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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家·瑞冬卷》（当代文学出版社）火热征稿中！ 知名·专业·权威 瑞冬卷·2021·总第六期 （网纸同步）   瑞冬卷 文学顾问：孔灏、相裕亭、徐继东、李锋古（已故） 书法顾问：侍少华、李敬伟 摄影顾问：王红军   淡泊人生——我的自传  第四章 工作—— 成为“四清”政治学徒 1964年8 月 ，我正式参加革命工作，那时还未满十八岁。 当年夏收夏种结束后，佛子公社正在大规模地组织各大队的群众上大怀山垦荒种茶，开辟大怀山茶场。我是被抽去作为上场的其中一员，负责本大队的“测量”放线工作（之前，大队已准备安排我担任总会计的职务）。7月底的一天，突然接到大队的通知，要我立即赶回去，准备到县里参加“社教”运动。 据说，县委决定从全县农村的每个大队挑选一至两名优秀的社会青年作为“政治学徒”，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由于公社领导的关怀和大队干部的照顾，我和根竹水的Zhou1xing1hui1两人被确定为本大队参加社教工作队的名单，并经上报县委组织部获得了批准（Zhou1xing1hui1于次年8月第二批参加）。 8月8日，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带着简单的行李去公社报到。那天，各大队参加社教工作队的青年全都到齐了，共有三十多人。当晚，在公社住宿。第二天，由公社党委组织委员Deng4nai3qing1带队到灵山中学报到，参加县委在那里举办的社教工作队集训班的学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当时“左”倾路线指导下在农村开展的一场政治运动，旨在从思想上挖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和封建主义三条根子，实现“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的根本目的。1964年前称为“小四清”（即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1965年1月后统称“四清运动”（即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的“大四清”）。所以，我们这批“社教”运动政治学徒也被称为“四清”政治学徒。在这场运动中，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夸大的估计，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冲击。当然，这不能仅仅算是工作队本身的过错。 在集训班上听了动员报告后，才知道当时县里不仅从农村吸收了一批政治学徒和部分年青的大队干部参加“社教”，还从县直各单位抽调一批强有力的机关干部，组成了一千多人的工作队，计划先以伯劳公社为试点，然后全面铺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集训班上，参加集训的学员按所去的大队编成工作队进行分组学习。我们的队长叫Lao2da2zu3，是个大个子老同志。在学习讨论中，他要求每个队员都要发言。当时我们许多新同志都不会讲话。他说，不会讲也得讲。记得我第一次发言的时候，又害怕，又焦急，刚开了个头便讲不下去了，还差点哭了起来，不过同志们并没有笑话我。 学习了十多天后，领导突然宣布：所有工作队要去阳江县参加“社教”。工作队员也要重新审查，重新编队。后来，有的大队干部可能是因为年龄等原因真被退回去了（其中就有本大队的团支书Pang2bai3sheng1）。我虽然是属于“政治学徒”，但也险一些去不成阳江。那天，县委组织部部长郑进才来到灵中，见我长得比较矮小，便问：“小鬼，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了？”（他是南下干部，讲一口北话）我答：“十八岁。”又问：“去阳江那么远你不害怕吗？”我说：“不怕！”他说：“你这么小，还是回家算了吧！”我着急地说：“我没有家，我不回家！”最后还是我们公社的组织委员Deng4nai3qing1替我求情，才留了下来。 经过重新审查和筛选的工作队，终于整装待发。启程的那天早晨，天还未亮，二三十辆的大卡车随着前面的几辆小吉普，像长蛇出洞似的自灵山中学浩浩荡荡地上路了。这支庞大的车队，一路颠簸，中途除了吃饭稍作休息和等待过渡口之外，日夜兼程，第二天上午才慢悠悠的到达了目的地——阳江县两阳中学。 在那里，又继续了长达二十多天集训学习…… 阳江县是湛江专区第一批开展社教运动的县份之一。 当时的灵山县仍属广东省湛江专区所辖（1965年6月才划归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专区），根据上级指示，全专区的工作队集中到阳江县参加“社教”运动，为时一年。 在两阳中学集训结束后，工作队于9月底开赴农村。 我县的工作队（还有地委机关的部分干部）共一千多人，进驻岗列公社，组成岗列工作分团，由同去的灵山县县委书记王剑东担任分团长，分团以下按大队设立工作队。我去的大队叫报平大队，是个靠海边的平原大村庄，离县城约五公里，全大队共有十二个生产队，三千多人口，生产比较单调，群众生活仍然十分贫穷。工作队有六十多人，队长叫何德，是湛江艺术学校的校长。我们组有三个队员，负责一个生产队，组长叫Nong2fu3liang2，是个海军部队刚转业的干部。当时工作队驻村的状况，推行的简直就是“包揽一切”的“人海战术”。 在开头的两三个月里，由于不折不扣地执行当时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决定（即“前十条”和“后十条”）和推广湖南、河北等地“社教”试点经验，对农村阶级斗争估计得过分严重，把基层政权看得一团漆黑。所以在工作方法上则采取诸如“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干部一律靠边站”、“建立贫下中农协会”、“背靠背揭发干部'四不清’”等等一系列过火的做法，搞得群众个个心慌，干部人人自危，极大地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工作队自身也有如老同志所说的十足是解放初期进村的“土改队”，时时处处弄得紧紧张张和神秘莫测。 幸亏中央于1965年1月及时制定并下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使一些“左”倾的思想和做法得到了及时的克服和纠正，从而防止了更大的偏差和失误。 然而，通过参加阳江“社教”，对于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政治学徒”来说，从中得到的教育和锻炼还是很大的。 首先，从思想上过好“三同”关。工作队必须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群众打成一片，不得搞特殊化。 同吃，就是在“三同”户搭食。按规定每月交伙食费9元钱和30斤粮票，人家煮什么，吃什么。同时还规定“四不准”：不准吃鱼肉蛋，不准喝酒，不准上馆子，不准买零食。当时我所在的“三同”户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人家，八口人吃饭只有一个劳动力，六个小孩，最大的只有十岁，孩子妈妈还是个跛脚的残疾人。平时是“鱼汁”送稀粥，别说鱼肉蛋类，就连青菜有时也是从路边捡来的别人丢弃的烂菜叶子，而且是煮一餐吃几顿。盛粥时，可得讲究点技巧，否则，只是见水不见米。对于吃干饭，简直就是一种奢望。记得有一次，好不容易等来半个月才吃上的一顿干饭，吃饭的时候，眼见着饭钵被那只从笼里跳将出来的老母鸡乱扒猛挖（饭钵就放在鸡笼顶上，大概此鸡也是够饥饿的了），幸好女主人及时捉住它放回笼里，并把面上的饭粒用手迅速地拨抓到自己的碗里，才难为情地叫我们盛饭。即便如此，我也无法抗拒这顿稀有的“鸡扒饭”。……在这户人家吃了几个月后，可能是由于营养过度缺乏，加上经常参加体力劳动，休息时间又比较少，我曾一度出现双脚浮肿。工作队领导得知情况后，才把我调整到别的生产队另择“三同”户。 同住，就是自带行李到“三同”户的家里住宿。刚进村的时候，我的“三同”户没有多余的房屋，无法安排。生产队干部却十分热情地说有间闲屋，并派人七手八脚清扫干净，还将屋内那张大木板床搬出洗净晒干重新搭好，叫我在那里住。开始，我有点纳闷：只见屋内既有床铺，也有厨灶（未拆除），屋梁上还有半截绳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工作队的严明纪律不容我多想，只好住了下来。第二天，队里有个青年悄声地问我：“工作队同志，昨晚你害怕吗？”我说：“没有呀！怕什么？”“嘿！你还不知道哩，里面有个吊颈鬼。”他极其神秘地说：原来，这间屋子里住的是个寡妇，不久前才上吊死的。当时听后自己内心不禁有些发毛，但是为了维护工作队的威信和尊严，我不得不硬着头皮住下去。  同劳动，就是同群众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那时最辛苦的劳动要算是围海堤了。刚进村就去参加围海堤的劳动，而且一干就是半个月。这活又脏又累，从挖泥的口子，到筑堤的地方，大家排成一条长龙，像抛绣球似的你递我接地将几十斤重的泥坨子传下去，稍不小心或力气不够，又湿又滑的泥坨便从你的胸前撞落……一天下来，像个败阵的小泥猴，腰也酸了，腿也软了，但晚上还得开会、做群众工作，第二天起来还得继续坚持。……最有趣的则要数跟随社员到阳江城去收尿了。肩上挑着尿桶担子，沿着小街僻巷，边走边喊，一户一户地收购居民家里的小便挑回生产队作肥料。有时还学着他们用阳江腔调幺喝一两声：“收尿水啰——！”同时也是最幸运的，因为除了完成劳动任务之外，还可以借机逛逛县城，买点东西，吃顿便餐（运动后期管理规定稍为宽松）。 其次，是学会做群众工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思想教育运动，无论是宣传政策、发动群众、调查研究，还是揭发问题、整顿组织、发展生产，每一项工作都必须依靠群众，必须有群众的参与，否则将是一事无成。工作的过程，就是实践的过程；有实践，就有锻炼；有锻炼，就有提高。正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教给我智慧，教给我勇气，教给我信心，教给我力量！ 还有，加入了共青团组织。通过学习和实践，自己不仅在工作能力上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而且在思想政治方面也有了较大的进步。在工作队领导的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1965年3月，经过自己申请和组织批准，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为火热的青春增添了绚丽的光彩。 阳江“社教”，是我政治生涯的开端。 1965年7月，阳江“社教”（“四清”）运动结束。工作队收队返回灵山。 8月，工作队继续集中，前往钦州县开展第二批“四清”运动，时间也是一年。 8 月下旬至9月上旬，集中在钦州农校学习培训。 9月中旬，工作队进村，运动全面铺开。 我县的工作队共一千人多进驻小董公社（后期铺开至大寺、新棠、长滩、那蒙、贵台和板城等公社），成立小董工作分团，县委书记王剑东任团长，许裕任副团长（后期任团长）。以大队为单位组成工作队。 我所去的大队叫中花大队。工作队共有四十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政治学徒”，队长是Cao2si1zhen1，指导员是Ding1yu4hua2。全队分为五个工作组，每组负责一个片。我去的组叫大坡组，共有四个生产队，领导要我自己负责一个生产队。 值得高兴的是，作为分团副团长的许裕一开始就到我们所在的大队蹲点，而且就在我所去的生产队。时任县委农村政治部部长的许裕，又是工作分团的主要领导，他平易近人，没有半点官架子。他总是一件唐装衫，一条长腰带，一顶大笠帽，出入在村落和田间，与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在蹲点期间，他与我同住一间屋，同样“打地铺”——一层泥砖垫地，铺上一些稻草，便成我们的床铺了，而且一住就是几个月（本人则住到收队）；同洗“一江水”——直至冬天还同我一样到江边洗冷水澡。他那雷厉风行的工作姿态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永远值得我敬佩和学习的公仆楷模。 有了阳江“社教”的经验和教训，钦州的“四清”，虽然从指导思想上自始至终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在具体做法上，却有了不同程度的改进和提高。运动中，既抓了对干部“四不清”问题的处理，更注重对群众进行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既抓了农村基层组织的建立健全，更注重发展生产、巩固和壮大集体经济；既抓了用社会主义文化占领农村的思想阵地，更注重科学技术的宣传普及和推广应用。因而，与基层干部的关系比较融洽了，与贫下中农的感情也加深了。总而言之，运动是沿着比较健康道路向前发展……可惜，“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和发动，致使“左”倾的错误又再度重演，而且愈演愈烈，范围愈来愈大。 正是： 阳江社教学真经，传与钦州搞四清。 中夏忽然文火起，偃旗息鼓急收兵。 当代文学家 2020.07.02 started publication 
本刊顾问团队介绍 文学顾问： 孔灏 中国作协会员，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连云港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市作协副主席。 文学顾问： 相裕亭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副秘书长。 文学顾问： 徐继东 文学顾问： 李锋古（已故）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本刊法律、书法、摄影顾问及主播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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