绪，在咏花诗作中展现对生命神韵的深情。 农历三四月间是杜鹃花如火如荼开放的时候，盛放之时，一片红艳，远远看去，灿如云霞，映得漫山红遍，光彩夺目。据《本草纲目》记载“山踯躅”：“一名红踯躅、一名山石榴、一名映山红、一名杜鹃花”，历来文人常常将杜鹃花看作思乡的象征，苏轼也在诗中借杜鹃花表现思归怀乡之情，如《菩提寺南漪堂杜鹃花》：
借写杜鹃花之灿烂红艳，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又有《跋王进叔所藏画五首·踯躅》：
诗中借说不忍看到红杜鹃缤纷灿烂的盛开景象，来表达思乡而不可归的怅惘。 苏轼诗中还有借西蜀桐花来表达思乡之情的，如在神宗元丰二年，在湖州军州事任的时候所作的《次韵李公择梅花》，其中有：“感时念羁旅，此意吾侪共。故山亦何有，桐花集幺凤。”  苏轼在咏花诗中这种寄情于花的方式具有“不即不离”的特点。这一特点是赵仁硅在《论宋六家词》中对苏轼《水龙吟》的评价，拿到其咏花诗中，也可分析出同样的特点，现将赵先生的评价记录如下： 咏物词最主要的特点归结为“不离不即”的话，那么苏轼咏物的基本特点是在“即”的基础上更注重“离”，“实”的基础上更注重“虚”。也就是说，苏轼咏物词在不排斥形似的前提上更重神似描写和托物言志。同运用到对苏轼咏花诗的分析会发现，苏轼不仅咏杜鹃花，更珍惜杜鹃花背后被寄寓的情感。面对漫山盛放的杜鹃花，苏轼将其人格化的思绪深刻刻画，展现出杜鹃花的独特性，并且开拓出更深一层的情感意蕴，将内心的感情自然流露出来。  二、乐观旷达的超凡胸襟当归家的愿望苦苦萦绕于心头却又无法实现的时候，苏轼便将老庄轻视有限时间和物质环境的超脱态度与禅宗的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排解和超越思乡的哀愁。因此，他的咏花诗能够达到常人无法企及的旷达洒脱的境界。佛道思想以超脱尘世羁绊的自由指引着他，尤其是道家关注个体生命的意识。所以苏轼真正能够达到随缘自适的人生境界，做到“出本无心归亦好，白云还似望乡人”。 苏轼在正值壮年、奋发有为的时候首次遇难，在元丰二年，他以“指斥乘舆”“包藏祸心”的罪名，在湖州任上突然被捕，立刻下狱。在监狱中经历了数月的折磨，才侥幸被免死释放，贬谪黄州。在四年的贬谪生活中，他幅巾芒履，亲自开荒东坡，闲暇时游赏于溪谷间，在贬谪寓居的岁月里依然诗意盎然。在刚出狱之际，他就有“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似如神”同的感慨，吐露他对于对酒吟诗的兴致。在观赏山花海棠中，有《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其中的“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同之句，反映他日常生活的逍遥。但实际上的贬谪生活真如他所写的这般闲适逍遥、自得其乐吗?贬谪的生活当然是充满艰辛的，在《答秦太虚七首》之第四首中，他有谈到当时真正的情况：
可见他当时收入断绝，生活相当困窘，而他在面对这种困境时，胸中依然毫无芥蒂，对一切困难都泰然处之。在苏轼与其弟苏辙的咏花诗中，都能明显体会到苏轼的旷达。苏辙将贬谪的寓所院中的一株月季花予人砍伐，第二年经过秋雨的滋润，原来的枝干上又萌生出新芽，于是写道：
苏辙在这首诗中歌颂了月季花强韧的生命力。月季花能够不畏艰辛地与恶劣环境作抵抗，这样的精神正是苏辙本人的写照。  苏轼对于弟弟苏辙的这首咏月季花诗写了一首次韵诗，即《次韵子由月季花再生》，同苏轼用月季花的宿根深厚，来比拟苏辙的英拔之姿，并表达了对苏辙才华的器重和赞赏。诗中表现苏辙如幽芳长春，坚韧无比，根本不会被小人的迫害所侵蚀。即使身处困境，身居陋室，也能够怡然自得，不改其乐，这种胸襟和气度是苏轼所敬佩的，也是苏轼所具有的。只有具备这种气质，才能够“一萌动”便是“万木活”，始终都朝气蓬勃，这样就能抵抗任何摧残。 兄弟两人的唱和诗在精神层次上是超尘绝伦的，借着唱和诗，二人共励共勉，创造了多样又丰富的诗歌内容，两人都心灵明净，境界超凡。正如苏轼在《独觉》中所说：“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悠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辙的《次韵子瞻独觉》也回应道：“此身南北付天工，竹杖芒鞋即行李。夜长却对一灯明，上池溢流微有声。幻中非幻人不见，本来日月无阴晴。”两人的唱和共同奏响着旷达精神的颂歌，给人鼓舞和力量。  三、闲适敦厚的生命归属丁晓、沈松勤在《北宋党争与苏轼的陶渊明情节》中说：对于苏轼来说，元丰年间的乌台诗案正是这样一个现实“触媒”，猛然激活了他对陶渊明这一精神资源的历史记忆。而元禧年间的蜀洛党争和绍圣以后的“绍述”党锢，则又不断促使这一记忆进一步深化。外在环境的刺激并没有打击到苏轼内在的性，他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闲适敦厚的生活态度，并且在乌台诗案以后更加鲜明。刘熙载在《词概》中说：“昔人咏古咏物，隐然只是咏怀，盖其中有我在也。”在苏轼的咏花诗中就能够见到隐然在咏花背后的生活态度和面对困境的心理模式。 元丰三年二月，苏轼携子苏迈赴黄州贬所，由于条件的限制，只能寓居在定惠院，《黄州安国寺记》有对当时环境的记录：
苏轼当时是处于闭门自省的状态下，间一二日前往安国寺上香。在闲居的日子里，他会以读佛经为消遣。 到了黄州不久，苏轼便写下《次韵前篇定惠院月夜偶出》，开头便有：“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同写在徐州任上之时闲适的生活态度，又接着写：“今年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没想到一年前还在徐州任上的自己，一年后就被贬到了黄州，但是即使在黄州，苏轼也像在徐州一样有赏花的心情，他认为：“万事如花不可期，余年似酒那禁泻。”对于未知的前途，苏轼抱着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不论身在何时何地，他都要过着诗酒花的闲适安然的生活，“任尔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并且还会自我调侃“穿花踏月饮村酒，免使醉归官长骂”，这样能够苦中作乐，是源于苏轼骨子里的敦厚和乐观。  在《与李方叔书》中，苏轼形容自己在黄州的生活是：“得罪以来，深白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自喜渐不为人识。”同不论与何种人相处，苏轼都没有情绪上大的苦闷和埋怨，而只是庆性自己终于渐渐被人们遗忘了，表现出他敦厚的性格。这种性格就如在《东坡》诗中：
这样一幅具有生活气息的画面，将敦厚闲适的生活态度，完全融人人生哲理和诗趣之中，使诗的题目与意象紧密结合，创造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力量，令人在审美愉悦的同时，得到人生的透彻感悟。当苏轼被贬到更加荒蛮的岭南，还创作了《东栏梨花》：
 苏轼在《庚辰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老臣旧数论此，今斯言乃验，其二》中形容自己“此生念念随泡影”，闻生命中经历了太多的波澜，年少时有的奋世励志之心，在命运的连番折磨下，到垂暮投荒之年，已是“人生看得几清明”，当繁华尽褪，所有的风光都已散去，苏轼的心依然保持最初的纯璞。真隋归依，立身持守，苏轼的咏花诗中展现着他的真隋、真性和真心。 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云：“情有所感，不能无所寄。意有所郁，不能无所泄。”又“诗词所以寄感，非所以恂情也。不得旨归而徒骋才力，复何足重。”正是咏花诗中花的品性与诗人的生活态度和处世风格相通，才由此出发进行创作，进而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才能使读者在读其咏花诗作时感受到创作者的内心世界。 诗贵“真”，即贵有“真感情”，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说：“诗词者，物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苏轼也是在生命的不平之处，借咏花来表达内心的真情，寄寓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开阔的胸怀在不同环境下，花的形象会传达诗人内心的不同情感和心境。苏轼的《红梅》诗中有云：“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  诗中说的“梅格”实际上是苏轼自己人格的写照，“孤瘦雪霜姿”也是诗人对自己的精神面貌的描绘。诗中不仅强调了红梅的高格，更是道出了苏轼超然闲适之韵。“酒晕无端上玉肌。”说自己是白玉般的肌肤，实际是自己精神品质的写照。这是苏轼以红梅寄寓自己不随波逐流、自由俯仰于人世问的生活态度。在诗人带有“移情”色彩的关照中，梅花被赋予了拟人化的形象，深刻呈现出诗人的意蕴情感。  四、总结苏轼在患难、忧愁之中坚持自己立身的品德和操守，在咏花诗中得到生命的融通与调和。生命中的不如意反而增添了苏轼咏花诗的广度和深度，使其中蕴含着苏轼的生命意境和深刻的情感底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以萧统评陶渊明诗的评价来点评苏轼的词，用在对苏轼咏花诗的评价上也十分恰当，其中说到：“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并说其“形有神，声传情”，言其意在言表的情感蕴含。  苏轼在咏花诗之中抒写着自我的生命情思，传达着宋人独特的理性沉思。虽在生活上过着箪食瓢饮的生活，诗人却能够在对花的吟咏之中找到心灵的归依，寻求到安身立命之道。苏轼熔铸生命的苦难，把人生的悲苦升华为花的精神，在花身上投射自己对人生的洞彻和负载，在咏花的同时更直面内心的悲痛，饱含对自我的反省与期许，探寻出独特的生命情思。 参考文献： 萧统．文选[M]．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62． 童庆炳．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M]．北京：中华书局，1992：170． 国维．人间词话[M]．徐调孚，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22，42，18．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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