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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经济高速发展的北宋，很多朝廷的官员也是长期租房的，朱熹曾经在《朱子语录》中这样记载： “祖宗朝，百官都无居住，虽宰执亦是赁屋。自神宗置东西府，宰相方有第。” 百官都没有固定的居所，何况是普通的流动市民。 在商品经济极其发达的宋朝，为什么京城会出现很多人住不起“房子”的现象呢？  供需不平衡 北宋开封，人口密集，城市建设跟不上，也只能够租房，比如眉山的“土豪”苏洵，就租住不起京城的房子，只能够退而求其次，住到了京城郊外的兴国寺。 范仲淹，欧阳修呢，在京城也住的是公租房。 宋朝的房租到底有多贵，这个目前尚无确凿的证据考察。 然而，对于宋朝来说，连宰相都要租房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穷，而是因宋朝商品经济发达，城市化方兴未艾，再加上科举制度的兴盛以及商旅人口流动性较大，以致于供求极不平衡造成的。  01，科举考试的人流量 科举制度在宋朝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很多士子试图通过科考来改变家族的命运。 宋朝君主注重人才，从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给予士人关照。除了增加了科举录取的名额之外，还增加了科举考试的次数。 每一年的科举考试时期，都会造成了考生们在京城的长时间滞留，间接的促进了宋朝房租租赁业的兴盛。 在《时人笔记》中也有记载: “宣和元年, 诸道进士赴省试者几万人。 在南宋临安科考期间，《夷坚甲志·李舒长仆》中有记载: “共雇一仆曰陈四。仆愿而朴,多迟钝不及事。四人者日日苛责，惟李不然。” 每一个考生来到京城，必然不是一个人来赶考的，至少需要带随从一人，负责起居和生活所需。 如果京城有亲友，当然可以投靠，一旦没有熟人，也就只能租住旅馆或者是民房，而这样大的人流量，势必会给京城的房屋租赁带来商机。  供需极不平衡，房租也跟着暴涨，尤以京城考场贡院的房屋为甚。周密曾说：“其(杭州)诸处贡院前赁待试房舍，虽一榻之屋赁金不下数十楮。” 而如此大的商机，不仅是商家获利，很多的官员也参与到了旅馆的投资经营中，在《续资治通鉴长篇》中记载，赵普曾经被人弹劾，罪名为“广第宅，营邸店”。 “第宅”就是指的是上层人物的宅院，而“邸店”的意思是像现在的快捷酒店那样，有一定的规模和连锁性质。 当自己一座座宅院建起来之后，赵普便命人将这些房子陆续出租，来赢取利润，类似于现在的“炒房”来赚差价。 同时，由于赶考学生的租住需要，更多京城中的旅馆都出现了专门为考生“服务”的场所，比如祝考生金榜题名等祝福，图个好的寓意，获得更多利润。  在《宋史卷三一百》中，记载，胡宿指出： “礼部间岁一贡，士不便，应当三年之制。” 也就是说，以前的每年进行一次的可靠，不太方便，应该每三年举办一次。 所以，在1066年之后，很多的举人没有中榜，心有不安，再加上往返于两地之间的车马费，食物费以及时间成本过高，就干脆长期的寄宿到了京师，直到自己中榜为止。  02，流动人口，商人 在北宋时期，传统的坊市制度已逐渐崩溃，商品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也就促使了京城人潮涌动，商人流动性极大。 不管是在京城的繁华街道，还是乡村路段，大量的旅馆和可供租住的房屋都建设起来，供来往的客商歇脚和住宿。 “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梦梁录》）。 这样大的人流量，商人，各国旅客，都为京城的租住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  03，宋代的官员 在宋代的租房群体中，还包括官员。 宋朝的法令规定，地方性的官员三年一任，且不需携带家眷，在京城的官员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也就使得越来越多的官员在朝为官，并不会去置办房产，而是会以租房的形式生活着。 同时，再加上宋朝的冗官现象较为严重，庞大的官员群体，宋朝的朝廷也没有更多的精力来安排住所，所以，很多的官员就只能够居住公租房。 除了一些立了大功被朝廷赐予宅院的人之外，其他的也只能够想办法自己克服了。  即使到了宋神宗即位之后，也只有在宰相品级的官员才有住房，其他官员也只能自己去解决住房。 那个时候，设有一个叫做“楼店务”改名为“店宅务”的机构，负责向各个官员们提供国有房产，类似现在的廉租房。 当然，这个也是有条件的，需要官员们自己去申请，这个机构还需要向租房的官员收取一定的金额。 在北宋时期，都城中有两个店宅务：左厢店宅务和右厢店宅务，分别负责东城和西城的房产。 京城的房价极高，寸土寸金，只有在朝廷有实力的人才能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来置办房产，而他们的房产，一部分用于自住，一部分用于出租，来获取一定的利润。  参考文献：《宋史卷三一百》《续资治通鉴长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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