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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为什么会迷醉于花艺？那是因社会生活或动荡或不如意，花艺则是一种寄情，一如山水一如盆景，有情趣有味道，这也似明人小品，照时下的话说，就是素人生活。 所谓素人，即在简单中享受快乐。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在花艺中却有独到的天地，审美情趣趋于高雅。而这也是文人墨客的两面：一面混迹于日常生活，有时不乏江湖论道，一面追求精神的素洁高雅，这并非是精神的“出轨”或逃避，是在寻找另一个天地以寄托。 那么，花艺就格外有了一种意境。东汉末年的崔寔《四时月令》说：“京师立秋，满街卖楸叶，妇女儿童皆剪成花样戴之，形制不一。”这立秋戴花，也为簪花，是把花插在头饰之上，虽与后来的插花不同，由此观之，不难发现这正是插花的最早形态吧。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插花艺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民间的生活习俗，《诗经》里有青年男女互赠花卉的场景：“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芍药。”这种场景暗含的是情人之约。《楚辞》亦有记录：“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南方人用草木装饰房舍，给人是美好的期待。但这也说是插花艺术的起源，似乎是勉强了些。 有人认为，插花与佛前供花有关。 东汉康孟祥翻译的《修行本起经》有记录：“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放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佛教中最常见的是拈花献佛。宋普济著《五灯会元·七佛·释迦牟尼佛》：“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是佛教当中的禅宗里头的以心传心的第一公案。这微妙的心传，需借助于花，花在此处不仅仅是象征，更有某种隐秘的含义。事实上，在花语当中，诸多的解读使花儿呈现出不同的样貌，这也是爱花人的独特心路历程。 晋朝是一个烂漫的时代，对花的喜好是一种社会风尚。《晋书·成恭杜皇后传》：“先是，三吴女子相与簪白花，望之如素奈，传言天公织女死，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此条笔记所记的素奈，是白色的花朵，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茉莉。可见国人早就对花艺有所喜好。 晋嵇含《南方草木状》：“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芬香，竞植之。”这耶悉茗，即素馨。宋高似孙《纬略·耶悉茗油》：“耶悉茗花是西国花，色雪白，胡人携至交广之间，家家爱其香气，皆种植之。”又，“凡草木之华者，春华者冬秀，夏华者春秀，秋华者夏秀，冬华者秋秀。其华竞岁，故妇女之首，四时未尝无花也。”这些花不只是一种装饰，更为重要的也有审美情趣。 从头饰插花，演化成插花艺术，这个过程漫长，正是中国人对花的认知程度的演变时，林林总总的花草由此也给人不一样的寓意。说是象征，又有包含审美需求在内。是不是足够风范的文人，也需有多重标识加以辨别，比如藏书、读书是其一，观其文房书画、赏其案头文玩，再看这花艺、茶趣，就大致知道一个人的文艺观、价值观了。这样的生活细节反而促进了文人生活的丰富多元化。 晋人所著的《汉宫春色》记录了四时之时宜：“春宜鼓琴，宜浇花，宜折柳，宜晨起梳妆，宜倚案读书，宜搴帘而出，行步珊珊；夏宜围棋，宜挥团扇，宜披葛纳凉，宜竹下小立，宜凭楼眺望，宜临荷沼，面映水中；秋宜对月，宜折桂，宜赏菊，宜以承露盘盥手，宜七夕望牵牛，宜倚红窗课宫人刺绣；冬宜玩雪，宜折梅，宜围炉，宜焚香静坐，宜剪烛清谈，宜披狐裘、御珠冠锦袍受朝贺。”这亦是一桩“幽栖逸事”了。 至明代，花艺已达到一个极高的水平。明代美学家金润所著的《瓶花谱》是集大成者，然而因种种缘故，这部书已失传了。但其对后世的茶艺有着深远的影响。张德谦的这部《瓶花谱》即受此影响所写，但其中的是非曲直，因金润的书失传就无从比较了。两者或许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如果说金润时代的花艺已是有了相应的高度，经过一百五十年的沉淀、发展，花艺又有了些许不同，而这正是张德谦所要表达的涵义了。 在明代涉及花艺的书，不只是有《瓶花谱》和《瓶史》，还有高濂的《遵生八说》中的《瓶花三说》、何先郎的《花案》、屠本畯的《瓶史月表》、程羽文的《花历》和《花小名》等等，可谓将花艺推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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