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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梁启超传》作者解玺璋 ■ 李芸 梁启超有九个儿女，他们中有三人成为院士，其他几位也都是各自领域里十分杰出的人才，被称为“满门俊秀”。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若生在今日，作为教育典范的梁启超，其人气指数绝对超过“好妈妈”尹建莉、虎妈、郎朗爸等一干人。而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在国外生活多年，又深受西方思潮影响，他的教育中西合璧。对今天的中国父母来说，其教育理念和方式非常值得借鉴。 《中国科学报》：梁氏一门，九朵奇葩。这几乎能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你如何看待梁启超家如此之高的成才率？ 解玺璋：这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可以说是必然的。说梁启超的家庭教育，就不能不说梁氏家族的家教、家风。梁启超成长为举世公认的改革家、思想家、教育家，得益于他的家教。梁启超从祖父和父亲那里秉承了以“义理”、“名节”为立足之本的家教、家风，梁家特别强调道德修养、精神陶冶和人格培育。 但区别于祖父和父亲，梁启超赶上了一个西风东渐的时代，其眼界和心胸都大大地扩展。西方近现代教育所倡导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尊重个性、启发式教育等理念，不仅使他感到惊讶、新奇、别开生面，也让他看到了开启民智、改造国民、培育新人的可能。他参照西方国家的经验，在百年前就根据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提出循序渐进、循循善诱、启发为主、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了。 梁启超对子女的培养教育，成功地实现了以人格教育为主的儒家传统，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提升和转换。这么说也许有点绕，但他的做法和实际效果确实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教育和传统教育相结合的美好前景。 《中国科学报》：你提到儒家传统是“人格教育”，但在很多人看来，儒家的传统是“出人头地”、“学而优则仕”啊？ 解玺璋：我们把儒家的传统简化为考取功名、读书做官，是一百多年来对儒家的误读。传统儒学主张教育从两个方面入手：从自身的角度来说，在于认识天命、激励节操，积极把握个人命运；从外部的角度来说，就是要用自己的所学尽力为社会服务，报效国家，也就是“内圣外王”。 梁启超对于孩子们的品性、为人、立身、处世给予了细致入微的指导。在梁启超看来，教育不是别的什么，就是教人学做人。 《中国科学报》：“做成一个人”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解玺璋：梁启超所说的“做成一个人”，包括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知育要教人不惑，情育要教人不忧，意育要教人不惧。 首先是不惑。梁启超对子女的学业十分重视，认为这是立身的根本。所以他对几个大孩子，从选择专业到指导学习，再到毕业后的求职，甚至以后的生计问题，总要亲力亲为，尽量作出妥善的安排。 其次是不忧。这就是要在生活中保持积极进取的态度，他最怕孩子消极、气馁、悲观、忧郁。他在给孩子的信中反复提到“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一开始梁启超特别担心梁思成和林徽因，因为林徽因是一个情绪波动很大的人。在林徽因遭遇了父亲的死难后，梁启超多次写信劝慰，并让其他孩子尽力开解。梁思成和林徽因后来取得的显著成就应该说与梁启超付出的很多心血是分不开的。 最后是不惧。梁启超认为这有两件事，第一件叫做心地光明。他说，一个人要保持勇气，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而第二件就是要练就抵御各种诱惑的本事。 《中国科学报》：梁启超的西式教育理念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解玺璋：主要在他对孩子的尊重以及和孩子的平等沟通上。梁启超一生写给孩子们的信非常多，这些书信几乎占到他著作总量的十分之一，总数或有百余万字。在他晚年，几个儿子女儿都在国外，这些孩子无不盼着他来信。而百忙之中给孩子们写信，也是梁启超最大的快乐和享受。 梁启超事无巨细替孩子考虑，但他又从不强迫孩子按自己的意志发展。他希望女儿思庄报考生物学，但思庄不喜欢，梁启超也不强求，反而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 梁启超能跟孩子同乐。他有童心，能和孩子玩到一起。他最小的孩子和保姆间的一些趣事，他都能饶有趣味地写在信件中和大女儿分享，把这些当做自己的一种快乐。 面对性情各异、生长环境完全不同的子女，梁启超的教育方法各有不同，但有一样是不变的，他在写给孩子的信中也反复提到这一点，就是发自肺腑的、自然纯真的爱。他说：“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 附： 梁思顺，长女，诗词研究专家。 梁思成，长子，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永，次子，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人文组）。 梁思忠，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梁思庄，次女，图书馆学家。 梁思达，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梁思懿，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梁思宁，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 梁思礼，五子，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报》 (2013-05-31 第13版 文化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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