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晚年临“宋四家”，苍劲浑古，愈拙愈妙

在古代书家中，董其昌除“二王”外，推崇的还有唐代颜真卿、柳公权、杨凝式，宋代苏轼、米芾，尤对颜、 杨、米更加倾慕。他把晋人的风流跌宕、唐人的法度规矩、宋人的意气风发融化合一，创造出自己的书法新姿。

此卷笔者认为是用背临之法，因为所临某一家的书体特征并不明显，而在用笔上更多取苏、米之法，诚如卷尾自题云：“四家书以苏米为熟境，黄蔡非串习者想当近似耳。”

他对米书评价极高：“米元章书，沉着痛快，直夺晋人之神”，自一五八〇年开始学宋人，他便极力推崇米芾，临仿米的作品也很多，如《临天马赋》《燕然山 铭》《千字文》等。

如何求变？他依靠自己长期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加以融会贯通，做到笔为我使，笔随心转，反对刻板、紧张、徒守格辙，并竭力追求生、秀、淡、拙的风格意蕴。

此帖用笔大多清健爽劲，看似直率，实含功力，尤其在转、束处加强力度，具 顿、挫之笔意。字型书态亦寓险绝于平正之中，含动姿于端庄之内。

这正是董其昌临仿作品超越他人的缘由所在，其大多数作品皆表现出一种不经意而为的状态，实际上包含着一生练就的灵变笔法和深厚功力。

董其昌临仿书的手法，大致分为三种：对临、背临和仅以古帖之文而全用己法书之的所谓意临。

对临主要是指初学阶段，或相对于篇幅较长的诗帖，背临则是在熟知了解古帖的基础上，完全凭借自己的记忆，不对原帖，信乎以己意为之。“唐宋以来名家法书皆可背临，赵吴兴不能如余以肖似”。 

在这三种手法中，尤其意临有着独特的创新，他不完全“格辙”古人的作品，而是有所选择和取舍，并在参合采用各家各帖的“笔意”中，溶入较强的主观因素，不黏着于古帖的外在形式，而着意开辟自由发挥的空间，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面貌，一如抚拨无弦之琴，遥听依稀可闻的希声幽韵。

他曾云：“临书先具天骨，然后传古人之神，太似不得，不似又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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