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人智库《2015年度死亡质量指数》调查数据显示：在80个受访国家与地区里，英国的“死亡质量指数”排名全球第一，中国大陆死亡质量综合得分为23.3（满分100），排名第71位，中国台湾地区高居第6位。  几年过去，中国的死亡质量也依然处于低分的状态。 死亡质量，看起来学术味十足，其实就是病患的最后生活质量。 中国各大城市几乎每年都会陆续发布幸福生活指数，却忽略了“死亡质量”也是幸福指数的核心指标。 临终也是生活，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生活。 科技发展到今天，很多医生面临最大的问题，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而是如何死掉。 死亡是人类最大的恐惧和心魔，不知道上辈子、这辈子要做多少好事，才能得到一个好的“死亡质量”。 “今天的死亡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技术抢救的过程。没有灵性的照顾，没有让病人给亲人道别的过程。”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教授王一方说。 得不到“好死”——这可能是现在最被我们忽略的幸福难题。  01你接受过“死亡教育”吗？由于中国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国人对活着的人谈死亡，一直比较忌讳。 在我们的教育中，一直缺席“死亡”这一课。 从幼儿时期开始，大多数父母就对死亡问题直接回避。台湾地区高雄师大教授张淑美在《儿童生死教育之理念与实施》一文中指出： “儿童在四岁左右就会产生死亡的概念，如果无法得到正确引导，容易对死亡产生错误认知，并影响一生。” 现实中死亡教育的推进，会遇到来自家长的各种顾虑。 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家的一项调查表明 , 有63%的家长表示“难以接受幼儿园开展与死亡相关的活动”, 有50 %的家长认为“生死教育会让孩子觉得恐怖，对身心不利”，因此反对幼儿园进行死亡教育 。 有一位妈妈说： 我的宝宝快四岁半了，他开始意识到死亡。有一天，他和我说：“妈妈你会死吗？”我听了一惊，随即有些伤感，因为我无法处理这个情绪，所以不能很好地回应他。 我想了想，说：“是的，妈妈会死，但妈妈死的时候你都好大、好大了。” 他哭了，搂住我的胳膊说：“妈妈，我不要你死。”我把他抱到怀里，红了眼圈儿。 自从生了宝宝，我很仔细自己的生活，也曾设想过万一有一天我意外死亡，他将会过怎样的生活。 但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来，就赶紧打消了，不敢想。  中国孩子从小缺乏死亡教育，要知道，死亡教育是教我们如何面对死亡和对待失去。 我们经常会被社会上的青少年自杀消息所震惊，叹息！青春年少的孩子选择自杀的原因，常常由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引起。  上面的纸张，是跳楼自杀的9岁男童的遗书。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三行字写道：“奶奶，我前天误把学校的玻璃窗撞碎了，我知道要惩罚，所以我跳楼了。” 他跳楼前，甚至连“跳楼”的“楼”字都还不会写。 这个现象不得不令我们深思：在孩子的心中，生命的价值在哪里？对死亡的认识在哪里？ 青少年自杀的可怜可悲之处在于，他们对死亡的认知还很不成熟，他们尚未建立起对这个世界完整的认知体系。 我们的孩子因为对死亡没有正确的认知和敬畏，也少了对生命的珍视。 对失败没有心理准备，对挫折毫无提防，输不起，败不得，于是，孩子们轻易的选择了死亡。 他们以为死亡就像是和父母赌气一样，就像是离家出走一样，都可以是抵抗家长的手段，是逃避压力的方法。 殊不知，生命只有一次，失去了永远都不会再拥有。  事实上，只有失去的东西才会得到珍惜，也只有直面死亡才会对生充满渴望，对“活着”这两个字有触及灵魂的理解。 白岩松说：“中国人讨论死亡的时候简直就是小学生，因为中国从来没有真正的死亡教育。” 中国的墓园一般都建在远离人群的地方，充满了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阴森气息。没人愿在这里安放长凳，安放了也不会有人来坐。 我们寄希望于孩子长大就明白了，可事实上，很多人直到生命的尽头，都无法坦然地面对生死，几乎我们每个人都缺失了一堂「死亡教育」课。 对死亡教育的避讳，只会让我们不懂得尊重生命。 02 忽视“死亡质量”，是在降低幸福指数上了年纪的父母亲，有时会说：万一有一天我要死了……类似的话。一旁的孩子连声“呸呸呸，您寿命长着呢”。 其实，这种不讨论的孤独感，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死亡的痛苦。对死亡的避而不谈，才是对将死之人最大的残忍。 一个人独自面对死亡其实是很可怕的，但如果有人愿意和他交流，那么他的脆弱、恐惧、孤独就会被看见，那他就不再是独身一人，因为有人理解他的脆弱，有人缓解了他的恐惧，有人分担了他的孤独。 而我们很多人因为对死亡这件事情的无知，让我们在至亲面临死亡的时候，无法坦然选择让他们幸福地有尊严地死去。  调查显示，我国平均每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4人因癌症死亡。临终三个月过度治疗，病人受尽了痛苦折磨。 死亡，不会因恐惧就不到来，但死亡也没有电视电影里渲染的那么唯美、那么文艺。 当生活旅途的考验面临终点，它会逐渐现身，并取得胜利。 所以，与其避讳谈论死亡，不如去认识它。 在这个前提下，当我们无可避免地走向死亡时，我们才会明白是追求死亡的高质量，还是用机器来维持毫无质量的植物状态？ 1999年，大文豪巴金先生重病入院。  一番抢救后，终于保住了生命，但从此插上鼻管，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由于长期插管，他下巴脱臼，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 巴金先生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可是他没有选择的权利，因为家属不同意。 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哪怕是昏迷，哪怕用呼吸机维持，无论是哪种方式，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即可。 就这样，他在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他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当最爱的人处于生死边缘之时，家人很难选择“不救”。因为我们的传统教育，让我们贯彻“孝”道而不能理性思考，以至于那些羁留至生命最后一刻的重病亲人，仍然接受着创伤性的积极抢救，诸如气切、电击、导尿等，让人十分遭罪。 很多病人连最后想说的话都没说出口，就已经处于频死昏迷的状态，直至断气。 有人说：“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东开一刀，西开一刀，身上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后，挂在维持生命的机器上……这是连惩罚恐怖分子时都不会采取的手段。”  2015年起，朱正纲就开始四处去“拦刀”。作为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他在不同的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  现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医院，首选就是开刀，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 “就是先把大山（肿瘤主体）搬掉，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 “其实开刀不但没用，还会起反作用。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 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 “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慢扩散。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而且其余下的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 开刀漂不漂亮和患者到底活得好不好，这有本质的区别。  人们常说“生活质量”，其实它不止是说活着之时，也包含着死亡即将来临之时。 死得有质量，应该是尽量减少痛苦，泰然地离开人间。 尽可能地提高生命质量，才是延长生命的最好手段。 03 准备好死亡，才能从容地活着欧文·亚隆曾说：“直面死亡会引发焦虑，却也有可能极大地丰富你的整个人生。” 一个人从生到死是必然规律。死亡是赶不走的，也打不倒的。 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早早的学会和它相处，接受它会迟早来临的事实，也就明白了生命的不易。 读懂死亡，才会明白生命深处的尊严。 浙江大学医学院博士陈作兵，得知父亲身患恶性肿瘤晚期后，没有选择让父亲在医院进行放疗化疗，而是决定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 和亲友告别，回到出生、长大的地方，和做豆腐的、种地的乡亲聊天。 父亲度过了最后一个幸福的春节，吃了最后一次团圆饭，7菜1汤。 他给孩子们包的红包，从50元变成了200元，还拍了一张又一张笑得像老菊花的全家福。 最后，父亲带着安详的微笑走了。 虽然父亲最终也逃不过死亡的结局，但谁又能逃得掉呢？ 当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他便有时间对死亡做充分的心理准备，并得以在生命最后的时间里，真真正正为自己活了一次，了却未了的心愿，不留任何遗憾，之后坦坦荡荡的走向死亡。 死的漂亮，也是一种幸福。 当然，谈论有尊严的死亡，在我们健康的时候，说起来都相对轻松，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当你病重的时候，你是否会极度的留恋生命。 哪怕当事人事先做了预嘱，可能事到临头，求生的欲望会打破他原先的设定。 也有许多患了不治之症但充满求生欲的人，他们同疾病、同死亡不懈地进行奋斗，直到最后一刻也不放弃，这同样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所以，如何执行，如何判定，最后这个决定由谁来做，是需要我们思考并学会的事情。 我们没办法好好交流死亡，就没机会好好告别。 写这篇文章，希望能引发一点我们对死亡的思考，学会表达符合自己本人愿望的安排，了知生命的成长过程，学会思考如何“谢幕”。 所有表达出来的愿望，不管是什么，是在最后的时刻不惜一切代价的坚持，还是适时的放手离去，都是值得赞赏和理解的，值得所有人去帮助他的。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若秋叶之静美”，无论是谁，也无论在哪里，最后都应该好好地与这个世界告别。 准备好“死亡”，才能更从容地“活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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