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庄王之谜：名声丝毫不显的明代藩王，陵墓却堪称地下宝库

在过去的数百年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打过梁庄王墓的主意。

这是明仁宗朱高炽第九子朱瞻垍（1411年7月7日－1441年2月3日）的陵墓，位于湖北钟祥市长滩镇大洪村。朱瞻垍生于永乐九年（1411）六月十七日，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十一日被册封为梁王，当时只有十三岁，十九岁（1429）就藩湖广安陆州（今湖北钟祥），正统六年（1441）正月十二日“以疾薨”，寿命仅三十岁，同年八月二十六日“葬封内瑜坪山之原”。

2000年初至2001年初，梁庄王墓先后三次被盗，有一个盗洞甚至危及后室顶部，所幸未遂。2001年4月12日至5月2日，湖北省考古所等共同对梁庄王墓进行了抢救叶发掘。短短二十天，揭示出中保存最好、出土文物数量最多的明朝亲王墓葬。

梁庄王墓出土了5300件随葬品，光金、银、玉器就有1400余件，用金总量达超过32斤。不过这许多黄金，却留下了颇大的谜题：如今已经发掘的明代藩王陵墓已不算少，为什么名声不显、壮年去世的梁庄王，居然成了明定陵发掘以来宝物最多的陵墓？为什么偏偏他的陵墓成了最重要的藩王墓葬，居然拥有这么多金玉珠宝随葬？

（一）金锭：来自何处，所为何事？

单单从梁庄王墓出土的黄金，就能看出这位藩王的独特之处。梁庄王墓出土的重要文物大多陈列在湖北省博物馆的“梁庄王墓”展厅，在随葬金器中，最“扎眼”、最实诚的金器的就是两枚金锭。两件总重3811.3克，每个大约有四斤。

梁庄王金锭的铭文颇有意思。左边金锭铭文为“随驾银作局销镕 捌成色金五十两重 作头季鼎等 匠人黄闵弟 永乐拾肆年捌月 日”。铭文内容比较全面丰富，包括制作机构、成色重量、经管官员和匠人的姓名、制作年代等等，我们可以稍作分析：

首先，这个金锭是由“随驾银作局”制作的。“银作局” 是洪武年间设立的二十四衙门(十二监、四司、八局)中的八局之一，负责管理各地选派的银匠、大器匠、金箔匠等为皇室服务的金银器匠人。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将原本设在南京的都城正式迁移到北京，永乐十四年时可能朱棣在北京、南京两地都办理公务，因此出现了随永乐皇帝往返于南京、北京的“随驾银作局”。

其次，这枚金锭的成色是“捌成色金”，成色即黄金制品中金的含量。1972年在山西太原市郊明代晋王陵园内发现有铭文“潞州洪武二十三年折收秋粮赤金五十两五钱重” 的金锭，形式和重量都与梁庄王墓金锭一致，不过这是潞州农民交纳秋粮的折金，含金量能达到95%。梁庄王墓出土的两枚金锭并非市场流通所用的金锭，“永乐十七年”金锭实测含金量为83.24%。

再次，“销熔”，就是将黄金原料加热熔化成金液，利用模具敞口浇铸成金锭。皇家工匠的制作水平比较高，因此金锭表面比较光滑。

右边的这枚金锭，铭文比较简单，铭刻“永乐十七年四月日西洋等处买到八成色金壹锭伍拾两重”。《明会典》记载:“洪武、永乐以来，设立御前答应大通事……总理来贡四夷。”明代初年，明王朝和现今的东南亚及南亚等海外地区进行交往，这就是铭文中的“西洋等处”。也有研究者认为，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时间是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至永乐十七年（1419）七月，这枚金锭的原料很可能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从海外购回，他们将这枚金锭视为研究郑和下西洋与明代海上贸易的珍贵实物资料，聊备一说。

这两枚金锭看似普通，其实包含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这两枚珍贵的金锭会出现在梁庄王的墓葬之中？能肯定的是，这必然是由宫中赐下的。有研究者按照《明会典·亲王婚礼卷》猜测，明朝的亲王定亲时，朝廷会赏赐礼物“金五十两”，这两个五十两金锭分别铸造于“永乐拾肆年”和“永乐十七年”， 朱瞻垍分别为五岁、八岁，尚未封王。这两件金锭可能是皇帝在儿子定亲时从内库中取出赏给的礼物。梁庄王经过正妃和继妃两次婚姻，因此得了两个金锭。这也不失为一种有合理性的说法。

第二个问题难以回答一些，如果是明代亲王定亲之礼，为何存世量如此之少，单单只有梁庄王把它随葬于墓中，以至于这是目前仅存的实物？

（二）从金壶到金匕：册封赏赐的宗庙祭器

明代初期，为了抑制厚葬的风气，朝廷规定薄葬，亲王的葬制遵照洪武二年（1369）常遇春的葬礼标准。其“明器九十事”中有军器、日用器皿、乐俑等等，日用器皿均为锡造冥器。不过这一定制在洪武之后就徒具形式了，到了梁庄王时，所谓“薄葬”完全行不通了。

明，锡造祭祀礼器，梁庄王墓出土，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梁庄王墓出土了51件（套）锡造祭祀器皿，不过，这只是他庞大随葬品中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墓中还随葬有成百上千件珍贵的金器和玉器，不少金质器皿为生前的日用器，包括以壶、盆为组合的容器，还有一部分以勺、匕、箸为组合的用具。

金壶、金盂、金爵、金盆和金锺盖，堪称梁庄王墓中分量最足的“五大件”。这五件中，大约只有金锺盖一件是梁庄王自作的，其他都为宫中赐下。

梁庄王墓中出土了两把金杏叶执壶，存世的明代金壶十分稀少，这还是首次在明代亲王墓中发现随葬金壶。两件金杏叶执壶形制相似，造型典雅大气，制作时先分不同部位捶揲，再以金焊合成，最后全器抛光。其一铭文为“银作局洪熙元年正月内成造捌成伍色金贰拾叁两盖嘴攀索全外焊壹分”，壶实重868.4 克，其二铭文为“重贰拾肆两伍钱捌分”，实重915.5克。

明，金爵、金壶、金盂，梁庄王墓出土，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梁庄王墓出土的金质实用器中，下图这件金盆是分量最大的一件，重量为1695克，口径41厘米，底径28厘米。纯金比较软，容易变形，要打造成这么大、薄的金盆，含金量就不会很高，通常只有60%到70%，避免产生太多坑陷或划痕。

明，金盆，梁庄王墓出土，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梁庄王墓还出土了一些小件的金质用具，比如金箸、金匕和金漏勺。金漏勺形若一枚镂空的杏叶，这种造型方便撩拨茶汤中的茶叶，也可以捞取饮品、羹汤中的食物。《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五回中所说的“棋童儿云南玛瑙雕漆方盘拿了两盏茶来，银镶竹丝茶锺，金杏叶茶匙，木樨青荳泡茶吃了”，大约形制和这种茶匙相似。

明，金箸、金漏斗、金匕，梁庄王墓出土，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梁庄王墓中的自作金器中，最显眼的是金锺盖，重183克，口径16.3厘米，系搭配青花龙纹瓷锺和鎏金金托盘所用，有“承奉司正统二年造金锺盖四两九钱”铭文。承奉司是梁王府内设机构，因此这金锺盖大约并非皇宫赏赐。从工艺上看，这件金锺盖远比银作局制作的那些素面金器讲究，满饰凸起的二龙戏珠纹和云纹，更加繁缛华丽。

明，金锺盖，梁庄王墓出土，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银作局制作的金器，其精美程度还比不上梁王府自己制作的？

首先要提醒大家的是，银作局制作、赏赐给梁王的金器上，大多有与“洪熙元年”有关的铭文。除了金杏叶执壶标明制作时间为“洪熙元年”以外，金匕背面有“银作局洪熙元年正月内造捌成伍色金贰两伍钱”20字铭文，出土两副金箸，一副金箸铭文为“银作局洪熙元年正月内造捌成五色金壹两贰钱伍分”，另一副为“银作局永乐贰拾贰年拾月内改造捌成色金壹两伍钱柒分伍厘”。此外，王妃的金钩凤纹佩在金钩内面刻有“银作局洪熙元年正月内造捌成伍色金伍钱”铭文。

明，金钩凤纹佩，梁庄王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银作局特意在洪熙元年(1425年)制作这么多金器，恐怕还与朱瞻垍在永乐二十二年（1424）十月十一日被册封为梁王有关。册封时已近年末，当月制成了一副金箸，次年完成了金壶、金箸、金匕、金钩凤纹佩等重要金器，赏赐给了14岁的朱瞻垍。这些金器实际上是因册封而制作、因册封而赏赐的。

有人认为这些金壶、金盆等等是明代宫廷、贵族阶层中常见的日用器皿。记录抄没严嵩家产的《天水冰山录》中载有金素杏叶壶一十一把、金飞鱼杏叶壶二把、金麒麟杏叶壶二把，“杏叶”就是这种金壶的形制。描绘明代宫廷生活状貌的《朱瞻基行乐图》《四季赏玩图》和《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都出现了这种执壶，可见其在明代皇宫中的流行程度。也许正因为常见，研究者往往“情不自禁”地把它们当做梁庄王的日用器。

明，《朱瞻基行乐图》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明，《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明，《四季赏玩图》，局部

金盆似乎也只是普通的宫廷用器。看到梁庄王墓的金盆，就令人想起曾经出土了大量皇家金器的定陵。定陵是明代第十三帝神宗显皇帝朱翊钧（年号万历）的陵墓，出土了酒注、爵、盆、盂、匙、箸等金质器皿。定陵为帝陵，梁庄王墓是王陵，虽然二者有不少日用金器的形制相近，制作工艺相似（主要为锤揲制成），但差别亦很大。首先，定陵中出土的金器数量、重量远远超过梁庄王墓，定陵随葬金盆九件，其中最大的口径达52.4厘米，最重的据本身铭文标明八十两（实测重2986克）。而梁庄王墓有金盆一件，分量仅有一半左右。其次，定陵金器远比梁庄王金器精细，定陵的金盆有八件带铭文，两件装饰有云龙纹等复杂精细的纹饰，而梁庄王的金盆为素面，并无铭文。再次，定陵金器使用范围更加广泛。定陵金盆中，有一件重七十九两四钱（实测重2941克）的标明是面盆，其余几面大小不一，小者口径才22厘米，可能别有他用。而梁庄王的金盆应当只是面盆。

综上所述，似乎这些金壶、金盆没有什么特别。但是仔细思索，对皇帝来说，这可能作为日用器，但对藩王而言，却未必可行。只在册封梁王时才颁授大量金器，其目的应当不是为了给亲王提供日常所用。否则以当时高超绝伦的金器制作工艺，不会都设为简单朴素的素面。其二，虽然爵常常被当做酒器，但实际上用它喝酒并不比普通的杯盏更方便。在古代时，爵往往是作祭器使用的。明代洪武元年的太庙时享就有金爵八件，瓷爵十六件，弘治时变更为金爵十七件，袷祭加二。再考虑到《明会要》记载，洪武年间的皇家祭器先是“造银器，以金涂之。酒壶、盂、盏皆八”，接着“又诏器皿以金涂银者，俱易以金”，改为纯金制作的酒壶、盂、盏。这样看来，梁庄王墓这些金壶、金爵、金盂的作用，就呼之欲出了。

不妨作一推测：金壶、金爵、金盂、金盆乃至金匕、金箸等有银作局铭文的素面金器，是赐给梁王作为宗庙祭器的，是礼仪制度的一环，不应作为普通的日常饮食用器看待。

（三）金饰：王的穿戴

除了上述这些“大件”，梁庄王墓还出土了大量制作精美的金饰。其发簪、臂钏、耳环、坠饰之类大多属于王妃所有，腰带、帽顶几乎均为梁王之物。

梁庄王墓中出土了二十五件金簪，只有两件属于梁王所有。这两件金簪分属两个极端：一件是极其华美的金花簪，全长13.4厘米，簪头宽10厘米，厚3厘米，重达60克，佩戴于发髻正中。簪头作成一朵牡丹花，由四层花叶组成，每层八瓣花叶，叶面有叶脉纹，层间夹有花须。

明，金花簪，梁庄王墓出土，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另一件为造型极其简单的圆头金簪，全长8.4厘米，重量只有3.7克，器形小，不过含金量是梁庄王墓所有金器中最高的，达到了97%。

梁庄王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金玉腰带。其中出土的带饰达300余件，经整理复原出腰带十余条，堪称明代藩王墓之最，腰带总数甚至超过定陵。这些腰带工艺复杂，装饰华丽，比如重646.4克的金花丝镶宝石腰带，由24件金花丝镶宝带銙和两件金带扣及一件脱落的金插销组成，共镶有红、绿、蓝、透明宝石84颗。另一条金镶宝石腰带由20件金镶宝石带銙、两件金带扣及1件脱落的金插销组成，全带向前猫眼、绿松石、绿柱石、祖母绿等宝石98颗。

明，金花丝镶宝石腰带，梁庄王墓出土，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明，金花丝镶宝石腰带，梁庄王墓出土，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明，金镶宝石腰带，梁庄王墓出土，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此外，梁庄王墓出土了六件大型金镶玉、宝石帽顶。元代王公贵族常戴笠帽（有大沿的大帽），顶部会以金镶珠玉宝石为装饰。明代继承了笠帽，但由于恢复汉人服饰制度，笠帽与汉服不大好融合，因此只能作为燕居时的便帽，《明宪宗元宵行乐图》中，宪宗所戴的正是笠帽。

明，《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笠帽也有礼制要求。根据《明会典》与《明史·舆服志》，玉代表最高的身份等级，官阶一二品帽顶、帽珠用玉，三至五品帽顶用金，帽珠用玉。明代严嵩官居一品，帽顶可以用金玉，《天水冰山录》记录抄没严嵩家产时获得的帽顶有金镶珠（玉）宝（石）帽顶、金镶珠帽顶、金镶玉帽顶等三十五个，共重七十七两一钱七分。梁庄王贵为藩王，帽顶也是最高等级，所以帽顶用玉，基座使用镶嵌宝石和白玉的纯金。

明，金镶宝石帽顶，梁庄王墓出土，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梁庄王墓中出土的腰带和帽顶，不但工艺精美绝伦，还镶嵌了大量宝石。当时中原所产宝石，大致就是绿松石、玛瑙之类，而梁庄王腰带与帽顶的宝石包括无色蓝宝石、淡黄色蓝宝石等很多种类，比如上图的金镶宝石帽顶现存宝石十颗，顶上镶嵌的无色蓝宝石重约200克拉，在宝石中心打有一孔，以金丝固定在底座上。经过鉴定，梁庄王墓所用的宝石均来自西洋，很可能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珠宝。这些金饰从何而来，是梁庄王自己置办的，还是皇宫中赐下的？恐怕很可能还是后者。

明，金镶宝石白玉镂空云龙冠顶，梁庄王墓出土，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四）结语

目前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明代藩王能够在随葬品上达到梁庄王的高度。遗憾的是，梁庄王墓东北约500米处的娘娘坟(可能是梁庄王正妃或夫人墓)被盗一空，否则还可以和梁庄王墓相参照。

从梁庄王墓的金锭、金质器皿、金饰可以看出，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特点：首先，这些耗金量大的精美金器几乎全部属于梁王，王妃的金簪等饰物，用金并不算多。其次，它们中绝大多数由宫中赏赐，与梁王的身份地位相匹配，主要体现的不是财富，而是丰富的政治内涵，难以进市面上流通。

明，冕冠，梁庄王墓出土，拍摄于湖北省博物馆

于是，我们可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梁庄王在明朝藩王中并不出类拔萃，却以大量精美的金、玉器随葬。和号称“明初亲王第一陵”的鲁荒王（1370-1390）墓相比，鲁荒王墓只出土文物一千余件，随葬只有两条玉带，远远比不上梁庄王。而比梁庄王早十七年前去世的楚昭王就更加“寒碜”，除了金镶木腰带以外，随葬的大多是铜器、锡器、铁器，是随葬器物明器化的代表。但是鲁荒王和楚昭王并不存在梁庄王的问题：梁庄王只有两个女儿，没有人能够袭他的王爵，被“无子封除”。

为何梁庄王墓会出土这么多金银珠玉，是因为梁庄王原本就财力雄厚，还是当时皇帝的额外施恩？或许这些因素多少也有一些，但主要原因是，按照当时的礼制，过去数十年间赐给梁庄王的金壶、金爵乃至腰带等等，按照品级，在梁庄王的家族中再也无人能用。既然不能传之子孙，索性让这些宝物都“随他而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