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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写出《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发表《异秉》。1996年12月被推选为中国作家协会顾问。1997年5月16日因病逝世，享年77岁。 古时的中国文人都强调“文以载道”，所做之文由于涵盖了“道”上的意义，因而显得沉重与乏味。但汪曾祺的小说却很不一样，读他的作品轻松自然，和谐生动。作为沈从文的学生的汪曾祺，甚至有些方面超越了他的老师。但这两个人实际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写作都围绕自身所处的地域，紧扣这个天然的“地域背景”，不断寻求创作的契机，沈从文似乎一直在抒写“凤凰”小城，汪则一直在描绘故乡“高邮”。他们都不原趋近当时主流的政治话语，更愿意追求一种类似于个性的“性灵式”的表达。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不同，汪的小说似乎从没有如此深沉的内涵，因为汪自己也曾说，他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因而，在汪的笔下，从来不长曾出现悲壮的故事，也从来不曾出现英雄式的高大人物，更是一些流传于街头巷尾的凡人凡事。他的短篇中，大多是一人或一事，一花或一鸟，看上去很象散文，但显然不似传统的散文，似乎很象小说，但有不似传统的小说，于是就形成了属于汪特有的文本形式。其实，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一直在走一条尝试与探索并行的道路，新文化运动固然倡导“文学”平民化，然而矫枉过正的激进态度仍使古典文学精髓得以保存下来。所以，在汪的小说世界里，依然带着大量传统观念的烙印，而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名声也由此在中国文坛不胫而走。 从《受戒》开始，再到《大淖纪事》，以及《陈小手》，都在写凡人小事。不论是明海还是小英子，还是巧云或十一子，抑或是陈小手。他们都是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他们太过平凡，平凡到都被人遗忘。但一旦到汪曾祺笔下，便变得栩栩如生。在这篇《陈小手》里依然如此，作品写了一个专替人接生的“陈小手”，尽管他能成功接生，但由于不是真正的医生，所以得不到别人的尊重。这样一个平凡人物，在某些作家看来，也许根本不值得来写，但到了汪的笔下，这个人物显得饶有趣味，耐人寻味。他的短篇中，大多是一人或一事，一花或一鸟，看上去很象散文，但显然不似传从这些平凡人物中，我猜想，汪是个“心怀悲悯”的人。正因为有这层意思，他的小说总有一丝“周作人式”的苦涩，但又有一缕“鲁迅式”的悲愤。尽管如此，汪仍保有自身的独特写作风格与人文精神。他的小说很不象小说，但确实又是另一种小说。他似乎不注重人物塑造与刻画，但确实也写活了人物。所以当代作家王安忆曾说：汪老的小说最好读。这个判断是不无道理的。因为，读起汪的小说总是那么轻松，又是那么感动。汪曾祺从未写过长篇，大多都是短篇。但正是这些短篇，让后人记住了这位作家。 在思想观念上，汪并非缺乏深刻的见解，相反在平淡从容的叙述中，早隐匿着他对于世事与人生的独特看法。但这一切都在不动声色的艺术主张中展开了。对于具体的艺术创作，汪曾说，很多事情不能当时去写，需要沉淀好长一段时间，静下来在回忆中再去写才好。他的代表作《受戒》就在四十年后才写下的，而《大淖纪事》也在回忆中写完。同样《陈小手》也是在沉寂好长以后才写下的。应该说，这种创作方法，既符合传统的创作原理，又属于汪特有的艺术见解。作为抗日战争中西南联大的一名学生，同时作为现代文学家沈从文的学生，汪的确有意或无意的实践他的艺术主张。他不止一次说过，他追求的是和谐，不是深刻。他还强调说，很多东西，必须在回忆中写。只有除却了当时的浮躁之后，才能静下来写，也只有除却这种“火气”，才能达到艺术的高妙境界。其实，汪始终带着一种“仙气”，这种独特的感觉，体现在他的小说里，便是我们既感到有儒家的“入世”，同时又有道家的“出世”。甚至还有佛家的“禅味”。尽管他的小说篇幅往往很短，但在短小精悍的文章里，不经意中，那种仙风道骨就被徐徐的展现出来。也许，在就是我们所仰慕的文学大家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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