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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李格非撰。格非字文叔，济南人。元末为国子博士。绍圣初进礼部郎，提点京东刑狱，以党籍罢。是书记洛中园囿，自富弼以下凡十九所。格非自跋云：“天下之治乱，候於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於园囿之兴废。”盖追思当时贤佐名卿勋业盛隆，能享其乐，非徒夸台榭池馆之美也。《书录解题》、《郡斋读书志》俱载李格非撰。惟《津逮秘书》题曰华州李チ。考邵博《闻见後录》第十七卷，全载此书，不遗一字，题标格非之名。同时之人，不应有误。知毛晋之误题审矣。王士祯《居易录》记是书，前有绍兴中张琰德和序，首曰山东李文叔云云，此本亦佚之。殆又後人因标题姓名与序不符，而刊除其文欤？
李格非其人
李格非，字文叔，济南章丘人，其生卒年皆不详。根据《宋史》本传的有关材料推算，他约生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之后，卒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6）之后。他以数十万言的《礼记说》，表现了对经学研究的颇深造诣。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他考取进十，初任冀州(今属河北)司户参军，后又任郓州(今山东郓城、东平一带)教授。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人补太学录，再转博士。其后又先后任校书郎、著作佐郎、礼部员外郎以及提点京东刑狱等官职。李格非在政治上属于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即所谓的“元佑党人”。虽因此而遭贬甚至罢官，但他始终有较清醒的政治头脑，而且忠于职守，做了一些为民除害的事情。他在《洛阳名园记》一书的最后，以小见大，由近及运，纵论天下兴衰，指出“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他惊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这种对时弊的针砭应该说是颇有见地和勇气的。
李格非是名重一时的北宋文学家，他受知于著名文学家苏拭，与当时的廖正一、李禧、董荣合称“苏门”的“后四学士”。他著述刻苦，工于词章，创作态度十分严肃认真。《宋史》本传说他“尝言‘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他惟崇刘伶的《酒德颂》、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肯定了他们“字字如肺腑出”的真实感情。他勤奋实践着自己的创作主张，博得当时同行的好评。“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说他“日数十篇不休，如茧抽绪，如山云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发”。(《有竹堂记》)甚至博得了“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宋韩*唬《涧泉日记》引南宋进士尹少稷语)这样极高的赞誉。此论虽未免过高，但从中也可看出李格非在当时的影响。
李格非著有《李格非集》54卷，《礼记精义》16卷，《史传辨志》5卷，《永洛城记》1卷，另有《历下水记》等著作。这些著作均已亡佚。今存可见者有《洛阳名园记》一卷，另有尚可考见者十数篇，散见于其他典籍之中，如宋惠洪的《冷斋夜话》、明李濂的《汴京遗迹志》、清近代潘永因的《宋稗类钞》等。近年又在章丘发现有李格非在元丰八年（1085)为当地隐士廉复所写的碑文《廉先生序》，《序》末题有“绣江李格非文叔序”，人多据此断定李格非的里籍为今日济南市章丘县明水镇。但也有人提出疑议，因该碑为元代“重刻”，中有附会也末可知。
据《宋史》本传，李格非“卒年六十一”。
李格非（生卒年不详），字文叔，历城（今山东省济南市）人。官至礼部员外郎，后被定为“元祐党人”而罢官。他是南宋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父，与廖正一、李禧、董荣合称“苏门后四学士”。著有《礼记说》、《洛阳名国记》。
书洛阳名园记后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淆、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无余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本文是附在《洛阳名国记》后的总论。文章先提出“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侯也”。继而提出：“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从而点明作《洛阳名园记》的意义所在。并由此抒发感慨，警戒当时公卿士大夫，不可沉醉于园林美景，忘却治理天下的重任。文章借古喻今，因小见大，层次清晰，耐人寻味。
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字文叔，北宋文章名流。李清照《上枢密韩公诗二首》诗序中称“父祖皆出韩公门下”，可知其父祖辈皆为“蚤有盛名，识量英伟”（《宋史·韩倚传》）的学士韩倚的门下士。李格非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进士，初任冀州（今河北冀县）司户参军，试学官，后为郓州（今山东东平）教授。宋代有兼职兼薪制度，郡守见他清贫，欲让他兼任其他官职，他断然谢绝，表现了廉洁清正的风节。
元丰八年（1085年）九月十三日，李格非为已故同里人、家住明水以西廉家坡村的齐鲁著名隐士廉复撰写《廉先生序》一文，述其平生，证其为人，传其不朽。
宋哲宗元柏元年（1086年）李格非官太学录，元佑四年（1089年）官大学正。晁补之《有竹堂记》有云：“济南李文叔为大学正，得屋于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旁，而名其堂曰‘有竹’，榜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砚，呻吟策犊，为文章数十篇……”由于专心供职著述，文名渐显，于元佑六年（1091年）“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拭”（《宋史·李格非传》），与廖正一（字明略）、李槽（字膺仲）、董荣（字武子）并号为苏门“后四学士”（见韩渡《涧泉日记》）。同年十月，哲宗幸太学，李格非奉命撰《元佑六年十月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
绍圣元年（、094年），章悍为相，立局编类元佑诸臣章疏，召李格非为检讨，拒不就职，因而得罪，遂被外放为广信军（今河北徐水遂城西）通判。任职期间“有道士说人祸福或中，出必乘车，氓俗信惑。格非遇之途，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穷治其好，杖而出诸境”。表现出厌恶邪术、不信鬼神、反对迷信的思想。绍圣二年（1005年），李格非召为校书郎，著作佐郎。是年撰成他的传世名文《洛阳名园记》。《宋史·李格非传》云：“尝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洛阳名园记》10卷，记洛阳名园，自富郑公（粥）以下凡19处。北宋朝廷达官贵人日益腐化，到处营造园圃台谢供自己享乐，李格非在对这些名园盛况的详尽描绘中，寄托了自己对国家安危的忧思。绍圣四年（1007年），李格非升任礼部员外郎。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0名），朝廷内排挤元佑旧臣。李格非名列“元佑党”，被罢官。《宋史·李格非传》：“提点京东路刑狱，以党籍罢。”根据元佑党人“不得与在京差遣”的规定，李格非只得携眷返归明水原籍。
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毁元佑党人碑，大赦天下，除一切党人之禁，叙复元佑党人（见《宋史·徽宗纪》）。李格非与吕希哲、晁补之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续资治通鉴拾补》），但禁止到京师及近钱州县。“监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头职衔，故此后李格非仍在原籍居住。
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八日，李格非曾陪同当时的齐州知州梁彦深游于历山东侧佛慧山下的甘露泉，并镌文于“秋棠池旁之石壁上，题名曰：“朝请郎李格非文叔”（乾《历城县志》）
李格非卒年元考。《宋史·李格非传》仅载：“卒，年六十一。”
李格非著作颇丰。《宋史·艺文志》载，李格非有《礼记精义》十六卷人史传辨志》五卷人洛阳名园记》一卷《永洛城记》一卷。又，《遂书堂书目》及《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载《李格非集》四十五卷；《涧泉日记》卷上载有《济北集》；张邦基《墨庄漫录》载有《历下水记》。惜各书皆佚，现仅有《洛阳名园记》一卷传世。
李格非现存遗文、断篇及书目可知者尚有《廉先生序》（《章丘县志》）《书战国策后》（南宋绍兴丙寅姚宏《重校战国策。叙录》）人元柏六年十月哲宗幸大学君臣唱和诗碑》（《枫窗小犊》）〈傅尧俞疏》（毕沅《中州金石志》）〈破墨癖说》（张邦基《墨庄漫录》）〈杂书》二篇（《墨庄漫录》人冷斋夜话》）〈李格非论文章》（彭乘《墨客挥犀》）〈祭李清臣文》以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
清照之夫赵明诚，字德甫（又作德父），密州诸城（1197山东诸城）人，宋徽宗崇宁年间宰相赵挺之之第三子。著名金石学家，生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卒于宋高宗建炎三年（1001年）。赵明诚20岁尚在大学读书时，与李清照结婚。崇宁四年（1105年）十月授鸿胪少卿。大观元年（11阴年）三月，赵挺之去世，遭蔡京诬陷，被追夺赠官，家属受株连。赵明诚夫妇从此屏居青州乡里13年。宣和年间赵明诚先后出任莱州、淄州知州。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起知江宁府。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移知湖州，未赴，病逝于建康。
从大观二年（1108年）至宣和三年（1121年），赵明诚曾四游仰天山，三访灵岩寺，一登泰山顶。或题名，或拓片，获得了大量的碑文资料。经过多年的亲访广集，在李清照帮助下，赵明诚完成了《金石录》的写作。这是一部继欧阳修《集古录》之后，规模更大、更有价值的研究金石之学的专著。著录所藏金石拓本，上起三代下及隋唐五代，共2000种。《金石录》30卷。前10卷为目录，按时代顺序编排；后20就所见钟鼎彝器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石刻文字，加以辨证考据，对两《唐书》多作订正，是研究古代金石刻必资之书。
李清照之父——文章名流李格非
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字文叔，北宋文章名流。李清照《上枢密韩公诗二首》诗序中称“父祖皆出韩公门下”，可知其父祖辈皆为“蚤有盛名，识量英伟”(《宋史·韩琦传》)的学士韩琦的门下士。李格非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进士，初任冀州(今河北冀县)司户参军，试学官，后为郓州(今山东东平)教授。宋代有兼职兼薪制度，郡守见他清贫，欲让他兼任其他官职，他断然谢绝，表现了廉洁清正的风节。元丰八年(1085年)九月十日，李格非为已故同里人、家住明水以西廉家坡村的齐鲁著名隐士廉复撰写《廉先生序》一文，述其平生，证其为人，传其不朽。宋哲宗元元年(1086年)李格非官太学录，元佑四年(1089年)官太学正。晁补之《有竹堂记》有云：“济南李文叔为太学正，得屋于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旁，而名其堂曰‘有竹’，榜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砚，呻吟策牍，为文章数十篇……”由于专心供职著述，文名渐显，于元六年(1091年)“再转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李格非传》)，
与廖正一(字明略)、李禧(字膺仲)、董荣(字武子)并号为苏门“后四学士”(见韩淲《涧泉日记》)。同年十月，哲宗幸太学，李格非奉命撰《元佑六年十月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绍圣元年(1094年)，章为相，立局编类元诸臣章疏，召李格非为检讨，拒不就职，因而得罪，遂被外放为广信军(今河北徐水遂城西)通判。任职期间“有道士说人祸福或中，出必乘车，氓俗信惑。格非遇之途，叱左右取车中道士来，穷治其奸，杖而出诸境”。表现出厌恶邪术、不信鬼神、反对迷信的思想。绍圣二年(1095年)，李格非召为校书郎，著作佐郎。是年撰成他的传世名文《洛阳名园记》。《宋史·李格非传》云：“尝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洛阳名园记》一卷，记洛阳名园，自富郑公(弼)以下凡19处。北宋朝廷达官贵人日益腐化，到处营造园囿台榭供自己享乐，李格非在对这些名园盛况的详尽描绘中，寄托了自己对国家安危的忧思。绍圣四年(1097年)，李格非升任礼部员外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内排挤元旧臣。李格非名列“元党”，被罢官。《宋史·李格非传》：“提点京东路刑狱，以党籍罢。”根据元祐党人“不得与在京差遣”的规定，李格非只得携眷返归明水原籍。崇宁五年(1106年)正月，毁元党人碑，大赦天下，除一切党人之禁，叙复元祐党人(见《宋史·徽宗纪》)。李格非与吕希哲、晁补之等“并令吏部与监庙差遣”(《续资治通鉴拾补》)，但禁止到京师及近畿州县。“监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头职衔，故此后李格非仍在原籍居住。大观二年(1108年)三月八日，李格非曾陪同当时的齐州知州梁彦深游于历山东侧佛慧山下的甘露泉，并镌文于秋棠池旁之石壁上，题名曰：“朝请郎李格非文叔”(乾隆《历城县志》)。
李格非卒年无考。《宋史·李格非传》仅载：“卒，年六十一。”
李格非著作颇丰。《宋史·艺文志》载，李格非有《礼记精义》十六卷、《史传辨志》五卷、《洛阳名园记》一卷、《永洛城记》一卷。又，《遂书堂书目》及《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载《李格非集》四十五卷；《涧泉日记》卷上载有《济北集》；张邦基《墨庄漫录》载有《历下水记》。惜各书皆佚，现仅有《洛阳名园记》一卷传世。
李格非现存遗文、断篇及书目可知者尚有《廉先生序》(《章丘县志》)、《书战国策后》(南宋绍兴丙寅姚宏《重校战国策·叙录》)、《元六年十月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枫窗小牍》)、《傅尧俞疏》(毕沅《中州金石志》)、《破墨癖说》(张邦基《墨庄漫录》)、《杂书》二篇(《墨庄漫录》、《冷斋夜话》)、《李格非
论文章》(彭乘《墨客挥犀》)、《祭李清臣文》(《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诗歌存世者，有完篇3首及断句《挽鲁直》：《哲宗幸太学唱和诗》见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二十三，《过临淄》、《试院》、《挽鲁直》俱见《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及《绣水诗抄》。
李格非善论文章。《宋史·文苑传》称他“苦心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南宋刘克庄说他“文高雅条畅有义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后村诗话》)。宋人彭乘《墨客挥犀》云：“李格非善论文章，尝曰：诸葛公《出师表》、李令伯《陈情表》，陶渊明《归来引》，沛然如肺肝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数君子在后汉之末，两晋之间，未尝以文章名世，而其词意超迈如此!盖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他主张文章以气、以诚为主，要真实自然，感情充沛，反对矫揉造作，无病呻吟。他又说：“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宋史·李格非传》)李格非论文章不仅尚“气”、尚“诚”，还尚“横”。张邦基《墨庄漫录》曾引李格非之语曰：“余尝与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唯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近得眉山《筼筜谷记》、《经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及其自得而离俗绝畦径间者，故众人不得不疑。则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李格非曾著《杂书》，遍论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范晔、韩愈等文章大家之作，褒贬指责，洋洋洒洒，切中要害，令人折服。以至于宋人尹少稷竟称赞说：“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宋韩淲《涧泉日记》)此虽过誉之辞，但足以说明李格非文章确有特色，不愧为北宋文章名流。
●洛陽名園記原序
山东李文叔记洛阳名园，凡十有九处，自富郑公而终于吕文穆，其声名气熖见于功徳者，遗芳余烈，足以想象其贤。其次，世位尊崇、与夫财力雄盛者，亦足以知其人经营生理之劳。又其次，僧坊以清净化度羣品，而乃斥余事，种植灌溉，夺造化之功，与王公大姓相轧。
夫洛阳，帝王东西宅，为天下之中。土圭日影，得阴阳之和；嵩少瀍涧，钟山水之秀。名公大人，为冠冕之望；天匠地孕，为花卉之奇。加以富贵利达，优游闲暇之士，配造物而相妩媚，争妍竞巧于鼎新革故之际，馆榭池台，风俗之习，岁时嬉游，声诗之播扬，圗画之传写，古今华夏，莫比观文叔之记可以致近世之盛。
可以信文叔之言，为不苟且。夫识明智审，则虑事精而信道笃，随其所见浅深为近逺，大小之应于熙寜变更，天下风靡，有所必不可者。大丞相司马公为首，后十五年，无一不如公料者，至今明验，大效与始言若合符节。文叔，方洛阳盛时，足迹目力，心思之所及，亦逺见髙览，知今日之祸，曰“洛阳可以为天下治乱之候。” 又曰“公卿髙进于朝，放乎一巳之私意，忘天下之治忽。”呜呼！可谓知言哉。文叔在元佑，官太学。丁建中靖国。再用邪朋，窜为党人，女适赵相挺之子，亦能诗上赵，相救其父，云“何况人间父子情。”识者哀之。
今记称，潞公年九十而杖屦东西，按太师丙午生，正绍圣乙亥岁。谴逐岭表立党之二年，诬谤宣仁，圣烈废降，昭慈献圣，羣阴巳壮，芽孽弄权，宰相不必斥其名后。内相王明叟指言“绍圣，当国之人如操舟者，当左而右，当右而左，旁观者，为之寒心。”与文叔所言“放乎一巳之私意，而忘天下之治忽。”若相终始。愚故曰“其言眞不苟且也。”
噫！繁华盛丽过尽，一时至于荆棘，铜驼遍于伊洛。虽宫室苑囿，涤除皆尽。然一废一兴，循天地无尽藏，安得光明盛大，复有如洛阳众贤佐中兴之业乎？季父浮休侍郎咏长安废兴地，有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汉苑隋宫巳黍离。覆辙由来皆在说，今人还起古人悲。”感而思治世之难，遇嘉贤者之用心，故重言以书其首。
绍兴八年三月望日豳国张琰徳和序
富郑公园
洛阳园池，多因隋唐之旧，独富郑公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胜。游者自其第，东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则一园之景胜可顾览而得。南渡通津桥，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还右旋花朩中，有百余步，走荫樾亭，赏幽台，抵重波轩，而止。直北走土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谓之洞者，皆斩竹丈许，引流穿之，而径其上。横为洞一，曰土筠；纵为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厯四洞之北，有亭五，错列竹中，曰丛玉、曰披风、曰漪岚、曰夹竹、曰兼山。稍南有梅台，又南，有天光台。台出竹朩之杪。遵洞之南而东，还有卧云堂。堂与四景堂并南北。左右二山，背压通流。凡坐此，则一园之胜可拥而有也。郑公自还政事归第，一切谢宾客。燕息此园，几二十年，亭台花朩，皆出其目营心匠，故逶迤衡直，闿爽深宻，皆曲有奥思。
董氏西园
董氏西园，亭台花朩，不为行列区处，周旋景物，岁増月葺所成，自南门入，有堂相望者，三。稍西一堂，在大地间。逾小桥有髙台一。又西一堂，竹环之中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间涌出，开轩窓，四面甚敞，盛夏燠暑，不见畏日，清风忽来，留而不去。幽禽静鸣，各夸得意。此山林之景，而洛阳城中，遂得之于此。小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髙亭堂，虽不宏大，而屈曲深邃游者，至此往往相失，岂前世所谓“迷楼者”类也。元佑中有留守，喜宴集于此。
董氏东园
董氏以财雄洛阳。元丰中，少县官钱粮，尽籍入田宅。城中二园，因芜坏不治。然其规模尚足称赏。东园北向入门，有栝可十围，实小如松实，而甘香过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时，载歌舞游之醉，不可归，则宿此数十日。南有败屋遗址。独流杯、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中为堂，榜之曰“含碧”。水四向喷泻池中，没而阴出之，故朝夕如飞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走登其堂，輙醒，故俗目曰“醒酒池”。
环溪
环溪，王开府宅园，甚洁。华亭者，南临池左右翼，而北过凉榭，复汇为大池，周围如环，故云然也。榭南有多景楼，以南望，则嵩髙少室龙门大谷，层峯翠巘，毕効竒于前榭，北有风站台，以北望，则隋唐宫阙，楼殿千门万戸，岧嶤璀璨，延亘十余里。凡左太冲十余年极力而赋者，可瞥目而尽也。又西有锦厅、秀野台。园中树，松桧花朩，千株皆品，别种列除，其中为岛坞，使可张幄次，各待其盛而赏之。凉榭锦厅，其下可坐数百人，宏大壮丽，洛中无逾者。
刘氏园
刘给事园。凉堂髙卑，制度适惬，可人意。有知朩经者，见之且云“近世建造，率务峻立，故居者不便而易坏，唯此堂，正与法合。”西南有台一区，尤工致，方十许丈地，而楼横堂列，廊庑回缭，阑楯周接，朩映花承，无不妍穏。洛人目为刘氏小景。今析为二，不能与他园争矣。
丛春园
今门下侍郎安公买于尹氏。岑寂而乔朩森然。桐梓桧柏，皆就行列。其大亭有丛春亭。髙亭有先春亭。丛春亭出酴醿架上，北可望洛水。盖洛水自西汹涌奔激而东。天津桥者，迭石为之，直力滀其怒，而纳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与水争，喷薄成霜雪，声闻数十里。予尝穷冬月夜登是亭，听洛水声，久之觉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乃去。
天王院花园子
洛中花甚多种，而独名牡丹曰“花王”。凡园皆植牡丹，而独名此曰“花园子”，盖无他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本。皆城中赖花以生者，毕家于此。至花时，张幙幄，列市肆，管弦其中。城中士女绝烟火游之，过花时，则复为丘墟，破垣遗灶相望矣。今牡丹岁益滋，而姚黄魏紫一枝千钱。姚黄无卖者。
归仁园
归仁，其坊名也。园尽此一坊，广轮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唐丞相牛僧孺园，七里桧，其故朩也。今属中书侍郎，方剏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余里，中多大园池，而此为冠。
苖帅园
节度使苖侯既贵，欲极天下佳处，卜居得河南。河南园宅又号最佳处，得开寳宰相王溥园，遂构之。园既古，景物皆苍老，复得完力藻饰出之，于是有欲凭陵诸园之意矣。园，故有七叶二树对峙，髙百尺，春夏望之如山然，今剏堂其北。竹万余竿，皆大满二三围。疎筠琅绫逃翊＝駝y亭其南东。有水，自伊水派来，可浮十石舟，今剏亭压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绕之有池。宜莲荇，今剏水轩，驾出水上，对轩有桥亭，制度甚雄侈然。此犹未尽，得王丞相故园，水东为直龙圗阁赵氏所得，亦大剏第宅，园池其间。稍北曰“郏鄏”，陌陌列七丞相之第。文潞公、程丞相宅彷皆有池亭，而赵韩王园独可与诸园列。
赵韩王园
赵韩王宅园，国初诏将作营治，故其经画制作，殆侔禁省。韩王以太师归是，第百日而薨。子孙皆家京师，罕居之，故园池亦以扄钥为常。髙亭大榭，花木之渊薮，岁时独厮养，拥彗负畚锸者，于其间而巳。盖人之于宴闲，毎自吝惜，宜甚于声名爵位。
李氏仁丰园
李卫公有平泉花朩，记百余种耳。今洛阳良工巧匠，批红判白，接以它朩，与造化争妙，故岁岁益竒，且广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十种。牡丹、芍药至百余种。而又逺方竒卉，如紫兰、茉莉、琼花、山茶之俦，号为难植独植之洛阳，輙与其土产无异，故洛阳园囿花朩有至千种者，甘露院东李氏园，人力甚治，而洛中花朩无不有。有四并、迎翠、濯缨、观徳、超然五亭。
松岛
松，栢，枞，杉，桧，栝，皆美朩。洛阳独爱栝，而敬松。松岛，数百年松也。其东南隅，双松尤竒。在唐为袁象先园。本朝属李文定公丞相。今为吴氏园，传三世矣。颇葺亭榭池沼，植竹朩其彷。南筑台，北构堂、东北曰“道院”。又东有池。池前后为亭临之。自东，大渠引水注园中，清泉细流，涓无不通处，在他郡尚无有，而洛阳独以其松名。
东园
文潞公东园。本药圃地，薄东城，水渺弥甚，广泛舟游者，如在江湖间也。渊映、瀍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肤药圃二堂间，列水石，西去其第里余。今潞公官太师年九十，尚时杖屦游之。
紫金台张氏园
自东园，并城而北，张氏园亦绕水而富竹朩。有亭四。河圗志云“黄帝坐玄扈台”、郭璞云“在洛汭”。或曰“此，其处也。”
水北胡氏园
水北胡氏二园，相距十余步，在邙山之麓，瀍水经其旁，因岸穿二土室，深百余尺，坚完如埏埴，开轩窓其前，以临水上。水清浅则鸣漱，湍瀑则奔驶，皆可喜也。有亭榭花朩，率在二室之东。凡登览徜徉，俯瞰而峭绝，天授地设，不待人力而巧者，洛阳独有此园耳。但其亭台之名，皆不足载。载之，且乱实。如其台四望，尽百余里，而萦伊缭洛乎其间。林朩荟蔚，烟云掩映，髙楼曲榭，时隠时见。使画工极思不可圗，而名之曰“玩站台”。有庵在松桧藤葛之中，辟旁牖则台之所见，亦毕陈于前。避松桧，骞藤葛，的然与人目相会，而名之曰“学古庵”。其实皆此类。
大字寺园
大字寺园，唐白乐天旧园也。乐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也。今张氏得其半，为会隠园，水竹尚甲洛阳，但以其图考之，则某堂有某水。某亭有某朩。其水，其朩至今犹存，而曰堂曰亭者，无复彷佛矣。岂因于天理者，可久而成于人力者，不可恃耶？寺中，乐天石刻存者尚多。
独乐园
司马温公在洛阳自号迂叟，谓其园曰“独乐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曰“见山台 ”者，髙不过寻丈。曰“钓鱼庵”、曰“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杪，落蕃蔓草为之尔。温公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
湖园
洛人云“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艰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园而巳。予尝游之，信然。在唐，为裴晋公宅园。园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名盖旧，堂盖新也。湖北之大堂曰“四并堂”，名盖不足，胜盖有余也。其四达而当东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于湖之右者，迎晖亭也。过横地，披林莽，曲径而后得者，梅台、知止庵也。自竹径，望之超然，登之翛然者，环翠亭也。眇眇重邃，犹擅花卉之盛，而前据池亭之胜者，翠樾轩也。其大略如此。若夫，百花酣，而白昼眩；青苹动，而林阴合；水静而跳鱼；鸣朩落而羣峰出，虽四时不同，而景物皆好，则又其不可殚记者也。
吕文穆园
伊洛二水，自东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园亭喜得之，若又当其上流，则春秋无枯涸之病。吕文穆园在伊水上流，朩茂而竹盛，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桥跨池上，相属也。洛阳又有园池中有一物特可称者，如大隠庄——梅；杨侍郎园——流杯；师子园——师子是也。梅，葢早梅，香甚烈而大。说者云“自大庾岭移其本至此。”流杯，水虽急，不彷触为异。师子，非石也。入地数十尺，或以地考之，盖武后天枢销铄不尽者也。舍此又有嘉猷会节、恭安溪园等，皆隋唐官园，虽巳犂为良田，树为桑麻矣。然宫殿池沼，与夫一时会集之盛，今遗俗故老，犹有识其所在，而道其废兴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观万物之无常，览时之倐来而忽逝也。
论曰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肴渑之阻，当秦泷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巳，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予故曰“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髙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以一巳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已。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靖康后，祝融回禄尽取以去矣。
予得李格非文叔《洛阳名园记》，读之至流涕。文叔出东坡之门，其文亦可观。如论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其知言哉。
河南邵博记
晋王右军闻成都有汉时讲堂、秦时城池，门屋楼观，慨然逺想欲一游。目其《与周益州帖》，盖所致意焉。近时，吕太史有“宗少文卧游”之语，凡昔人纪载人境之胜，为一编。其奉祀亳社也。自以为谯沛眞源，恍然在目。视兖之太极、嵩之崇福、华之云台，皆将卧游之。噫嘻！弧矢四方之志，髙人达士之怀，古今一也。顾南北分裂，蜀在境内，惟逺患不往尔。往则至矣。亳兖嵩华，视蜀犹尔封也。欲往其可得乎？然则，太史之情，其可悲也已。近得此记，手冩一通，与《东京记》、《长安》、《河南志》、《梦华录》诸书并藏而时自览焉。是亦卧游之意云尔。
永嘉陈瑗伯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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