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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王朝之一，而唐代盛世的辉煌时期是在唐初，而唐初最兴盛的时期是“贞观之治”的繁华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开明君王。李世民在位期间，善用人才，励精图治，开明治理，使得天下太平兴盛，百姓安康。而李世民之所以有如此成就，并非是他一个人能完成的，而是由于在他身边有一帮杰出的文臣武将的辅佐，贞观朝的盛世是由唐初的君臣共同创造的。 在唐太宗李世民身边，有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候君集、李靖等得力的文武大臣的辅佐，而在“贞观之治”中，武将有尉迟敬德、候君集等做出重要贡献，而文臣方面，显然是离不开房玄龄和杜如晦这两位杰出的谋士的。关于房玄龄和杜如晦的谋略，史书称其为“房谋杜断”，主要意思是说，房玄龄善于谋划，而杜如晦善于决断。实际上，房、杜两人是李世民身边最重要的谋士，而史书将房玄龄排在前面，并强调他擅长于谋略，可见，房玄龄是李世民身边最为出色的谋略家，而杜如晦则是李世民身边最善于选择方案并做出决断的策略家。  房玄龄画像 可以说，房玄龄作为李世民身边最为亲密和最得力的谋臣，在谋略方面对“贞观之治”的贡献应该是最大的。 唐初在建立“贞观之治”的辉煌胜绩中，明显是离不开房玄龄的谋划的，房玄龄作为李世民的嫡系谋臣，对于李世民奠定唐初的盛世局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早在隋朝末年，在战乱频繁之时，当时唐国公李渊率兵入关，房玄龄便从渭北前去投靠秦王李世民，从此，房玄龄一直跟着李世民，为李世民出谋划策，他是李世民身边的文臣中最杰出的智囊人物。房玄龄是玄武门之变主要策划人，李世民登上皇位之后，房玄龄是最得力的大臣，贞观年间，房玄龄是名副其实的政坛不倒翁，他与杜如晦一起，有“房谋杜断”之美称，他们两位著名谋士成为后世所赞赏的最佳良相搭档，而房玄龄被认为是唐朝最著名的贤相。 唐太宗李世民曾称赞房玄龄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参看《贞观政要·卷三）。李渊对房玄龄也是很赞赏的，他曾对身边人说：“房玄龄为人机敏，可堪重任，每与秦王说事，皆能知人之心，于千里之外，犹如于面前言之。”李世民对房玄龄和魏征非常欣赏，有一次，李世民在大宴群臣时曾说过：“贞观以前，从我定天下，间关草昧，玄龄功也。贞观之后，纳忠谏，正朕违，为国家长利，征而已。虽古名臣，亦何以加！”（参看《新唐书·魏征列传》）李世民对房玄龄十分信任，放心重用他，唐太宗亲征辽东时，命房玄龄留守京城，李世民给房玄龄的诏书说：“公当萧何之任，朕无西顾之忧矣。”（《旧唐书·房玄龄传》） 历来有不少史学家对房玄龄大加赞扬，称他为少有的贤相，比如，唐人柳芳叹道：“房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王珪、魏征善谏，房玄龄赞其贤；李积、李靖善将兵，房玄龄行其道；使天下能者共辅太宗，理致太平，善归人主，真贤相也！房玄龄身处要职，然不跋扈，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 “贞观”之前，房玄龄辅佐李世民经营四方，削平群雄，并助李世民夺得皇位；“贞观”时期，房玄龄辅助唐太宗总领百司、掌理政务、编制典章、修订律令、选拔人才等。作为深谋远虑的谋略家，房玄龄为“贞观之治”做出了杰出贡献，他的政治经历表现出了远见卓识却又低调不露的高超政治智慧。 房玄龄出身于士族之家，家门显赫。 唐初的一些高官显贵的出身都很显赫，不少大臣与前朝皇室和权臣都有密切关系，比如，杨恭仁，他虽在后世不是那么出名，但他也是隋朝的皇亲国戚，曾任多地刺史，成隋朝的安郡开国公、车骑将军，而在李唐取代隋杨之后，杨恭仁被封为观国公，后来做了凉州总管，抚慰西北，最后升任至唐朝宰相。房玄龄也属于家门显赫的高官后裔，他的曾祖房翼，曾是北魏镇远将军、宋安郡守，袭壮武伯；他的祖父房熊，是褐州主簿；他的父亲房彦谦，好学博闻，通涉《五经》，很有辩才，是魏、齐间山东的有名学者。房玄龄受其父的影响，自幼聪慧好学，善诗能文，博览经史，而且，他向其父学得一手好书法，工于草隶。房玄龄十八岁于齐州举进士，先后授羽骑尉、隰城县尉。在岁末的乱世中，房玄龄感到他继续在隋朝做官很难有大的前途，在唐国公李渊率兵入关后，房玄龄从渭北赶至秦王李世民营中，投靠李世民，在跟从李世民出征之后，被任命为秦王府记室参军，为李世民筹谋军政事务，逐渐成为李世民身边的重要谋士。 房玄龄富有远见，他早预见隋朝必然灭亡，投入李世民阵营，成为其得力的文臣。 由于年轻时便能博学多闻，善于思虑，房玄龄很早就预见到隋朝必然灭亡，所以，他放弃了隋朝的官职而投靠李世民。据说，房玄龄在年轻时，便私下里对其父房彦谦说：“隋帝本无功德，只知诳惑百姓。而且不为国家长久之计，诸子嫡庶不分，竟相淫侈，最终必互相诛夷倾轧。现今国家康平，但灭亡之日翘足可待。”（参看《贞观政要》）房玄龄的见识非同寻常人，他投靠李世民之后，屡次跟随李世民出征，每攻下一处，秦王府军中的不少人都免不了大肆搜抢珍宝异物，而房玄龄却无意于珍宝，他四处访寻杰出人才，尽力为李世民举荐英才。秦王府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房玄龄着力为李世民搜寻文臣武将，是李世民人才策略的实施者，秦王府人才济济，这与房玄龄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而且，房玄龄深得李世民的信任，君臣常讨论治国谋略，比如，房玄龄曾与李世民讨论隋朝皇帝的治政教训。有一次，李世民问房玄龄该如何评价前朝皇帝杨坚，房玄龄分析说，隋文帝杨坚勤于政事，每与朝臣论政事，皆很晚才歇息；杨坚对五品以上官员，皆能让其坐而论政事；隋文帝虽不算仁厚，但却是有所作为的皇帝。 李世民对房玄龄的评价不太满意，他表示房玄龄的看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李世民看来，隋文帝事无巨细皆由自己决断，对朝中大臣不信任，天下大事非常之多，皇帝有再大的本事，也无法将大小事皆办妥。隋文帝事必躬亲是不对的，而李世民认为他自己与隋文帝不同，能选任天下有本事之人，任之以相应职务，由他们拟定处事方案，上报宰相审核，再由宰相奏报给李世民批准。李世民对处事有功者奖，对处事过错者罚，如此一来，诸臣皆能尽心尽力办政事，以此方法治理天下，天下岂有不治之理？李世民认为房玄龄身居朝中要职，是辅佐理皇帝治理天下的重臣，对皇帝所下旨意若觉得有不妥之处，当及时提出，不可盲从旨意。李世民的态度，反应了他与房玄龄有着非常协和的君臣关系，他相信房玄龄是可以共商治政大计，是可以尽力辅佐皇帝治理天下的贤臣。 房玄龄的杰出治政能力和高超政治智慧是很值得重视的。 第一，房玄龄为李世民拟文书、定典章、正礼仪、修国史，成为李唐王朝的第一支笔。 每朝代的帝王，特别是建国之初的帝王，都需要有信得过、有才学的大文人的辅佐，李世民也一样，无论是他是秦王时，还是登基成唐太宗之后，都需要有文人谋士的辅佐，而房玄龄学识渊博、文采过人，自从他投入秦王的阵营之后，就充分发挥它擅长于草拟军书表奏的特长，为李世民草拟文书，成为李世民的第一笔杆子。 史书记载，房玄龄拟订文书时不用草稿，挥笔而就，文笔精炼而且说理周全。此外，房玄龄智略过人，在军旅生涯中，为李世民参赞军机，很有才略。就连唐高祖李渊都看出房玄龄的智略和才干，他对身边侍臣赞扬房玄龄说：“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即李世民）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参看《贞观政要》等） 李世民登基之后，房玄龄被封为邢国公，负责综理朝政；后来，迁尚书左仆射、司空，封梁国公，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房玄龄总领百司，掌管大唐政务二十余年，唐初的典章礼制，是由房玄龄领衔主持修订确立的；同时，房玄龄还负责修国史、编纂《晋书》；此外，唐初中央政治机构的设置也离不开房玄龄的筹划、建议负责实施。 李世民从秦王到唐太宗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是缺不了房玄龄如此一位才华横溢、见识深远和深谋远虑的大文人的支持的，房玄龄成为李世民不可或缺的“文胆”，也体现了房玄龄的智慧。 第二，房玄龄参与策划玄武门之变，扶佐李世民登上帝位，成为唐太宗的第一谋士。 随着李渊父子霸业的不断强大，李唐王朝称霸天下已成必然趋势，隋末残留下来的军事力量已经没有能与李氏父子抗衡了，此时，李渊的几个儿子之间的矛盾逐渐走向激化，太子李建成是李渊钦定的李唐王朝的皇位继承人，而他的弟弟齐王李元吉大力支持李建成，可是，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在李唐王朝建立过程中，征战四方，功劳最大，而且，李世民的秦王府对于军队的掌控能力大大超过了太子李建成。可是，李渊对儿子的态度不明朗，这使得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李建成和李元吉担心李世民利用手中掌握的军权挤掉李建成的皇位继承权，因而，他们联手排挤和陷害李世民，而李世民一方面担心李建成继位之后会对他毫不留情，另一方面因为军功卓著和手中兵权，也不甘居于李建成之下，所以，双方殊死较量在所难免。  房玄龄与杜如晦画像 太子府的谋士们深知秦王府的谋士房玄龄和杜如晦在谋略方面非常厉害，便奏请李渊将他们两人斥逐出秦王府宫属，将房玄龄与杜如晦放逐至外地就任。 而李世民也深知在关键时刻离不开房、杜两人，李世民和秦王府的文武臣僚已经意识到与太子府的决战将很快展开，于是，李世民便密召房、杜二人化装成道士返回秦王府，与秘密筹划着争夺皇位的重大计策。 房玄龄与杜如晦在“玄武门之变”是辅佐李世民采取行动的主要策划者，而房玄龄起主要的谋划作用。史书留下了“房谋杜断”的说法，说的就是相房玄龄多谋，杜如晦善断，两人同心济谋，共同辅佐李世民。《旧唐书·房玄龄杜如晦传论》曰：“世传太宗尝与文昭图事，则曰：‘非如晦莫能筹之。’及如晦至焉，竟从龄之策也。盖房知杜之能断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谋。”从这一记载可以知道，虽然说杜如晦能断大事，但“善建嘉谋”的还是房玄龄。在“玄武门之变”这一十分关键的政治事件上，房玄龄不仅是主要的参与者，而且，也是主要的策划者。  房玄龄（剧照） 事变取得成功之后，房玄龄和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候君集五人被李世民封为一等功臣，房玄龄官拜中书令，李世民登上皇位之后，房玄龄被封为邢国公。足见房玄龄功劳之大。 据史书记载，对于房玄龄、杜如晦被封之事，李世民的堂叔李神通很不服气，他认为在李世民义兵初起时，他就率兵参与举事，而房玄龄、杜如晦只是刀笔之吏，事件之后，房、杜竟然能功居一等，他认为李世民奖赏不公。李世民听后反驳李神通说：“义旗初举时，各人各有心思。叔父虽率兵前来，但主要是因惧怕被诛杀，且您从未亲自上阵打仗。您领兵与窦建德交战时，全军覆灭；您遇刘黑闼起兵时，又望风败逃。今论功行赏，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安定社稷，功劳堪与萧何比，虽无汗马之劳，但能以大计谋居功一等。叔父乃皇室至亲，朕并不吝惜封赏，但不能因私情而滥于封赏，不能让您与功臣同受奖励！”李世民显然是极为重视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安定社稷”的大功劳，李世民把房玄龄与汉初丞相萧何相提并论，也足见对房玄龄的器重。 房玄龄确实很受李世民的器重，他先是任中书令，后任尚书左仆射、司空等，是唐初的重臣，辅佐李世民处理朝政大事，功劳显赫。关于王朝大事，李世民常常与房玄龄等重臣商量，有一次，唐太宗曾问玄龄和魏征关于“创业、守文孰难”的问题，房玄龄说：“方时草昧，群雄竞逐，攻破乃降，战胜乃剋，创业则难。”而魏征则说：“王者之兴，必乘衰乱，覆昏暴，殆天授人与者。既得天下，则安于骄逸。人欲静，徭役毒之；世方敝，裒刻穷之。国繇此衰，则守文为难。”太宗对他们两人说：“玄龄从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见创业之难。征与我安天下，畏富贵则骄，骄则怠，怠则亡，见守文之不为易。然创业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难，方与公等慎之。”（参看《新唐书·房玄龄传》） 君臣共商国是，这是唐初很难得的政治气氛，唐太宗英明，而房玄龄、魏征等忠贤，“贞观之治”盛世的形成，与李世民这一明君有关，也与房玄龄、魏征等这些贤能大臣的辅佐有关。  房玄龄与李世民（剧照） 第三，房玄龄为李世民网络天下人才，选荐贤智官吏。秦王府人才济济，唐初文臣武将忠勇俊杰，该数房玄龄功劳最大。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房玄龄很有远见，他知道关陇势力能成气候，及时投奔至李世民门下，他任秦王府记室。当时，李世民四处征战，而房玄龄不仅为李世民起草文书，参知政事，而且，非常重视为李世民网络天下人才，他知道，李唐王朝要成大事，需要很多杰出人才。 在随军征战的过程中，每当李世民消灭了一方军阀势力，随军的其他臣僚首先想到的是搜取财物，而唯独房玄龄首先想到的是收拢人才，他注重选择有智谋或有勇力的人才，将其推荐进秦王府，并与这些收拢来的人才结为朋友，为秦王府招揽了英杰俊才。 房玄龄慧眼能识人才，因为他自己就是杰出人才，而且，他为人谨慎，不嫉贤妒能，注重让人才发挥长处。还有，他对人才不求全责备，所以，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为李世民储备了不少的人才。 可以说，秦王府人才济济，这与房玄龄努力选荐人才是分不开的，房玄龄不仅是李世民的第一谋士，而且，他还是李世民身边实际上行使着“吏部尚书”职权的大臣。 第四，房玄龄处事正派，竭诚为国，不计私利，深得人心，因而关键时刻能得到朝中要人的支持。 《新唐书》赞赏房玄龄说：“玄龄当国，夙夜勤强，任公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无妒忌，闻人善，若已有之。明达吏治，而缘饰以文雅，议法处令，务为宽平。不以己长望人，取人不求备，虽卑贱皆得尽所能。或以事被让，必稽颡请罪，畏惕，视若无所容。” 房玄龄是李世民身边的得力谋士，颇受器重，而且，他官居高位，功勋卓著，但他为官从不居功自傲，一直是谦虚低调当臣子。 首先，房玄龄对唐太宗始终恭谨有加，处处小心谨慎，时时如履薄冰，一旦处理政事稍有不妥，一旦引起李世民不悦，房玄龄立即叩头请罪，谨小慎微，不敢有一丝自傲；其次，房玄龄对朝中同僚一直以宽厚的态度和谐相处。他不妒贤不嫉能，其他大臣有成绩，他赞赏庆贺；其他大臣有过失，他不窃喜不责怪，从不以己之长去衡量他人之短。再次，房玄龄作为百官之长，一直宽厚待人，鼓励属下各尽其能，发挥特长，齐心协力，一起效忠李世民。 当然，伴君如伴虎，即便是李世民这样的开明帝王，也需要维护其帝王权威，使用其帝王权术，为了驾驭臣下，哪怕是对房玄龄这样的忠贤智臣，也会恩威并施，有时候来些警告、训斥，甚至将其停职。 房玄龄有时会因为一些处事不周的过失而受到李世民的指责，甚至还被停职。李世民为了维护其帝王权威，为了让身居高位的房玄龄能臣服于他，他会故意让房玄龄停职零落一阵，让房玄龄反省自己的错失。 房玄龄尽管兢兢业业，谨慎甚微，但还是有三次被停职了。 在公元636年，房玄龄第一次被停职，而他的停职竟然惊动了李世民的贤妻长孙皇后，当时长孙皇后已经病危，而在她临终前，还专门劝说李世民不要放弃重用房玄龄。长孙皇后对李世民说：“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旧唐书》卷五十一）其实，李世民原本就没有真正想让房玄龄停职，他只是想让房玄龄冷落一阵，好自我反省，听长孙皇后一劝，李世民立即恢复了房玄龄的职务。房玄龄为官谨慎，口碑极好，能让长孙皇后在病中特意为他说话，可见房玄龄作为李唐王朝的重臣，颇得皇后的赞赏。 公元646年，房玄龄第二次因处理一些政事不当而触犯了李世民，他再一次被停职。这一次，朝中有一些大臣站出来为房玄龄求情，而曾任谏议大夫、中书令的名臣褚遂良专门上了一道奏章为房玄龄说情，褚遂良在奏章里说：“玄龄自李唐起兵之际便追随陛下，于平定天下时立下不世奇功，在玄武门之事中参与决策，并在贞观初年为陛下谋划政局。若论臣子之功，无人能出玄龄其右者。如此国之栋梁，若未曾参与兵乱，不应被逐出朝廷。便是玄龄年迈，对朝政已力不从心，陛下亦应使其返乡养老，以礼待之。臣以为，陛下不应因些小过失，否定一开国元老之功。”（参看《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五卷》）李世民看完褚遂良的奏章之后，让房玄龄官复原职。 后来，房玄龄又一次被停职，这一次停职的时间较长，朝中大臣也没敢再为房玄龄说情，但李世民其实是不想让房玄龄离开朝堂的，时间长了，李世民只自己熬不住了，他自己找台阶下，他借口外出巡游，称要经过房玄龄官邸，要房玄龄见驾，见驾之后，李世民让房玄龄跟随着他回到了皇宫。 总之，房玄龄作为李世民身边的第一笔杆子，为李世民草拟文书，助李唐王朝定典章、修国史，是李世民不可缺少的第一“文胆”；房玄龄作为谋略家，为李世民出谋划策，屡献妙计，是李世民离不开的最重要智囊；房玄龄作为李世民身边的文臣，他富有远见，慧眼识人，积极网络人才，为李世民选拔官吏；房玄龄作为唐王朝的宰相，他处事谨慎，与人和善，不责人之过，不妒人之功，兢兢业业，精诚为国，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房玄龄是很有智慧的谋略家和非常有才敢的贤相。唐初著名谏臣王珪赞扬房玄龄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旧唐书》卷十七） 房玄龄的从政生涯历来得到了史学家的赞赏，比如，柳芳说：“房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玄龄不言己功；王珪、魏徵善谏，房玄龄赞其贤；李勣、李靖善将兵，房玄龄行其道；使天下能者共辅太宗，理致太平，善归人主，真贤相也！房玄龄身处要职，然不跋扈，善始善终，此所以有贤相之令名也！”（《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 《历代古人像赞》称房玄龄曰：“辅相文皇功居第一，遗表之谏精忠贯日。”房玄龄作为唐太宗的第一谋士，在“玄武门之变”和“贞观之治”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治政智慧很值得后人重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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