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乳山参加“四清”运动——钟南山，朗诵：高文静

《仁爱文化》（即《母爱文化》时称《仁爱文化》）编者按：这是乳山市委老干部局于2011年出版的《亲历乳山——老干部回忆录》中的一篇文章。作者钟南山，男，1936年10月出生，福建厦门人，1960年北京医学院毕业留校工作，1965年到乳山参加“四清”运动，1996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3年央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2005年当选第23届中华医学会会长，中共十五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双百道德模范人物，中国治疗呼吸系统疾病领军人物。

2006年9月21日，我到济南参加中华医学会第七次全国呼吸病学术会议。22日晚10点，主持完医生们的演讲比赛和联欢活动后，接受了齐鲁晚报社记者彭东的采访。当时他问我是第几次到山东，哪次印象最深？我回答说：“来了四次了，第一次给我留下了一生难忘的记忆。”

我说的是心里话。那是1965年“四清”时，我到山东乳山参加社会主义教育，住了一年的时间，也是在那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今离开乳山已46年了，许多往事依稀在眼前。

1965年下半年，北京医学院1000多名师生来到乳山参加“四清”运动。我当时被安排到乳山县海阳所公社邢家大队，大队书记叫姜文州。邢家大队“四清”工作队共11人，组长张连勋是乳山县公安局副局长，典型的山东人，为人正直、豪爽。另外还有两位当地干部，一位是乡里的民政叫席兆科，我们都叫他老席，还有一位是县财政局的会计姓王，老百姓私下里都称他大老王，其余都是我们北京医学院的男女师生。

“四清”运动定义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这场从1963年开始的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的是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但由于把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致使1964年下半年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打击，到了1965年至1966 年间，许多干部仍心有余悸。

1965年，我们的“四清”首先从清查经济问题入手。公社统一组织各大队到离邢家六七里地的赵家庄集中整顿。每个大队和小队的队长、副队长、会计、出纳等都是清查对象，邢家总共去了约四五十人。动员会上组长张连勋强调：“有问题的要老老实实交待，没有问题的要认认真真工作，这次运动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清查前后总共才十来天，谁也没想到运动一开始就发生了意外——一名大队干部上吊自杀了。当时工作队干部和清查对象都住在一起，地上铺上麦秸，放开被褥，席地而睡。有一天早晨，大家起来发现一名大队干部不见了，就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在附近一个农民果园里找到了。我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立即进行人工呼吸抢救，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遗憾的是，因为发现太晚，那个人最终也没能苏醒过来。

在“四清”运动中，我们工作队和农民一样出工，每天干的活儿和农民完全一样，耙地、除草、种地，晚上还要开会。每天和农民甘苦与共，使我与他们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大队会计宋钦贤与我同龄，生日比我小两个月，他在县上参加过会计学习班，会记账，出身好，人厚道，在老百姓中的口碑也好，都说他是个正直的老实人，“四清”运动开始不久就通过了审查，当了“四清”工作队会计组组长，天天跟着我们查账、调查、做笔录，几乎天天在一起，一来二去就越来越熟。

刚到乳山时，外出我总是分不清东西南北，所以每次出门办事或到乡里开会、赶集，都拉着他当向导。有一段时间，他的腰老是痛，我就给他每天扎针灸，前后10来天，仍不见好。后来同事崔吉泰又给他看了看，说：“不要再扎针了，他属于深肌疼痛，干活累的，住一段时间慢慢就好了。”崔吉泰在协和医院门诊上工作，临床经验更丰富一些，后来宋钦贤的腰痛果然好了。还有一次，我们到县上集中开会，宋钦贤急三火四地突然闯进会场找我，原来他的三岁小女儿病了。正好北京医学院的师生都在开会，我就在现场通过大喇叭招呼儿科的专家出来，陪他一起去了医院。

我生在南方，长在城市，当年对胶东农村生活的艰难，始料未及。刚到村里，大队上安排我们在一家闲置的空房里住，三间低矮的草房。因为是闲房，所以我们不是睡在老百姓烧火做饭的热炕头，而是睡在凉炕上。夏秋还好，到了冬天炕上冰凉，整个身子冻地蜷缩在一起，所有可以挡风御寒的东西一件件的都压在身上，睡到半夜，冷得实在顶不住了，把所有的棉衣都穿上，可还是不行，再加上身上的虱子到处乱咬，有时候不得不熬到天亮。

那个时候，农村老百姓家里普遍比较穷，粮食产量低，子女又多，生活十分艰难。他们平时主粮是以地瓜和地瓜干为主，玉米饼子都很少能吃到，一年只能吃一两次白面，吃肉也很少，一年的口粮到了转过年的三月份就吃得差不多了，到了四月份，我们吃的粮食常常是槐树叶掺上地瓜干。过大年的时候，能吃上一顿饺子已经是太难得、太奢侈的事了，也是一年一顿最幸福的饱饭。可老百姓都把我们看成是毛主席派来的，总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拿出来。

农村卫生条件差，蚊子虱子苍蝇跳蚤多。那年我的右脚脚踝被跳蚤咬了，瘙痒难忍，挠破后，创面开始化脓、浮肿，肿起的大包像一个球，后来浮肿一天比一天大，穿棉鞋根本系不上鞋带，每天出工不得不一瘸一拐。到了年底，脚肿得实在不行了，正好赶上春节放假，我向工作队和村干部请了假，向朋友借了钱，经过郑州乘飞机回广州治疗。家人把我送到中山一院，由骨科黄承达教授医治。黄教授当时赶紧让我做X光片，随后清创。黄教授说：“你的脚幸亏治疗及时，否则很快就会发展为骨髓炎，那时脚都保不住了。”

在乳山，虽然只有短短一年时间，但对我的触动很大，有时候我会不由地想：中国的农民自己活得这样苦了，可对待起我们这批北京医学院的学子时，像亲人一样热情质朴，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这给了我很深的教育。在乳山，没有人去计较我父亲钟世藩曾经是国民党广州中央医院院长，只因为我能带病坚持劳动，又能为大家看病，就受到农民的一致好评，并介绍我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还记得两个入党介绍人是张连勋和席兆科。

1966年我们回到北京后，我还和宋钦贤还通了一年多时间的信，后来渐渐少了，直到多年以后，他还写信给我，希望我“回去看看”。村里的赤脚医生姜文祥，大串联的时候跑到北京还专程来看了我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